如何解决乡土社会和现代法治的冲突

如题所述

首先,乡土社会的秩序往往基于儒家所指出的(而非其主张的)人类普遍存在的"爱有差等"的自然情感,"爱有差等"是主张"兼爱"的墨家对其对手儒家观点的一种既确当又不确当的概括。确当,是因为儒家看到了并承认人的自然情感是爱有差等的,社会秩序不能违背人的自然情感,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现实主义者;而墨家主张的"爱无差等"是违背人情的,是一种必定落入空想的理想(墨家为历史所湮灭因此是个必然)。不确当,是因为儒家仅仅是承认现实,而不是要将之作为一种理想。儒家的理想,如孟子所言,是在承认爱有差等的现实的基础之上"推恩",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梁惠王上》);正是人在感情上有这种差别推恩才可能。关于"爱有差等"的自然情感的分析,又请看休谟的分析,《人性论》,下卷,关文运译,郑之骧校,商务印书馆,1980年,卷3,章2和章3,页645.
这种秩序发生在因血缘和地缘而形成的关系紧密的小型熟人社会,具有很高的同质性,也往往具有很大的狭隘性,说好听的就是"爱你的邻人" (《圣经》)
,而另一说法就是"胳膊肘向里拐". 参见,埃里克森,
前注7,特别是第10章的分析。它优先关注和满足内部人的利益(这其实也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因为这里的关系有更多的互惠),一旦内部人与外来的陌生人发生冲突和纠纷,往往会以牺牲外来者的利益为代价来维护社区的利益。最极端的例子就是,"盗亦有道",
在其群体内有道,但对于群体之外的人则无道。而由于这一特点,又往往加剧这种社会的封闭性。

其次,由于建立在熟人社会上,由于这种封闭性,乡土社会的秩序必然无法形成一种哈耶克所说的"扩展的秩序",无法以此作为一个地域辽阔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组织构架,参看休谟的分析论证,人的自然道德不足以构成"广大的社会"的秩序,甚至会与这种秩序相抵触,广大社会的秩序是人们在必要的社会交往中形成的既是"人为"的也是自然的措施和协议。同前注19.
尽管可以成为一个大国的社会秩序的基础。因此,我们也许可以理解,为什么近代民族国家出现之前西方的所谓"国家"的形式(帝国除外,帝国是以军事力量强制联结为"一个"国家的)往往一直是邦国,并且常常围绕商贸中心出现。即使近代早期出现了绝对主义"国家",地域管辖扩展了,而各地的法律秩序仍然是不一致的,以至于启蒙时期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就曾嘲笑当时法国的法律,说,他旅行时所经过的不同法域比他更替旅行用的乘马还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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