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随着中国大学的扩展,中国每年毕业的工程类本科生比美国多四倍,但绝大多数质量低劣。这些人中,只有十分之一能胜任跨国公司“外包”到中国的工作。要知道,跨国公司一般把最尖端的技术留在国内。外包出来的工作,多属于低端的创造性不高的重复性工作。连这样的工作也才有十分之一的毕业生能适应,我们的高等教育在干什么?有着这样的高等教育,创新社会还从何谈起?
现在是反省过去几年高等教育改革的时候了。反省的开端,是问一个基本问题:我们投入了那么多钱,大学的课堂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也必须带着这个问题,设想下一步的改革。
在我看来,我们首先要改革的,是以考试为中心的满堂灌的教育方式。我自己在国外教书时,就反复对学生强调一点:你们在高中时,一天到晚考试,考试的目的是发现“你不知道什么”,所以你们总要死记硬背。如今进了大学,我们更关心的是“你知道什么”,你要通过讨论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和所能贡献于世界的东西表达出来。你毕业后找工作,别人雇用你不是因为你记住了哪个皇帝哪年死的,而是你能提出你自己的看法,对你的雇主有用。大学就是要培养你这种能力。这也是讨论班的意义所在。
第二项改革,则是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做研究。最近,一些美国的教授提出,要维持美国的创新力,必须要求每个大学生做研究。实际上,在美国一些好大学,你就会发现许多学生参与由教授亲自主持的研究项目。到香港读书的一些大陆学生也反映:在那里,学生常常要参加教授领头的研究团队,和大陆的大学教育形成鲜明的对比。道理很简单,只有通过实际的研究,学生才能知道自己真正懂什么,不懂什么,能为社会提供什么,还有什么欠缺,体会到创造知识的艰辛。这样的过程,不仅增加他们的创意,也刺激他们更有目标地学习新的东西,能够更好地适应现实世界。用我们的老话,就是在干中学,学中干。也只有这样,让我们头痛了几十年的所谓“高分低能”的现象才能被克服。
所有这些,并不需要大笔的经费,需要的是许多像郑也夫这样的教授。大学的管理者们,应该把眼睛放在这些能够真正改变教学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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