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女性商品化？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大潮席卷下的中国，"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市场的扩张。此时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引进及其"性别书写"，既有展开和释放女性身体内涵的意义；但是，同时这具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脱颖而出的感性化的"身体"又及时地被市场和商品化大潮所俘获和操纵。这种"性别书写"、"阶级分化"同"市场交换"成为了共生的秘史，市场既为性别/阶级分化创造了条件，同时，反过来，性别/阶级分化又为波诡云谲的市场经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有不谋而合、异曲同工之妙。
在所谓市场社会中，与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沦为真正的无产者的工人一样，位于社会底层的妇女，同样沦为最廉价的过剩产品。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或者说在从"革命的中国"向"市场的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女性"的"性别"特征逐渐被清晰地刻写出来，中国日益由一个"无性化"的社会转变成为一个"性别化"的社会。正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最突出的现象是妇女的"身体"获得了解放一样，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女性的"身体"再一次获得"解放"。
但是，这一次"解放"，不是作为"女国民"或"女同志"，而是作为"女性身体"而获得解放，妇女在市场社会中获得了鲜明的性别定义。"改革开放"伊始，"美人头"作为"改革开放"的标志开始在杂志封面抛头露面、搔首弄姿，随之而来的是化妆、选美和性工作。女性开始被性别规划、职业化和商品化。女性身体引人注目地开始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转型中，女性身体逐渐被重新从性的角度被规划、开发、使用和诠释。到了90年代，由于市场经济的发育日趋成熟，广告这一最典型和活跃的大众文化工场成为了新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生产基地，男/女性别被塑造和铭刻成为两类固定的社会形象：男人被塑造成为"成功人士"，社会权力和财富的生产者、垄断者和消费者，而女人则被塑造成为男性占有和消费的对象，即成为一种社会消费品--"做女人挺好"。
在90年代的大众文化领域，阶级的构造和性别的构造携手共进，共生共荣。"女性身体"全面地潮水般地涌入生产/消费和市场。 无论人们多么不愿意正视；然而，实际上买卖婚姻是人类婚姻的常态。在市场社会，婚姻无可避免地具有这个社会最本质的特点，即婚姻无可避免地成为买卖的婚姻。只要有市场的地方，就无可避免地存在着买卖关系，而妇女自古以来就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而性买卖不过是一种最直言不讳的表达形式。性买卖几乎是和私有财产、市场同时出现的一种古老现象。当然，妇女成为商品也需要一定的条件。在部落社会，妇女是部落之间流动的礼物，妇女无法从部落财产分离出来。
从中国历史上看，女性身体的处置成为一个有趣的变化过程。性工作者这一形象和职业是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逐渐分化和凸显出来的。中国古代有所谓"四大美人"，但这四大美人都是皇帝的专宠和禁脔。值得注意的是，"四大美人"是唐代以前的故事。而到了唐代以后，"美人"不再被重重宫墙封锁和被皇帝独占，而是被解放出来，被大张旗鼓地展示于红灯高照的妓院。从此，美人从宫廷流入了市场，进入了伟大的商业交换和流通。历史传说中那些耀眼的、光芒四射的女性不再是嫔妃，而是妓女。从薛涛、苏小小，到李香君、柳如是、董小宛，她们都是"职业女性"。从宋徽宗"夜会李师师"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有趣的变化。到了宋代，市场已经充分显示了它无所不能的伟大力量，这种惊人的魅力连皇帝也甘拜下风。根据传说，清代同治皇帝因为到紫禁城外买春而死于梅毒。
到了市场经济发达的时代，性不再是皇帝的特权；相反，皇帝也要"微服""屈尊"到市场去购买。性的消费成为男性的一种普遍共享的权利。妓院成为了男性的共和国。正如美国白人的民主制度建立在对于黑人奴隶的种族奴役之上一样，在对于女性的性别奴役之上，也建立了男性民主制度。 妇女存在的形态是不断变化的。
在中国历史上，妇女明显地经历了从宫廷和从家庭解放出来的历史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摆脱宫廷帝王的垄断，进入市场，成为商品，也是一种"解放"。买卖婚姻和卖淫一方面是对于妇女身体的奴役和贬低，但是另一方面是对于妇女身体的肯定和解放。从封建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被剥削者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可以向所有人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也就是说，最少他们在"卖"这一点上是"公平"和"自由"的。正如工人一样可以正当地、自由地出卖自己的身体和劳动，作为性工作者，妇女使自己的身体进入市场，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伟大循环。妇女卖淫，与工人出卖劳动力、知识分子出卖知识一样，它体现了资本主义共和国最基本的买卖规律。
这是资本主义普遍的卖身制度，性工作者和蓝领工人、白领工人或者说知识分子的唯一区别在于，他们所出卖的是身体器官的不同部分。在市场社会，妇女的身体沦为商品是必然的。不论是以隐蔽的还是公开的形式出卖。由于整个社会无法摆脱这种压迫结构和买卖关系，由于现代文明是一种压迫性的社会，所以妇女的被压迫、被剥削、被买卖既是不言而喻的，又是"自然"的。在阶级的、压迫性的社会中，如果商品经济是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如果"等价交换"和"自由贸易"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普遍规律；那么，禁止性买卖就是不可能的，就像禁止工人出卖劳动力是不可能的一样。简单地从道德上来反对丑恶的买淫和卖淫，就像简单地从道德上谴责资本家的血汗工厂一样是无力的和虚伪的，因为买淫和卖淫是一种基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在普遍存在的卖淫社会，其区别只在于这种买卖或者是公开的，或者是被掩盖起来的。"这种权衡利害的婚姻，在两种场合都往往变为最粗鄙的卖淫--有时是双方的，而以妻子是最通常。妻子和普通娼妓的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不是像雇佣女工计件出卖劳动那样出租自己的肉体，而是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 一方面纵容剥削，另一方面却羞羞答答不敢正视性剥削，将性剥削的政治变成为一个道德分区，将剥削的政治性转换成道德，使性剥削无名化或者驱逐到地下，结果不是性剥削的消失，而是性剥削的被迫遗忘。恩格斯针对这种男权社会的虚伪说："杂婚制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也是一种社会制度；它使旧时的性的自由继续存在，以利于男子。在实际上不仅被容忍而且特别为统治阶级所乐于实行的杂婚制，在口头上是受到非难的。但是实际上，这种非难决不是针对参与其事的男子，而只是针对着妇女：她们被排除出去，被排斥在外，以便用这种方法再一次宣布对妇女的绝对统治乃是社会的根本法则。" 如果要真正消灭性别压迫、卖淫和性剥削，那么，首先必须消灭经济的不平等和剥削关系："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简单的后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
人之初，性本善。正如劳动是人的自然机能一样，性也是人的一种自然机能。对于劳动的独占与剥削，与对于性的独占与剥削是同时产生的。同时，它也产生了对于劳动和性的侮辱。在所谓文明社会，劳动和性成为了压迫和奴役的一种最典型的形式和最鲜明的标志。正如工人为了金钱而出卖劳动力，妇女也同样为了金钱而卖淫。在压迫性的社会中，位于社会最底层的妇女无法真正成为社会"主体"。到目前为止的所谓妇女解放，是从作为"物品"的妇女到作为"商品"的妇女的历史过程，妇女是作为商品而被解放出来的"身体"。妇女真正获得解放，必须待到妇女的身体不再是买卖的对象，正如工人的解放必须等到工人不再被迫从事奴役性的劳动一样。"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 只有当劳动和性交是出于愉悦而不是被迫发生的，才成为真正美丽的。这种劳动和性的自由享乐将构成人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重要标志。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或者说在从"革命的中国"向"市场的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女性"的"性别"特征逐渐被清晰地刻写出来，中国日益由一个"无性化"的社会转变成为一个"性别化"的社会。正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最突出的现象是妇女的"身体"获得了解放一样，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女性的"身体"再一次获得"解放"。但是，这一次"解放"，不是作为"女国民"或"女同志"，而是作为"女性身体"而获得解放，妇女在市场社会中获得了鲜明的性别定义。"改革开放"伊始，"美人头"作为"改革开放"的标志开始在杂志封面抛头露面、搔首弄姿，随之而来的是化妆、选美和性工作。女性开始被性别规划、职业化和商品化。女性身体引人注目地开始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转型中，女性身体逐渐被重新从性的角度被规划、开发、使用和诠释。到了90年代，由于市场经济的发育日趋成熟，广告这一最典型和活跃的大众文化工场成为了新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生产基地，男/女性别被塑造和铭刻成为两类固定的社会形象：男人被塑造成为"成功人士"，社会权力和财富的生产者、垄断者和消费者，而女人则被塑造成为男性占有和消费的对象，即成为一种社会消费品--"做女人挺好"。在90年代的大众文化领域，阶级的构造和性别的构造携手共进，共生共荣。"女性身体"全面地潮水般地涌入生产/消费和市场。
无论人们多么不愿意正视；然而，实际上买卖婚姻是人类婚姻的常态。在市场社会，婚姻无可避免地具有这个社会最本质的特点，即婚姻无可避免地成为买卖的婚姻。只要有市场的地方，就无可避免地存在着买卖关系，而妇女自古以来就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而性买卖不过是一种最直言不讳的表达形式。性买卖几乎是和私有财产、市场同时出现的一种古老现象。当然，妇女成为商品也需要一定的条件。在部落社会，妇女是部落之间流动的礼物，妇女无法从部落财产分离出来。从中国历史上看，女性身体的处置成为一个有趣的变化过程。性工作者这一形象和职业是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逐渐分化和凸显出来的。中国古代有所谓"四大美人"，但这四大美人都是皇帝的专宠和禁脔。值得注意的是，"四大美人"是唐代以前的故事。而到了唐代以后，"美人"不再被重重宫墙封锁和被皇帝独占，而是被解放出来，被大张旗鼓地展示于红灯高照的妓院。从此，美人从宫廷流入了市场，进入了伟大的商业交换和流通。历史传说中那些耀眼的、光芒四射的女性不再是嫔妃，而是妓女。从薛涛、苏小小，到李香君、柳如是、董小宛，她们都是"职业女性"。从宋徽宗"夜会李师师"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有趣的变化。到了宋代，市场已经充分显示了它无所不能的伟大力量，这种惊人的魅力连皇帝也甘拜下风。根据传说，清代同治皇帝因为到紫禁城外买春而死于梅毒。到了市场经济发达的时代，性不再是皇帝的特权；相反，皇帝也要"微服""屈尊"到市场去购买。性的消费成为男性的一种普遍共享的权利。妓院成为了男性的共和国。正如美国白人的民主制度建立在对于黑人奴隶的种族奴役之上一样，在对于女性的性别奴役之上，也建立了男性民主制度。
妇女存在的形态是不断变化的。在中国历史上，妇女明显地经历了从宫廷和从家庭解放出来的历史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摆脱宫廷帝王的垄断，进入市场，成为商品，也是一种"解放"。买卖婚姻和卖淫一方面是对于妇女身体的奴役和贬低，但是另一方面是对于妇女身体的肯定和解放。从封建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被剥削者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可以向所有人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也就是说，最少他们在"卖"这一点上是"公平"和"自由"的。正如工人一样可以正当地、自由地出卖自己的身体和劳动，作为性工作者，妇女使自己的身体进入市场，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伟大循环。妇女卖淫，与工人出卖劳动力、知识分子出卖知识一样，它体现了资本主义共和国最基本的买卖规律。
这是资本主义普遍的卖身制度，性工作者和蓝领工人、白领工人或者说知识分子的唯一区别在于，他们所出卖的是身体器官的不同部分。在市场社会，妇女的身体沦为商品是必然的。不论是以隐蔽的还是公开的形式出卖。由于整个社会无法摆脱这种压迫结构和买卖关系，由于现代文明是一种压迫性的社会，所以妇女的被压迫、被剥削、被买卖既是不言而喻的，又是"自然"的。在阶级的、压迫性的社会中，如果商品经济是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如果"等价交换"和"自由贸易"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普遍规律；那么，禁止性买卖就是不可能的，就像禁止工人出卖劳动力是不可能的一样。简单地从道德上来反对丑恶的买淫和卖淫，就像简单地从道德上谴责资本家的血汗工厂一样是无力的和虚伪的，因为买淫和卖淫是一种基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在普遍存在的卖淫社会，其区别只在于这种买卖或者是公开的，或者是被掩盖起来的。"这种权衡利害的婚姻，在两种场合都往往变为最粗鄙的卖淫--有时是双方的，而以妻子是最通常。妻子和普通娼妓的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不是像雇佣女工计件出卖劳动那样出租自己的肉体，而是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 一方面纵容剥削，另一方面却羞羞答答不敢正视性剥削，将性剥削的政治变成为一个道德分区，将剥削的政治性转换成道德，使性剥削无名化或者驱逐到地下，结果不是性剥削的消失，而是性剥削的被迫遗忘。恩格斯针对这种男权社会的虚伪说："杂婚制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也是一种社会制度；它使旧时的性的自由继续存在，以利于男子。在实际上不仅被容忍而且特别为统治阶级所乐于实行的杂婚制，在口头上是受到非难的。但是实际上，这种非难决不是针对参与其事的男子，而只是针对着妇女：她们被排除出去，被排斥在外，以便用这种方法再一次宣布对妇女的绝对统治乃是社会的根本法则。" 如果要真正消灭性别压迫、卖淫和性剥削，那么，首先必须消灭经济的不平等和剥削关系："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简单的后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
人之初，性本善。正如劳动是人的自然机能一样，性也是人的一种自然机能。对于劳动的独占与剥削，与对于性的独占与剥削是同时产生的。同时，它也产生了对于劳动和性的侮辱。在所谓文明社会，劳动和性成为了压迫和奴役的一种最典型的形式和最鲜明的标志。正如工人为了金钱而出卖劳动力，妇女也同样为了金钱而卖淫。在压迫性的社会中，位于社会最底层的妇女无法真正成为社会"主体"。到目前为止的所谓妇女解放，是从作为"物品"的妇女到作为"商品"的妇女的历史过程，妇女是作为商品而被解放出来的"身体"。妇女真正获得解放，必须待到妇女的身体不再是买卖的对象，正如工人的解放必须等到工人不再被迫从事奴役性的劳动一样。"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 只有当劳动和性交是出于愉悦而不是被迫发生的，才成为真正美丽的。这种劳动和性的自由享乐将构成人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重要标志。
“商品女性主义”概念由罗伯特·戈德曼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指“女性主义”的商品化，商品被赋予“女性主义”的内涵。这与“女性”商品化的逻辑有所不同。一方面，商品女性主义将女性主义看作一种风格，一种抽象的符号。商品生产者将女性主义的政治意义清空，对女性主义进行包装，使其以商品的形式呈现。女性主义话语被转化为符号，可以附加到商品品牌上，这是一种纯粹的经济策略。另一方面，在消费主义的引导下，女性消费者通过支持或购买标榜“女性主义”品牌的商品来获得自我赋权。她们错误地将女性主义与消费赋权混淆，认为这种消费将逐渐取代传统的政治活动，成为新的“斗争形式”。
究其根源，商品作为一种拜物教，它本身在不断改变着女性主义的内涵。马克思强调，商品以物的形式遮蔽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商品关系将主体间关系变成客体间关系。通过商品，商品女性主义遮蔽了性别压迫的制度性原因，并将性别与其他社会关系隔离，创造了一个抽象的“女性主义”，以重新塑造女性主体对社会关系的理解。商品逻辑将人视为原子化的个人，强调个人选择、个人赋权和个人独立。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商品女性主义主张抽象的个人主义，集体性质的运动不再重要，女性不再承担打破性别压迫锁链的集体使命，而是专注于个人赋权。女性将自己视为商品本身，成为经济理性的可计算的主体。这种“自我主体”认为消费是赋能行为，女性可以通过消费获得女性权力。因此，商品主义与女性主义达成了一种奇异的合谋，商品改变了女性主义的内涵，而女性则通过购买标榜“女性主义”的商品塑造个体的所谓女性气质。于是，商品女性主义使女性主义从关注社会剥削的理论，不断转化为一个关注女性个体本身的肤浅思想。商品女性主义对女性的利益产生严重危害。商品生产者通过肤浅的意识形态嫁接，将女性主义的标志与对女性气质的叙事混为一谈。广告商虽然试图弥合女性主义与商品主义的意识形态矛盾，但这种尝试最终只会导致商品主义对女性主义的主导。在这种逻辑下，商品对女性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异化，具体表现为女性自身的异化、女性与家庭的异化以及女性与女权运动的异化。
首先，女性自身的异化。在商品女性主义观念的影响下，女性将商品消费视为一种女性主义自我赋权的形式，即消费赋予女性权力。也就是说，女性个体认为其可以通过消费具备某种能力。商品女性主义强调个体的个人所有权，且这种所有权是以女性对其身体的所有权为主。在现今的媒体上，身体依然被描绘成女性资本的主要来源。近年来，女性广告发生了重大变化，广告中的年轻女性经常被描绘成积极的、独立的，而不是被描绘成男性目光下的被动对象。与过去不同，女性在对身体的监督的过程中，不再把自己看作客体，而是把自己看作主体。女性似乎被定义为一种身体属性，拥有“完美的身体”被视为女性身份的关键。在商品逻辑的支配下，女性遵循着严格的自我规训文化，努力规范自身行为的方方面面，并自以为是以自由选择的方式展示自我。在这种情况下，对身体的监督，对健身、美妆、护肤等的向往成为重要的媒体内容类型。媒体将所谓“完美女性”塑造成“女性主义”的领袖，目的是以此兜售相关商品，这最终导致了女性的普遍焦虑，尤其是女性对身体的焦虑。
其次，女性与家庭的异化。在传统社会关系中，女性一直与家庭生活密切相关。家庭是女性生活的主要内容。如今，家庭妇女成为商品女性主义嘲讽的对象。受商品女性主义观念的影响，女性不再把自己看作家庭的附庸，而是将自己视为独立个体。女性希望能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实现一种平衡，从家庭生活中解放。商品逻辑培养了女性的经济理性思维，使其开始用功利的心理思考自己与家庭的关系。这产生了一种特殊目的的算计，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统以情感维系的家庭模式。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但在针对女性的社会结构性剥削没有动摇的前提下，对女性个体权利的过分强调，极易引发男性与女性的冲突并使女性与家庭产生矛盾。在商品社会，女性在家庭关系和商品社会关系中扮演着一个极其矛盾的双重角色。商品女性主义无法使女性在根本上从传统的家庭模式中解放。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二现代社会女人对于男方的要求变为了一种商业化的表现。
三，现代社会是一个真正的物质社会。金钱至上的观点几乎深入到每一个人心里。
四。这种现象应该在未来会很大的改变。至少说是男女双方都会变成商业化的存在。现在女人的商品化表明一种是仅现代社会大众的。审美观点是比较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