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亭长建立汉朝以后，天下并未彻底和平，刘邦在称帝以后也先后经历了白登之围、平定臧荼、诛杀英布、歼灭卢绾这些战事，弄到最后刘邦干脆立了“非刘氏不可为王”的白马之盟。但是，且不管偏远的西南夷各路小邦以及秦朝余孽赵氏南越国，以及惠帝元年才出现的卫氏朝鲜，在汉朝能直接指挥的地面上，闽越、长沙、东瓯三个邦国还是得以存活，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小邦对朝廷比较恭顺，而且汉朝也有利用他们稳定南疆的特殊需要。但是，它们后来的存亡，也与汉朝的经济金融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说起汉朝的经济政策，还是先要回溯一下秦朝的统一。秦国统一战争后要统治关东地区，就需要维持一支常备军分驻各地。这批人不再返乡为农，而是就地驻防。这样的大部队需要一年到头都得从秦皇帝要钱供养，秦国也不再像昔日长平之战时候那样现抽壮丁去打仗，这样一来财政负担明显加大，所以秦朝就采取了统一度量衡的手段，也就是实际上人为高估秦半两的币值，强势不等价收兑六国旧货币。即便是六国战前经济规模市场环境都远超秦国。再来看看战前六国普通旧币的自身价值，每枚燕齐刀币含铜30克，而三晋布币也一枚含铜20克左右，楚的鬼脸钱虽然轻点3克多，可楚币有黄金郢爰作为硬通货储备。而可怜的秦半两，一枚才含铜8克，光是货币材质就是比不过六国旧币。
可秦军携大量半两钱进入六国占领区消费，硬性规定与六国旧币等值流通。这很明显是一种劫收政策。市场信心动摇，秦半两大量流入，币值进一步下跌，物价应声而起。于是秦统一后就玩起了“收天下之铜，铸十二金人”这种行为艺术。这一是为了炫耀威风，二也是为了保持半两本币币值。同时开长城，驰道，灵渠，大公基纷纷上马，好一番国家动员凯恩斯主义刺激经济发展的表演。结果，赤字经济进一步刺激了新一轮的货币超发浪潮，半两还是信用不过关。于是就只好真的玩货币贬值游戏了，当百大钱出笼，一枚重20克左右的新大钱，要当原先重8克的旧半两钱100枚用。这分明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金圆券”吗！再往后，就是大泽乡戍卒的吼声了。
此外，也为了驱逐关东地区的不满分子，还让“尝逋亡人、赘婿、贾人”，这伙劳改式大军虽然击毙了岭南的一位君长“译吁宋”，但后来还是不慎让统帅屠雎死在了岭南土著手里。这伙人虽然最后对于岭南土著取得了胜利，但是他们本身就是一拨在中原受到过歧视的人，所以后面岭南秦军的领头人任嚣、赵佗在听闻中原发生变乱以后，采取了观望态度。
再来看看反秦战争中反秦豪杰的出身，最初的首倡者陈胜，大概是一位平民中的富农小地主子弟，不然他不会识文断字还能当上屯长，但这位平民豪俊毕竟因为人脉不广加上心胸狭隘最终走向了灭亡。随后六国旧贵族项梁、田荣之流成了反秦的主要领导者，毕竟他们有一定军事经验和一定的人脉能发动更多的群众。
可是，无论是反秦战争还是楚汉战争，最终的胜利者，还是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继承了陈胜的草根精神的刘邦（刘邦能当上泗水亭长，弟弟刘交还能拜大儒浮丘伯为师，可见家中必定有一定积蓄）。这主要还是因为，秦国的这种坑人的货币金融政策，最坑的还是富农小地主家庭，因为他们需要一定量的跨地域市场产品，又需要对外销售自家的产品，这就不可避免地与城市经济产生密切联系。不像他们手下的长工，只需要地主老爷按时管饭就行了。根据我家长辈的回忆，当年“金圆券”发行的时候，最叫苦的也是城市居民以及与城市经济交流密切的一些农村工匠和地主，一般的农民反而影响不大，毕竟，只要经济来源越市场化，货币的重要性就会越明显，货币的变动，也会引起更大的风潮。
再来回头看看闽越方面的表现，闽越东越两个小国，因为物产贫瘠、技术落后，所以只能仰仗于与汉朝的贸易，所以他们为了市场的稳定性，也倾向于维护汉朝朝廷权威，而不是去凑反贼英布、卢绾之流的热闹。而他们所面对的最大的敌人，却是可以与西南夷作贸易但也需要汉朝高技术产品（铁器）的南越。南越王宫遗址出土的一枚竹简有载，在南越武帝廿六年（汉文帝二年，前178年），南越发兵万余人，跨过揭阳岭东进征讨闽越，其目的不详，但也有可能是对高后七年（前181年）汉军反击南越的一次报复。但这次征讨后果不详，大概也是未能击败南越，因为后面汉武帝时候淮南王刘安曾言闽越带甲数十万，看来人数也不少，能顶得上从前战国时代赵、魏这种二等诸侯，这么多兵，怕是赵佗想吓唬也吓唬不了的，怕是赵佗也得一边吃着荔枝，一边看着枣树作长叹息吧（南越国王宫有赵佗命人从北方移栽的枣树一株以示不忘故乡，另南越给汉朝的贡品中也有荔枝干）。
不过，赵佗倒是有可能消灭了另外一个汉朝封的监视邦国 南海国，此国系高帝十二年（前195年）汉室所封，国君为原南武侯织，亦越国宗室。反正，汉朝初年对待南越的政策，就跟西周中期封了“汉阳诸姬”对抗楚国差不多，利用越人的后代，去防备南越这个仅次于匈奴的边患。
再转过来看汉朝的货币政策所造成的后果，民间劣币不断，朝廷也要加以管制，文帝时，荚钱越来越多，而且轻，于是朝廷另铸四株钱，钱文为“半两”，但也命百姓可以随意自铸钱，这样也是朝廷放弃了“铸币税”的行为。所以后来造反的吴王刘濞就可以以铜山铸钱而且造的钱品相很好，故而吴王富庶可与天子相比。此外汉文帝的好基友（真是基友，汉文帝的男宠，西汉天子多数都男女通吃）邓通也因自行铸钱，财产超过了诸侯王，所以吴国钱、邓氏钱遍布天下，最终也导致了禁止私铸钱命令的产生。毕竟这两家威胁的，不单是朝廷的财政信用，也包括朝廷的政治信用。这条政令，也是后面吴楚七国之乱的一大诱因，毕竟断人财路是要命的大事啊。
吴楚七国之乱虽然仅仅闹了几个月，但事实上，起初，打出反旗的吴国，是想要打一场战国式总体战的，甚至说：“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同，下与少子等，皆发。”于是总计招募了二十余万兵士，此外，吴王还派遣使者去东瓯、闽越，希望他们也发兵配合，但是却只有东瓯响应了吴王的号召，闽越大概是因为太远加上需要防备南越，所以就没有出兵。
汉景帝为了平息叛军的势头，下令腰斩了建议削藩的晁错，然而七国依然在围攻着忠于朝廷的梁国。幸而后来周亚夫出兵夺取泗水入淮之口，切断了吴楚联军的后方补给路线，吴军夜间偷袭周亚夫大营但未能得手，只得大败归去。可能在这一番大战以后，东瓯人看到了吴国的真正实力，加上受了汉使的利诱，于是在吴王刘濞败退到丹徒（今江苏镇江以东）以后，随吴王而行的东瓯王之弟“夷乌将军”就借着劳军的机会干掉了吴王。东瓯人因此立下了大功，所以也没有因为附逆的缘故被汉军灭掉，不过东瓯王却反而被汉廷封为“彭泽王”，夷乌将军被封为“平泽王”，足见这可能一是因为朝廷对东瓯有戒心，二是因为闽越派人挑拨离间，所以让朝廷对东瓯起了戒心。不过，虽然东瓯王被改封为“彭泽王”，却没有西迁到今天江西一带去，还是留在了温州附近，大概汉朝朝廷也需要两个越国互相制衡吧。
吴楚七国之乱是对越人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一个事件，不独是因为东瓯人参加了吴楚两国领衔的叛军。也因为在战后，吴王刘濞之子刘子驹逃跑到了闽越，此人怨恨东瓯人杀了吴王，经常劝闽越人攻击东瓯。事实上，吴楚七国的叛军虽然被消灭，但汉朝朝廷还是遵循周礼“继绝世”的要求，封了刘濞的侄子延续吴王之位。不过刘子驹身为吴王濞之太子却未能继位，自然是一肚子的火发不出来。
最终，七国之乱的残余影响以越人内讧的形式表现了出来，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王郢发兵围困了东瓯的都城，此事也惊动了长安的朝廷，不过太尉田蚡却告诉武帝越人互相攻杀很正常，不要去管。但庄助却认为，不去救援小国，是天子不负责任的表现。汉武帝说：“不值得与太尉商议。我刚即位，不想拿出虎符到郡国调兵。”于是武帝派遣严助凭节杖到会稽调兵。会稽太守想按法规拒绝，不派兵。严助就杀了一个司马，把汉武帝的意思告诉太守，尔后会稽郡发兵从海上前往救援东瓯。汉军援军还没到，闽越就引兵撤退了。不过这一战后，东瓯国倒是害怕闽越再威胁自己，于是就向朝廷请求内迁，东瓯国的居民就被迁徙到江淮之间四散安置，“彭泽王”的名号，也被废除了。有可能，随后，东瓯国的故地，也被闽越占领了。
建元六年（前135年），闽越又出动军队，攻打南越。南越谨守汉朝规定，不敢擅自出动军队，就派人上书，报告朝廷。汉武帝称赞他们守道义，于是大规模出动军队，派遣两位将军率领军队诛讨闽越。淮南王刘安上书谏阻，淮南王还提到闽越内部也不安定，因为闽越方面刚刚诛戮了弑兄的王弟甲，甲麾下的部众还不知去路，可见闽越内部也很不安定。这时汉朝军队已经出动，还未跨越南岭，恰好闽越王的弟弟余善杀了闽越王郢来投降。汉朝军队才撤回。余善弑君的理由是，当今我王贸然攻击南越，所以招来了朝廷的大军，这样下去我们会亡国的。只有杀了我王，我国才能保全，于是他的所为也获得了闽越宗室的赞同，得以成行。
在这次征讨以后，汉朝也对越人多了点心眼，又立闽越先王无诸之孙丑为越繇王，闽越国分两半了。尔后不久，汉武帝又下令改闽越的国号为“东越”，立杀闽越王郢的余善为王。这样闽越国就被分成了越繇国和东越国。
这时越繇王又遇到了一个麻烦，在吴王濞的故地上，有一个不大听话的土豪君王“摇城王”（《吴越春秋》作麋王）周宋君。参考扬雄《方言》，越语中的“摇”不是名字，而是对君上的尊称。大约这个周宋君王也是越繇国境内一个不听话的土豪。可能是武帝也比较信任新封的越繇王，就派他去讨伐摇城王，结果摇城王虽然被灭而且死亡了，但死法却十分奇葩，《越绝书》记载：“杀周宋君。无头骑归，至武里死亡，葬武里南城。午日死也。”《吴越春秋》则干脆说：“越杀麋王，麋王无头骑还武里乃死，因留葬城中，以午日死，至今武里城中午日不举火。”足见这位摇城王是很得当地民心的，以至于死了很久当地人还要纪念这位反贼，可能背后反应的事实也是，吴王刘濞仰仗着采铜铸币的金融霸主地位，对手下的越人君王也给了一定的自由，所以越人也爱吴王而不爱大汉皇帝。
在汉元鼎四年（前113年），汉廷终于彻底将铸币权收归于中央的造币厂“上林三官”，彻底封杀了地方私铸货币的权力。有了财政权力，自然对于外藩也不必客气，特别是铜矿资源丰富的诸越之地，必须予以控制以免威胁帝国的金融安全。
于是，汉朝朝廷就派安国少季出使南越，前去告谕新继位的南越王赵兴和南越的樛太后，让他们比照内地诸侯进京朝拜天子；同时命辩士谏大夫终军、勇士魏臣等辅助安国少季出使，卫尉路博德则率兵驻守在桂阳，以接应使者。此时的赵兴尚年轻，樛太后是中原人，南越国的实权实际上掌握在丞相吕嘉手中。据《史记》记载，安国少季来南越后，又与樛太后私通，南越人因此多不信任樛太后。樛太后害怕发生动乱，也想依靠汉朝的威势，多次劝说赵兴和群臣归属汉朝。于是就通过使者上书给汉武帝，请求比照内地诸侯，三年去长安朝见汉武帝一次，并且撤除和汉朝交界的边境要塞。
汉武帝答应了南越国的请求，赐给南越国丞相、内史、中尉、太傅等予官印，其余官职由南越国自置，这样意味着汉朝朝廷直接对南越国高级官员进行任免，可见有了铸币的权柄，汉朝朝廷的底气也足了。不过这也威胁到了南越本土派丞相吕嘉的地位，于是此人就先造舆论，说称赵兴太年轻，樛太后是中原人，又与汉朝使者有奸情，一心想归属汉朝，没有顾及南越国的社稷，只顾及得到汉朝皇帝的恩宠。又称樛太后去长安是为了把南越的珍宝献给汉朝皇帝，把南越人卖给汉人作奴仆。后吕嘉又乘机和他弟弟领兵攻入王宫，杀害了赵兴、樛太后和汉朝的使者。吕嘉杀死赵兴之后，立赵婴齐和南越籍妻子所生的长子赵建德为新的南越王。吕嘉此行，也招来了汉武帝在元鼎五年（前111年）对南越的征讨，自然东越也要凑凑热闹，去收拾一下老冤家南越国。
于是余善上书汉廷，请求发兵八千人跟随楼船将军杨仆讨伐南越。行军至揭阳时，余善以海风太大为由拒绝前进，派人秘密与南越联络。汉军攻破番禺城的时候，余善并没有率军前来，因此杨仆上表请求讨伐东越。汉武帝以“士卒劳倦”为由拒绝了他的请求，令大农张成、故山州侯齿等屯军豫章待命。次年（前110年），余善得知杨仆有进攻东越的意图，而且汉军兵临边境，于是大怒，自称东越武帝，刻皇帝之玺自立，发兵拒守要道。同时封驺力等人为「吞汉将军」，入侵汉朝的白沙、武林、梅岭，杀死地方官员。
此时汉军方面，大农张成、故山州侯齿等将领却在豫章（今江西南昌）按兵不动，汉武帝大怒，将他们处决；同时派横海将军韩说从句章出发，由海路进攻；楼船将军杨仆自武林、中尉王温舒自梅岭、越侯自若邪、白沙，一齐进攻东越。东越军队顽强抵抗，徇北将军曾在武林一度击败汉朝的杨仆部，但终于被杨仆打败并杀死。汉朝指使东越的越衍侯吴阳劝说余善投降，余善不听。吴阳率所部七百人倒戈，在汉阳袭击东越军。
此时，闽越的另一位君主繇王居股与建成侯敖合谋杀死了余善，向汉军的横海将军韩说部投降。汉朝降封居股为东成侯。汉武帝认为闽越之地多山险阻而且民风强悍，命令军吏将闽越人迁徙于江淮一带。闽越国就此灭亡。不过也有一部分闽越人逃脱了汉军的追捕，逃进了武夷山里面筑城居住，也没有太引起汉朝方面的注意，因为那个时代汉朝人对于东南沿海地区交通方式还主要依靠海路，《山海经》称“瓯在海中”“闽在海中”，可能汉朝人对于武夷山里的山路，了解得很少很少，甚至认为东瓯、闽越是两个岛国。
句践的后裔，到此就绝了记载。而闽越国的故地，自从汉武帝下令强迁人口以后，人烟也少得可怜。一直到汉宣帝时代，才恢复了故闽越都城冶县的建制，可能也是汉朝为了稳定南方，决定在海路上开一个补给点吧。总之，越人的居地，是离不开大海的。
而跟随居股北迁的越人，后来也主要住在皖南山区里当山大王，只是到了中原生乱的时候，才会多多接受外来人口发展壮大，这才会引人注意，后来三国时候孙权大力清剿的“山越”，就是这帮人的后代。但不要以为他们的日子多自由自在，那时候山区还是人民少而禽兽众，外来的逃难者，一不小心就会丧命于虎豹之口，但这好歹也是摆脱了中原地主豪强与官僚的压迫，孔老夫子言“苛政猛于虎”不是没道理的。
越国在汉朝虽然也保留了东瓯、闽越、南海三个孑遗，但这些政权本身还是亡于了后来日渐秦政化的大汉朝廷手里，此外，依附于有造币权的反贼，破坏朝廷的铸币权威，也是促成它们灭亡的一大原因。越人后来的子孙，就只能去山里当名不见经传的山大王，也就仅仅是能在乱世能博一点小名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