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主要观点
1 原作与译作的关系
结构主义哲学基础――中心论和
二元论,往往假定了某种性别的
二元对立,对立的其中一方处于决定性地位的中心,而另一方则是被决定的边缘;中心是本原和本质,而边缘是派生的和非本质的。女性主义者认为,翻译隐喻以及传统译论对译作的歧视,来源于极端的二元对立模式,即把译作与原作的关系就像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一样对立起来。
女权主义认为,男女的差异是相对的,他们的关系应该是一个连续的整体,而不是截然相反且完全不同的两极。翻译与原作之间也应是一个连续体。根据
互文性,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其他文本或多或少的有一些特征存在于这一文本之中,后来的文本与先前的文本存在着发展和继承关系。因此,女性主义认为译作并没有损害原作的完整性,也没有背叛原作,而是延续了原作的生命并使它继续生存。译作使原作超越了时空的限制,扩大了原作的影响,原作对译作的依赖不亚于译作对原作的依赖。
为此,女性主义创造了新的隐喻来描写原作与译作的关系。
苏珊・巴斯奈特认为,译者首先对文本作精心地选择,向原作“移情”(empathy),从而建立起亲密的“情感纽带”(sympathetic bond),并通过对原作的仔细阅读,形成“共生”关系。译作与原作相互依存,融为一体。译作的存在不在是为原作的存在而存在,它的存在是“自为的存在”(being-for-self)和“为他的存在”(being-for-others)的统一。女性主义通过解构传统的男性与女性、原作与译作、作者与译者的二元对立的性别逻辑和翻译逻辑,指出了原作与译作之间差异的相对性和相互依赖性,从而彻底否定了贬低译作地位的论调。
2 译者的主体性
女性主义运动使女性意识到:语言不单单反映现实,还促成现实。因此,语言不仅仅是话语表达的工具,更是意义争夺的场所,它可以用来检验主体和证明自我。女性主义认为,翻译是译者传达、重写、操纵一个文本,使该文本适用于第二语言的公众的语际转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可以――甚至应该――利用第二语言,作为文化干预的手段,在概念层面,句法层面和术语层面对原文的支配性表述进行改变,这就是“重写”。为了解决“重写”与传统的“忠实”之间的矛盾,她们重新表述了对“忠实”的定义:忠实既不是对作者也不是对读者,而是对写作方案(writing project)――一项作者与译者都参与的方案而言的。她们否认了意义的确定性和价值中立,认为意义是“性别的建构”,即“特定的个人,在特定的语境,为了特定的目标,而构建的特定时间的特写”。
3 强调翻译是政治行为
女性主义认为的译者主体性与一般的译者主体性研究不同,它不是为了强调译者的
主观能动性的客观存在,也不是为了强调翻译中由于译者的个人修养和不同语言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创造性叛逆”;它是以争取女性的尊严与平等为起点,力求克服翻译研究和社会观念中带有严重性别歧视的陈旧意识。所以以女性主义进行翻译活动,本身就有相当的政治色彩,可以说是一种政治性的言语行为。女性主义者大声呼吁:在翻译中也要争取女权,即在译文中让女性的身影尽量被看到,女性的声音尽量被听到。她们坐言起行,还尽量将这一理念付诸实践。
先看她们在词汇层的努力。以早期的
《圣经》翻译为例,早期的《圣经》充斥着男性化的语言,男性化的形象和男性化的隐喻,以至人们“很难避免不把上帝作为男性”。女性主义者虽没有改动文本的内容,但她们使用了中性化的词汇对《圣经》进行了改译,也就改变了文本的调子和意义。
她们在理论上也是不遗余力.如Lotbiniere-Harwood 译完《来自她者的信时》,在她的译者前言中宣称:“我的翻译实践是一项政治活动,目的是使语言为女人说话。因此,我若在一个译本上签名,那么,这意味着我在该译本中尽量使用了女性主义翻译策略,让女性的身影在译本的字里行间清晰可见”。这一宣称除了强调女性翻译的政治性,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译者的签名被赋予了与原作者同等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