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影响力不大，但地位很高。就比如很多中国人也听说过尤利西斯或者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但真正读过的人很少吧。就是说看过的人很少，一般都是那种有过很多阅读经验的文学爱好者或者文艺工作者、知识分子阅读，但凡是看过的人评价大多都很高。我记得之前Centaur Classics评过全世界最伟大的100本小说，红楼梦就是唯一入选的中国小说。
看红楼梦确实是比较费劲的。David Hawkes和Minford的翻译五本加起来有2500多页呢，差不多是战争与和平英译本的两倍。再加上人名（而且很多Jia）和文化背景造成的困难，所以注定没办法流行开了。
但我认为，红楼梦（也包括其他的中国古典小说）在西方很冷门（它们注定不可能是流行书目，但目前就连普通经典的流行程度也远远达不到。据红楼梦英文译者（Penguin Classics)自己说，每年大概也就卖出几百本的样子，出版社是不怎么赚钱的，出版人员和译者完全是靠着传播文化经典的精神做着翻译和出版工作。已经故去的译者David Hawkes为了翻译红楼梦都辞去了牛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的职位，靠自己的退休金来支持翻译工作。后四十回是他的女婿，也是汉学家，John Minford翻译的。）的原因除了文化差异之外，最最主要的是中国文化软实力还很弱，西方人对中国的文化作品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现在文学作品受欢迎程度的层次是这样的：
英语文学>西方非英语文学(包括拉美文学、欧洲大陆的文学）>日本文学>其他非西方文学
很不幸，红楼梦就落在最后一档。
走出去一直是我们想文化输出的途径，但是一些文化只是中国人自己能欣赏的，即使翻译到位，外国人可能也无法理解中国人的情感。
引用一段马瑞芳老师《马瑞芳趣话红楼梦》的序言：
1990年我到北京大学看望吴组缃先生，他刚带完一个捷克留学生。怎么带？留学生看《红楼梦》，每周一个下午吴先生答疑。这学生真走运，中国红学会第一任会长吴组缃给讲《红楼梦》！吴先生还是现代著名小说家。中国那么多教授讲《红楼梦》，有哪位敢叫板，说我跟吴先生有一拼？打死也没人敢说这话。这个留学生听吴先生讲一年《红楼梦》，要回国了，向吴先生告别。说：《红楼梦》很多问题我都弄明白了，只有一个问题还不明白。 “哦。什么问题？” “大观园那么多珍宝，贾宝玉、林黛玉为什么不卷包而逃哇？” 吴先生对我摇头叹气：“马瑞芳啊，听了这个问题，我知道，这一年《红楼梦》白教了。” 我安慰吴先生说：“留学生什么问题不提啊？您知道我教的留学生提什么问题？” 我也一对一给日本学生讲《红楼梦》，讲到“意绵绵静日玉生香”，留学生说：“老师，您总说宝黛爱情是大悲剧，它算什么悲剧呀？贾宝玉和林黛玉不是已经都上床了？” 这可是两百年《红楼梦》研究石破天惊的大发现！ 我用了一个小时给日本学生解释，为什么尽管贾宝玉和林黛玉脸对脸地躺在林黛玉的床上情意绵绵地说话，贾宝玉甚至嗅到林黛玉身上的香气，但是他们就是没有、也绝对不可能有现代人所谓的“上床”！ 为什么外斟留学生会对《红楼梦）有这么离奇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他们对宝黛爱情是怎么回事没弄明白。而要弄明白宝黛爱情首先得知道贾宝玉和林黛玉是什么样的人。
初中到现在，红楼梦常读常新，但是当我鼓起勇气读莎士比亚的戏剧，总是无法体会那文字的快乐。感谢曹雪芹，感谢红楼梦，感谢能在吃辣条的时候看刘姥姥游大观园。有些东西就是要阳春白雪，有些东西就需要下里巴人。我更希望不是红楼梦走出去，而是有一天外国人也采用鲁迅的拿来主义，发现红楼梦的美。文化的走出去，我觉得需要搭载在国家实力的船上，没有船，文化是走不出去的，我知道这船在逐渐变大。
红楼梦里的名字没法准确翻译，诗的平仄对仗没法准确翻译，用典无法翻译。在那个文字狱时代，作者采用了大量的隐喻，字谜，伏脉千里的写法，这些精华大约在翻译时都会丢失。周汝昌先生穷数十年之力集众古本，就是为了一字字校对出来原笔原意的周绘本红楼梦。这也叫字字都是血。
元春，迎春，探春，惜春（伏#原应叹息#的命运）；司棋，侍书，入画，抱琴（琴棋书画四个丫头）；花袭人（花香袭人），这些名字有多美！想想都醉了。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玉带林-林黛玉，金簪-薛宝钗，伏主人公的命运）；甄士隐，贾雨村（真事隐，假语存-全书之基调）。林黛玉为何住潇湘馆？因为传说中潇湘竹上之斑点是泪痕所化。随手拈来的这些精华有多少能翻译过去？丢失了这些细节，还叫红楼梦吗？
国外读者读到的版本最多能留存60%的原笔原意，而损失的恰恰是作者最煞费苦心之处。
红楼梦在海外的影响力注定无法反映它的真实实力。也许，探讨其在国内的影响力，这才是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