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川作战
崇祯十三年（1640年）闰正月，张献忠在枸坪关被左良玉击败，率部突入四川。入川途中，在太平县的玛瑙山又受到郑崇俭和左良玉的夹击，伤亡惨重。接着又受到湖广军、四川军和陕西军的追击堵截，农民军连受重创，退居兴安归州山中，又被左良玉等军围住，农民军陷于困境。
为此，张献忠利用杨嗣昌和左良玉的矛盾，派人携重宝贿左良玉，说：“正是因为我的存在，朝廷才重用你，你的部下乱杀无辜，朝中早有人看在眼里，如果我不在了，那么离你死也不远了。” 左良玉斗志松懈，张献忠乘机收聚散亡，在山民的帮助下，走出兴安，与罗汝才等部会合。
张献忠又利用四川巡抚邵捷春和杨嗣昌之间的矛盾，集中兵力，猛攻邵捷春防守的新宁（今四川开江）。邵捷春根本没有想到农民军如此神速，官军一触即溃。农民军突破新宁防线后，顺利地进入了四川。农民军的入川，打破了杨嗣昌的围剿计划，并在军事上也从防御转入了进攻。
杨嗣昌刚愎自用，满以为官军已把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包围在鄂、川、陕三省交界地区，胜利在握了。但实际上是面对军令，从总督到将帅。再到士兵。几乎是无人去执行。
张献忠尽量避免与官军打阵地战，而采取“以走制敌”的策略，一昼夜能行三百余里，快速流动，常常把官军搞得顾此失彼，腹背受敌，疲于奔命。
崇祯十三年（1640年）十二月，杨嗣昌眼看无法消灭农民军，就采用“招抚”办法，妄图分化瓦解。杨嗣昌宣布赦免罗汝才罪，归降者授以官职，唯不赦张献忠，有能擒获张献忠者赏万金，封侯爵。
但第二天杨嗣昌驻地的墙壁上就出现“有能斩督师来献者，赏银三钱”的布告。 农民军针锋相对的回击，使得杨嗣昌非常沮丧，并怀疑左右都私通农民军。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张献忠已在四川转战了近半年。这时，农民军在开县黄陵城被官军左良玉部追及，左部参将刘士杰、游击郭开力立即出战，农民军以逸待劳，张献忠抽出一支精兵绕到官军后方出击。左良玉逃走，刘士杰、郭开力被击毙，官军将士死伤过半，农民军获得全胜。
扩展资料
张献忠（1606年9月18日－1647年1月2日），字秉忠，号敬轩，外号黄虎，陕西延安府庆阳卫定边县（今陕西定边县）人。明朝末年农民军领袖，与李自成齐名，大西政权的建立者。
出身贫苦家庭，从小聪明倔强。跟父做小生意，贩卖红枣。初为捕快，进入延绥镇成为边兵。生性刚烈，爱打抱不平，为此几乎丧命。崇祯年间，组织农民军起义，克凤阳、焚皇陵、破开县、陷襄阳，胜战连连。崇祯十六年，攻克武昌，自称大西王。带兵攻入四川，建立大西政权于成都，年号大顺。
大顺三年（1646年1月2日），引兵拒战对抗清军，在西充凤凰山被清和硕肃亲王豪格射死。
沉银之谜
参见：张献忠黄金盘、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
成都民间流传过一首民谣：“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有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传说清兵入关，四川境内发生连年混战，张献忠不得不退出成都。民谣就是说的张献忠兵败退出成都时，把“大西国”的金银财宝秘藏起来，为了将来能找到所藏之宝，不至于因年代久远而迷失，便设计了石牛和石鼓作藏宝记号，谁发现了石牛石鼓，就有可能找到“大西国”的神秘宝藏。
张献忠携带的千船金银珠宝从成都顺水南下，在四川彭山县江口镇“老虎滩”一带遭到川西官僚杨展的突袭，千船金银珠宝绝大都分随船队沉落江中。
2005年4月20日，彭山县城开建引水工程，施工队在岷江“老虎滩”河床上用挖掘机开挖铺设管道的沟槽时，一铲就铲出一捆共10枚银锭，银锭身上铸造时打上的“崇祯十六年八月，纹银五十两”字样清晰可见。
据彭山县文管部门初步鉴定，这批被挖掘出土的银锭为明代官银，它为破解张献忠在此“千船沉银”之谜找到了证据。此次挖掘出土的银锭，无论从银锭本身还是其外包装，都与史料记载相吻合，从而证实了张献忠300多年前在此沉银之说完全符合历史真实。
2015年12月16日，专家确认张献忠“江口沉银遗址”，呼吁尽快保护。2016年1月5日，张献忠“江口沉银遗址”中心区域发现的一批珍贵文物，除发现刻有“大西”年号的银锭及“西王赏功”金、银币外，最为珍贵的是长12厘米、宽10厘米、重730克，刻有29个字的金封册，经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2017年1月开始的彭山江口沉银水下考古在两个多月后取得重大进展：出水文物超过1万件，实证确认了“张献忠江口沉银”传说。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张献忠
屠杀
关于四川人是谁屠杀的，有两个说法，一是张献忠，二是清军。
崇祯九年（1636年）正月，张献忠军久攻滁州不下，部队伤亡惨重，张军“掠妇女数百，裸而沓淫之。”然后“尽断其头，环向堞，植其跗而倒埋之，露其下私，以厌诸炮”，称为“阴门阵”。
《圣教入川记》说张献忠“性情暴虐，每日均杀人。大西的官员本有九百人。张献忠离开成都时还有700人。到他临死时只有25人”。
沈荀蔚在《蜀难叙略》上说，由于清军进剿追击，张献忠乃毁成都，“王府数殿不能焚，灌以脂膏，乃就烬。盘龙石柱二，孟蜀时物也，裹纱数十层，浸油三日，一火而柱折。”但这些都是多是清朝时的书籍，其可信度值得怀疑，例如满清的“七杀碑”传说。
清政府说张献忠不仅杀人如麻，还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个碑，碑上写有：‘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但后来，在广汉的一个公共墓地里，出土了张献忠的“圣谕碑”。碑文上却是：‘天生万物与人 ，人无一物与天 ；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明史》说张献忠在四川杀了六万万人，这数字本来就很荒谬，当时的中国总人口还不到一亿（也有历史学家推测中国的人口在明万历年间达到了一亿二千万至两亿），这些事实说明清政府的宣传存在明显夸大的成分。
尽管历史上农民起义有乱杀的现象，但张献忠屠杀到四川只剩下6万人是不可想象的，他这样做无疑是自毁长城。而且清军也有乱杀的事实，“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这是1649年清政府屠四川时的命令。在张献忠死后，清军用了多年才平定四川。由于清人记载张献忠战死时川人已几乎被其屠尽，而此后满人仍然在四川征战多年方将其平定，由这一矛盾也可以看出实际上张献忠进行的屠杀很可能规模没有达到清人所描述的那种地步。
对此，《中国断代史系列-明史》有如下论述：“《续编绥寇纪略》所记的张献忠起义军在川杀人数，绝不可靠。由此推想，旧史书上述几起张献忠起义军杀戮事件的记载，夸大渲染之处肯定存在。但是，关于上述杀戮事件，有多种史书加以记载，而且除了细节的差异外，基本情况大体相同，这说明这些事件应是确有其事。在杀戮中，张献忠不懂得把明朝残余势力和一般绅士、劳苦群众区分开来，错误地把明朝残余势力的顽抗，视作整个四川居民的反对大西政权，狭隘的地域观念，使他对四川人产生偏见，从而不仅杀了明朝残余势力，也杀了许多一般绅士，更杀了不少劳苦群众，这便使这类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反人民性。应该说这是张献忠在晚年犯下的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由于张献忠之在四川大杀戮，具有反人民性的一面，这便使之严重脱离群众。脱离群众的人是不可能成功的，张献忠之大杀四川人，成为其后来遭到丧命惨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