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道诸子百家就不能不提到孔孟老庄这两支对后世影响最大而又南辕北辙的流派。
就现在而言，第一，孔孟的思想主张和平，对促进世界和平意义重大；第二，孔孟思想主张忠孝，有助于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增强向心力与凝聚力；第三，孔孟思想主张修德，是社会道德建设的基础；第四，孔孟礼乐思想有助于提高民族的人文素质、精神素质；第五，孔孟的诚信思想，对建立市场规范意义重大。第六，孔孟儒家思想长期以来一直是维系中华民族精神团结的重要纽带。
儒家强调道德，这对现在的道德建设尤其有意义。儒家在强调道德的同时，也强调规则、程序，而这正是法制的基础。
儒家的君臣父子讲的是有序、程序，和血统论根本无关。现代“血统论”、人情走后门登峰造极的年代，是文革彻底诋毁孔孟儒家的年代。可见，血统论、人情走后门，其根源在于诋毁孔孟思想和儒家道德。
儒家从未禁止竞争，学而优的原则，就是一种通过正当的手段进行竞争的原则，就是，儒家主张正当的竞争。儒家所强调的秩序，其实就是反对混乱的恶性竞争，本质上是在保护通过正当手段竞争的人的利益。
庄子反对人为物役，不为权贵礼法所拘，追求个体身心自由。在中国历史上，庄子第一个揭露了人为物役的异化现象，认为世人追逐物质利益和权贵礼法是“危身弃生以殉物”，是人生一个大悲剧。因此，庄子强烈地反对物质利欲、权贵礼法对人身心自由的束缚，要求“不以物害己”（《壮子：秋水》）“不以物挫志”（《庄子：天下》），“宁游戏于污渎之中以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
在先秦诸子中，庄子的人生态度是最乐观的，庄子超迈旷达的人生观，培养了中国人的乐观精神和豪放性格。在贫富问题上，庄子主张虽“处穷闾陋巷，困窘织履，搞项黄首或”（《庄子：列御寇》），也不要为富贵所动，而是视利禄如粪土，不以物役为快。
庄子这种对个体身心自由的向往和追求，在魏晋时期引起强烈的反响。阮籍《咏怀》中说：“膏火自煎煞，多财为患害。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油脂可以点火，所以自讨燃烧；一个人钱财太多，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宠禄不足以维生，布衣反而可以终养天年。从阮籍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庄子“无用之用”的处世哲学对魏晋名士的深刻影响，也验证了现代社会亿万豪富动辄就会葬身在“多财为患害”上，以及贪官的下场说明“宠禄岂足赖”的过眼云烟。
在生死问题上，求生畏死，求长寿不老是人之所望，庄子却比较超脱，“不知说生，不知说死”，甚至以死为乐。妻死庄子鼓盆而歌，就是自己死后，也主张天葬，让自己的尸体成为鸟鸢、蝼蚁的食粮。主张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连生死埋葬都不在乎，亦可想见庄子人生观的旷达了。封建士大夫仕途受挫、生活困顿时，往往以旷达的庄子人生哲学作为自己苦闷心情的安慰和寄托。唐代诗人白居易被贬流放时，也从庄子思想中吸取力量，他在《读庄子》一诗中写道：“去国辞家谪异方，中心自怪少忧伤；为寻庄子知归处，记得无何是本乡”。这种身处逆境而“少忧伤”的开朗豁达，显然是得之于庄子的思想。
庄子超旷的人生态度，又可以陶冶人们豪放的性格。“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李白，要求彻底摆脱世俗的羁绊，“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的乐观豪放的性格是深受庄子影响的。明中叶被时人目为“狂士”的徐渭，对庄子“旷达古无比”的人生态度十分推崇，徐渭不拘礼法，“疏纵不为儒缚”，性豪爽通脱，常与“群少年昵饮市肆，每每大醉而归”。
庄子强调人们在养生处世时，要“依乎天理”，适应环境，自然无为。在庄子看来，人籁不如地籁，地籁不如天籁。“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由于庄子把自然无为看作是人生最高的境界，因此，他反对有为，反对用外力去改变和破坏人的自然天性。这是一种消极的避世、厌世、遁世的思想，不是积极地去改变现实，而是消极地顺应环境，逃避现实斗争。在现代社会，需要人们去努力发展生产，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推动社会前进。庄子这种寂静无为、消极忍耐、随寓而安、祈求心理解脱的人生哲学似乎与现代社会的行程相违悖，但在拜金主义盛行、物欲横流的今天，庄子的人生哲学不是能稍稍平抑人们过度的物质欲望吗？也许能给人们以某种精神的安慰，从而保持人们心灵上的宁静和心理上的平衡，并最终促使现代社会协调发展，为人生提供一个理想的生存空间。我认为这就是老庄哲学的现代价值。
讲了儒道两家对现世的影响，我们再来看看法家。法家讲的这个驾驭术，就是驾驭领导的技术。以法家的思想制国，这是一个伟大的低级状态，法家的祖宗怎么死的?商鞅是被自己制造的世界级奔驰车压死的，他当时定的那个法家制度，是当时世界上最有品牌的社会制度，世界级别的奔驰制度，让秦国的生产经济飞速的发展起来了，最终战胜了六国。但是大家知道，他是怎么死的，他是被五匹马拉死的，他制造的那架社会制度的车子太强大了，以至于他没有一个跑的地方，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后，商君所立的制度象铁箍一样继续在秦国运行，商君在他所立的制度下英雄的去了，但他的制度却了不变的。所以法家的制度，是变法图强的基础。
商君是比西方的尼采理智的一个战争论者，商君留下了几卷《商君书》，也称《商子》鼓吹好战，将战争抬高到压倒一切的地位， 以为战争可以解决一切。如果将战争上升到法的地步，那他是要完蛋的，希特勒也把当时的德国的国家危机以法的形式转嫁给侵略战争。所以法只是一个工具，不是一个目的。
法家也讲权术诡道，它所说的法是为是为权术诡道服务的。 他所说的法也就是驾驭术，权术诡道是服务于驾驭术的工具。儒家"吾执御矣"的以术"御"世，他的那个术是最好的术，终于碰到一个伪知音，孔子死后三百多年的汉武时代，董仲舒发现其中的三纲五常可以驾驭人民愚弄人民，这一驾驭愚弄，把个中华帝国愚弄驾驭了二千多年，但是中华还是必须再走到低级境界，再努力进入一个法制国家。
社会的前进也有一个法的原则，螺旋式的法的原则，最基础的原则就是"法"的原则，这是最低级的管理，没有了"法"什么也行不开，大车无轮，小车无軏，行之不远，因此我们行了两千年又倒退到找法大哥帮忙。所以当今时代，国家要富强，人民要民主，我们只有再回到二千年前寻找我们的老祖宗，在他老人家的墓前三思，我们该回到那个最低级的状态，法的状态了。
恩格思《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有这么一句：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 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我们如今已经解决了很多问题，我们正在解决很多问题，包括我们要向二千年前寻找我们的老祖宗，在他老人家的墓前认罪，重读他老人家留下的经典解释:
法繁则刑省。 民治则乱，乱而治之.又乱。 故治之于其治则治，治之于其乱则乱。 民之情也治，其事也乱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也；
法家的驾驭术是多方面的，这只是其中之一点，供有识者三思。法家对社会的认识和对人的认识以及对人的管理，在许多方面，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和西方的某些管理思想相吻合的。因此，有些学者主认为，如果中国不是以儒家为其正统文化而是以法家为正统文化的话，那么中国有可能在13世纪就进入了工业革命的时期。
法家的的特点:主张用客观的、具体的、铁定的法律，通过铁面无私的奖惩制度，进一步强化司法的威严和检查的力量，确保每个人在各自的工作位置都必须达到最高和最大限度的工作效率，同时对没有达到甚至是消极怠工、腐败浪费等现象进行最严厉的惩罚。管理的核心：以奖惩赏罚的强制手段来求得公平这一社会理想，赏罚的公正来源于可观的可靠的资料。法家管理思想存在的问题：远古时代信息的不发达，难以获得可靠的资料；在高压作用下，没有任何的人情味。长期会对人的心理和身体都可能产生麻木不仁的结果。
法家的管理思想:因此，法家的管理思想在短期内能取得较好的管理效果，但长期实行，或实行得不彻底，反面的效果会逐渐暴露，而且可能是破坏性的。历史上最著名的商鞅变化可供研究。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法家是有相当地位的，“用儒家的心肠，法家的手段”来进行管理被认为是管理的最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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