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1890年俾斯麦的下台和取消反社会党人法，新历史学派存在的基础开始动摇，进入了衰退解体的过程。1883年奥地利经济学家C.门格尔发表《关于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研究》，批判历史学派不能区别理论科学、历史科学和政策实践的关系，将经济现象的历史记述和经济理论的历史性相混淆，在方法论上缺乏理论分析和抽象，陷入了世俗的经验主义，因此缺乏“精密的方法”，放弃对“精密法则”的研究。门格尔强调理论经济学正像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化学一样，主张理论是经济学的中心，而历史只不过是它的辅助。施穆勒就在《施穆勒年鉴》上发了反批判文章《国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1883），接着门格尔又针对施穆勒的文章，发表《德国国民经济学中历史主义的谬误》（1884），施穆勒并不回答。他们二人之间争论虽然就此结束，但双方门下弟子之间却持续了有20多年，学说史上称之为“方法论论争”。历史学派逐渐衰落，而完成解体过程的还有待于历史学派内部韦贝尔的批判，即“价值判断论争”。
韦贝尔发表了《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批判施穆勒将伦理道德和经济借科学的名义混合，用道德和法律来挽救经济生活中由于利己心弊端，这是在科学中渗进“价值判断”。他主张社会科学中应该经验的认识与价值判断区分，作为经验科学的社会科学，在于寻求客观真理。至于希图发现理想和规范，为实践寻求对策，这属于主观“价值判断”，这里有无数不同的价值观斗争，只有让人们自由选择和评价处于“诸神斗争”中的各种价值。这是韦贝尔所提出“价值的自由性”，还提出“理念型”作为社会科学方法基本概念，用这个基本概念和方法可保持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和“价值的自由性”。施穆勒在1911年《国家科学辞典》第八卷中，进行了反驳，施穆勒认为各种对立的价值判断是阶级利害对立的表现，而历史的最终目的在于协调、统一在“共同福利”这一理想上，按照这个理想可以对各种价值判断作出共同评价。韦贝尔把这种主张讥笑为“伦理的进化论”，平庸之至。桑巴特、布伦塔诺等都支持韦贝尔的主张，桑巴特在《现代资本主义》（1902）一书中，则运用他自己的发生论的、体系论的方法研究经济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出现了空前的通货膨胀，历史学派缺乏理论，束手无策，许多经济学家都纷纷脱离历史学派，历史学派终于解体。德国的社会政策学会也在1935年被纳粹党所镇压而解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