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汉武帝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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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题目和作者的诗

Answer 1

1、武帝雄才意欲何？文武兼资振古国。
绍发华统彰九野，敢击匈奴正六合。
悔过曾使众心恪，富民又启谱新辙。
风雨茂陵依旧在，春秋千古瓠子歌。
2、念奴娇 汉武巡朔方
宋:李纲
茂陵仙客，算真是、天与雄才宏略。
猎取天骄驰卫霍，如使鹰鹯驱雀。
鏖战皋兰，犁庭龙碛，饮至行勋爵。
中华疆盛，坐令夷狄衰弱。
追想当日巡行，勒兵十万骑，横临边朔。
亲总貔貅谈笑看，黠虏心惊胆落。
寄语单于，两君相见，何苦逃沙漠。
英风如在，卓然千古高著。
3、汉•刘彻•秋风辞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
萧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鉴赏】秋风吹拂，白云飞舞，草木枯黄，叶片飘落，雁鸟都飞回南方去了。刘彻：是汉武帝的名字。武帝见秋风吹起而愁绪满怀，颇有一种感叹年华老去的意味。
4、金铜仙人辞汉歌 唐 李贺
魏明帝青龙九年八月，
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立置前殿。
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
唐诸王孙李长吉遂作《金铜仙人辞汉歌》。
茂陵刘郎秋风客 夜闻马嘶晓无迹 画栏桂树悬秋香 叁十六宫土花碧
魏官牵车走千里 东关酸风射眸子 空将汉月出宫门 忆君情泪如铅水
衰兰送客咸阳道 天若有情天亦老 携盘独出月荒凉 渭城已远声波小
【背景】诗人有感于此，因而借金铜仙人辞汉的史事，来抒发兴亡之感、家国之痛和身世之悲。它设想奇特，而又深沉感人；形象鲜明，而又变幻多姿；词句奇峭，而又妥帖绵密：是李贺的代表作品之一。特别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一句，已成为传诵千古的名句。
5、瓠子歌
“瓠子决兮将奈何，浩浩洋洋兮虑殚为河。
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
吾山平兮巨野溢，鱼弗郁兮柏冬日。
正道弛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放远游。
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
皇谓河公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
啮桑浮兮淮泗满，久不反兮水维缓。”

Answer 2

汉帝国是一个充满了光荣与寂寥、童话般华丽的封建王朝，对于今天的东亚人，这个伟大的帝国投下的背影与梦想值得我们去追忆与品味；总之：第一帝国无愧于“强汉”、“隆汉”与“雄汉”等诸多盛誉；
威震寰宇、煌煌盛大的汉帝国受到后世东方文明的推崇与景仰，从下面的贴图我们可以发现今学家笔下的汉代史观。

汉帝国（约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东亚历史上强大的封建帝国。公元前206年，刘邦灭秦，称帝，国号汉，建都长安，史称西汉或前汉。公元25年，皇族刘秀重建汉朝，建都洛阳，史称东汉或后汉。汉代共历24帝，四百零六年，在世界历史上：汉帝国以国力强大、对 外 扩 张、持久的强盛统一而称誉世界，其疆域“东抵太平洋、西到帕米尔高原、奥克苏斯，南包整个印度支那、北及安加拉河，中西伯利亚”；帝国孝武皇帝时是世界上最强大繁荣的国家。

一个壮阔的王朝背影给我们后世留下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敬仰与尊崇，伴随强大帝国而生的伟大帝王是值得我们去撩发“思幽古之情”的，刘彻就是这样的“天之娇子”，是他还让我们日渐倾颓的大和民族在迷失中依然保留着一丝高贵与雄健，是他还让大和民族可以去触摸一个伟大的帝国的背影，是他还让我们贫瘠的血管里流淌着“血 性与勇武”....

日本人眼中的汉朝和汉武帝

“国恒以弱灭，而汉//独以强亡！”当强大的大汉帝国坍塌于国内强大割据力量的争斗时，一个伟大的时代结束了，古代国度中的光荣与梦想结束了，当“匈奴刘氏贵族”崛起于代北时，“华夷之辩”的魔咒在凛冽的朔风中开启，这些与汉武帝有点关系的草原雄鹰似乎也在继续进行着一种“汉武帝”似的诠释：征服、再征服！
赛贤斋主人曰：帝国兴盛万国朝，
华夏运昌多英豪。
自强方能臣强寇，
神州复兴靠吾曹。

汉武帝“内兴制度，外事四夷”，为千古名帝。人多习知其雄材大略、多欲奢费、残酷无情的一方面，孰不知，武帝虽尊为皇帝，在威严冷面的背后，也有着一颗生动活泼、多情善感的心。他喜辞赋、爱歌舞、好游历，其丰富的内心世界，不是表现在政事上，也不仅仅表现在生活上，而且也表现在《诗》上。《汉书·艺文志》云：“《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武帝学诗、读诗、品诗、作诗，一方面乃制度兴作，一方面则舒志怡情。“诗”之与武帝，可谓关系深厚焉。

一

景帝之世，黄老思想、刑名之学在政治上仍占主流。但是，对于太子刘彻，却酝酿着改变，他的老师是著名的儒生、身受“鲁诗”大家申公亲传的王臧，《汉书·儒林传》云：兰陵王臧既从(申公)受诗，已通，事景帝为太子少傅。此当即为武帝师之证。武帝幼时既已受诗教，而其在为太子前，受封胶东王。据钱穆先生讲，在西汉前中期，存在两个学术中心，一为河间为中心的经术中心，一为以淮南为中心的辞赋中心，“词赋之学，近源吴梁，远溯齐楚，以南人之巫风，泽海国之仙思，其学亦东方齐鲁之支流与裔”(钱穆：《秦汉史》，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83-84页)。而据《汉书》，文帝子梁孝王也喜文辞诗赋，身边有邹阳、枚乘、严忌子诸人，皆文辞之士，梁国诗赋亦盛。梁、楚乃长安与胶东国间要道，胶东近于此辞赋中心，可以试想，武帝与胶东国关系或极密切，受其文化熏陶也是理应必然，史称武帝“好文辞，向儒术”，信然(《史记·封禅书》)。

《诗》，是儒家《五经》之一，为儒学元典，不仅蕴含着儒家重要的政治思想，也可以“兴、观、群、怨”。武帝自幼受教于《诗》学大家，其思想受儒家影响极深也是当然，武帝一朝，立明堂，建封禅，行郊祀，改正朔，莫不因于此。一方面，武帝甫即位，王臧即上书宿卫，武帝以王臧为郞中令，以其同学赵绾为御史大夫，并征申公，欲进行政治改革，但因窦太后反对而暂时失败(见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204页)。虽然如此，但建元元年“罢申、商、韩非、苏秦、张仪”诏以及征贤良文学对策则是实行了的。是故，中国政治思想至武帝时为之一变，使儒学思想成为政治的主导思想，与武帝自小学《诗》、受诗教、向儒学有很大的关系。

《乐记》曰：“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班固述武帝之功，其一即为“作礼乐”(《汉书·武帝纪“班固赞曰”》)。礼乐乃儒家之重要内容，也是儒学参与政治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诗、赋、颂”则为其表现形式。史曰：“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圆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坛，天子自竹宫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数百人皆肃然动心焉。”(《汉书·礼乐志》)礼乐作为政治制度在汉武帝时树立起来，诗赋为之一盛。郊庙歌辞“其所以用於郊庙朝廷，以接人神之欢者，其金石之响，歌舞之容，亦各因其功业治乱之所起，而本其风俗之所由。”(《乐府诗集》卷一)诗赋缘饰政治，非武帝之提倡而不能为，果真为武帝之功。武帝自己说：“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二·汉纪十四·武帝征和二年)兴礼乐，建郊庙之歌颂，亦可为武帝自信精神之表征。是故武帝受诗教，对其政治思想是影响到了的。

二

武帝爱诗，故亲近诗赋之士，从而影响到政治制度的改易。武帝即位之初，就集文学赋士于周边，与之游历，从而在皇宫内形成内朝。试看武帝朝亲幸者：司马相如自不待言，乃汉赋大家；严助“留侍中，有奇异，辄使为文，及作赋颂数十篇”(《汉书·严助传》)；朱买臣被“召见，说《春秋》，言《楚辞》(《汉书·朱买臣传》)；终军“少好学，以辩博能属文闻于郡中”(《汉书·终军传》)；李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汉书·外戚传》)；至于枚乘，“梁客皆善属辞赋，(枚)乘犹高。武帝自为太子闻乘名，及即位，乃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乃得其孽子(枚)皋”（《汉书·枚乘传》）；枚皋“为赋颂，好嫚戏”（《汉书·枚皋传》），以是大为贵幸。据《汉书·艺文志》所载赋家，枚乘赋九篇，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吾丘寿王赋十五篇，严助赋三十五篇，朱买臣赋三篇，儿宽赋二篇，枚皋赋百二十篇，庄葱奇赋十一篇。内朝官中多有赋家者。

文学辞赋之士形成中朝之后，成为武帝亲幸的政治势力，“上令(严)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汉书·严助传》)。武帝依靠诗赋之士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加强了中央集权，使得自己的抱负和思想得以伸展，同时，也使得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发生重大变更，那就是，中朝的建立，使得中央决策操纵于皇帝之手，决策机关内移到内宫，而以三公九卿为首的外廷，只成为政策的执行机关。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一大变局，奠定了前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中朝制度的产生，固然有社会、政治、经济诸因素的作用，但，武帝因与诗赋的亲近关系，群集诗赋之士，俾之咨询、掌故、决策，无疑直接促进了它的形成。

武帝爱诗赋，固非附庸风雅，武帝常读诗，而且识诗，“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汉书·司马相如传》)枚皋“上书北阙，自言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见待诏，皋因赋殿中。诏使赋平乐馆，善之”(《汉书·枚皋传》)。可见，武帝对诗赋有较好的鉴赏能力，能判断诗赋的高下。不仅如此，他对诗也有极强的感知力，李延年尝“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上叹息曰：‘善。世岂有此人乎？’”(《汉书·外戚传》)司马相如“既奏《大人赋》，天子大说，飘飘有陵云气游天地之间意”(《汉书·司马相如传》)。能与诗赋的境界如此感同身受，其文学造诣自不待言，庶几可称之为文学家了。

三

作为“文学家“的汉武帝，不仅止于读诗、识诗和品诗，还乐于诗赋创作的实践。检乎《汉书·武帝纪》及他传，则可知武帝游历之处，皆有歌赋以纪之。

“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获白麟，作《白麟之歌》。

“(元鼎四年)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

“(元封)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春，幸缑氏，遂至东莱。夏四月，还祠泰山。至瓠子，临决河，命从臣将军以下皆负薪塞河堤，作《瓠子之歌》：瓠子决兮将奈何？浩浩洋洋，虑殚为河。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钜野溢，鱼弗郁兮柏冬日。正道絁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放远游。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皇谓河公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啮桑浮兮淮、泗满，久不反兮水维缓。(《汉书·沟洫志》)

“(元封二年)六月，诏曰：‘甘泉宫内中产芝，九茎连叶。上帝博临，不异下房，赐朕弘休。其赦天下，赐云阳都百户牛酒。’作《芝房之歌》。

“(元封五年)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灊天柱山自寻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作《盛唐枞阳之歌》。

“(太初)四年春，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之歌》。

“(太始三年)二月……行幸东海，获赤雁，作《朱雁之歌》。幸琅邪，礼日成山登之罘

“(太始)四年夏四月……幸不其，作《交门之歌》。

司马相如临终遗书，谏封禅，“于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试哉。’乃迁思回虑，总公卿之议，询封禅之事，诗大泽之博，广符瑞之富。遂作颂曰：披艺观之，天人之际已交，上下相发允答。圣王之事，兢兢翼翼。故曰于兴必虑衰，安必思危。是以汤武至尊严，不失肃祗，舜在假典，顾省厥遗：此之谓也。(《汉书·司马相如传》)

武帝诗自来受诗论家所重，后人有“壮丽鸿奇”之论（徐祯卿《谈艺录》）。武帝不仅自作歌颂，每经事还命随从作赋祝之，颇有君臣民相和之意。枚皋“从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汉书·枚皋传》)。“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群臣喜，故皋与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及《立皇子禖祝》，受诏所为，皆不从故事，重皇子也。”(《汉书·枚皋传》)武帝告祝天地，纪新颂奇，充满了盛世的豪气和喜气，其抱负之恢宏及壮怀之广大，毕显于其歌赋之中。

诗言志。武帝之诗赋，固然有汉赋铺张藻饰、踵事增华、恢阔广大之特色，但亦有舒其心曲的一面，“言者，心之声也；歌者，声之文也。情动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乐府诗集》卷八三“杂歌谣辞”序)尤其是在武帝晚境，颇有悲凉之意。

李夫人故后，武帝思之不己，“方士齐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张灯烛，设帷帐，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还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视，上愈益相思悲感，为作诗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上又自为作赋，以伤悼夫人，其辞曰：美连娟以修嫮兮，命樔绝而不长；饰新宫以延贮兮，泯不归乎故乡……(《汉书·外戚传》)武帝之为武帝，虽他一生制度兴作堪称英雄人物，虽他一生向慕为仙，但终亦为人，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有普通人的思想感情，他对李夫人的思悼，对李夫人的情感，虽后人多情骚客、风流才子，不过如此。明人王世贞言此诗在“长卿下、子云上”（《艺苑卮言》），盖情之所至，终能感动于人。

据《汉武故事》，又曾作《秋风辞》，诗曰：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虽勇武一生，开疆拓士，扬大汉威名于异域，然而民生亦涂炭，后宫也不安。自己求仙不得，终老有期，回首往昔，焉不有英雄之叹。沈德潜以为此诗可称“《离骚》遗响，文中子谓乐极哀来，其悔心之萌乎？”（《古诗源》卷二）可谓评中肯綮。然而，武帝之天真、率情也在于此，贵为天子，不以假面目示人，敢坦心怀于臣下，剖露内心情感于世人，后世帝王去之也甚远。

古来帝王作诗者亦多矣，引世人评述者也不在少数。余也不敏，学史之余，发微索隐，试述汉武帝及诗与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及武帝内心情感之关系因果，博方家学者一晒而已。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Answer 3

汉武帝雄图载史篇，长城万里遍烽烟。这句指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三次出兵大破匈奴，北边安定。
何如一曲琵琶好，鸣镝无声五十年。这句话是指汉元帝时期匈奴投降，汉匈和亲，王昭君出塞的事。

Answer 4

汉武帝雄图载史篇，长城万里遍烽烟，何如一曲琵琶好，鸣镝无声五十年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Answer 5

在我国古代社会发展进程中，西汉是强盛的一代，而汉武帝在位五十余年更使它登上了鼎盛高峰。他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均有建树，功不可没，充分展示了他勇于开拓、奋发进取的雄才大略，因此受到了历代史学家对他的充分认可和赞叹。
汉代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称赞他：“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清人赵翼在书中说：“武帝驾远驭……史称雄才大略，固不虚也”。当代伟人毛泽东亦非常欣赏汉武帝，称其“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已诏，不失为鼎盛之世。”总而言之“他所开创的局面后人无法继续”。前人的评价已充分肯定了汉武帝在中国历史上的业绩。然而，正如美国学者享德里克•房龙所说：“对任何一件历史问题都不可能有确定的答案，每一代人都必须重新奋斗。”本人在此将竭尽驽钝，对汉武帝功绩略述一二。汉武帝的丰功伟业可简单用“文治武功”四字概括，其卓越的功绩在于承前启后，独具开创性，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一、在国家治理方面他顺应时代的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政治制度，调整经济政策确立主流统治思想，促使封建制度基本成熟和定型。
首先，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辖，消除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对立，强化中央集权，保证政治统一。汉初高祖比较周与秦的制度，认为秦亡是因用郡县之治。因而分封同姓为王，并盟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随着地方王国势力的膨胀，分封的弊端便日益严重化。诸王在封国内有权征收赋税、任免官吏、铸造钱币等政治经济大权。他们“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这样在中央的统一治理与地方的高度独立形成尖锐的矛盾，不仅削弱国家的整体实力，还存在战乱和分裂的危机。文帝时经过“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软弱措施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景帝时，王国问题更为严重，御史大夫晁错针对当时的政治危机，提出了严厉的“消藩”主张，认为诸王“消之亦反，不消亦反。消之，其反亟，祸小。不消，反迟，祸大”，最后引发吴、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的爆发和最终的平叛，是西汉王国割据势力恶性发展的结果。虽然中央免除了地方王国的行政权力，规定诸侯王不再治民，消减了王国官吏，但王国在地方的势力依旧很大，他们的存在是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如何进一步削藩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是汉武帝在政时期所面临的迫切的政治问题。鉴于前朝的教训，为进一步削减地方王国的势力，强化皇权、巩固国家统一，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强干弱枝的积极措施：〔一〕 针对地方王国诸侯，汉武帝继续推行汉景帝时实行的将王国任用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的政策，并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于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行“推恩令”，诏“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 “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通过“推恩令”，王国问题得到进一步解决。汉武帝以诸侯王和列侯的“酎金”成色不足而削夺了一大批爵位，又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颁布“左官律”、“附益法”，更进一步限制了诸侯王在地方上的政治活动。此以后，“诸侯惟得衣租食税，不与政事”。汉武帝通过对诸侯王的一系列削权措施，进一步打击了王国的势力，有利于西汉的政局稳定，为西汉的鼎盛繁荣奠定了稳固的政治基础。〔二〕面对国家广阔的疆域，为加强中央对全国范围的控制，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汉武帝把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命名十三州部，每州部设刺史一人。刺史每年八月巡视所部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武帝置司隶校尉。司隶校尉率官徒“捕巫蛊，督大奸猾”。十三部刺史和司隶校尉的设置，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这对国家的政局稳固，防止地方分裂势力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三〕对于地方的豪强势力，汉武帝也进行了有力的打击，其措施包括迁徙地方郡国豪富和打击地方豪侠。由于地方富豪大贾“交通王侯，力过吏势”，甚至“封君皆低首仰给”。他们长期盘踞地方，欺压百姓，兼并土地，干扰了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汉武帝先后几次迁徙郡国富豪，削弱他们在地方的势力。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徙郡国富豪至茂陵，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徙郡国豪桀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云陵”。通过迁徙措施，有效地打击了地方势力的膨胀，加强了中央集权。
其次，完善官吏选拔制度，举“贤良”任“能人”对封建社会的合理任官制度影响重大。汉初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按军功爵位高低选任各级官吏，二是选自郎官。随着军功地主的没落和“任子”、“赀选”的难以选到真正的人才。武帝即位后，求才若渴，因此继文帝的“贤良”、“孝廉”选官方式，一方面加强和完善察举制度；另外还采用“征召”之制、“公车上书”之制和选用博士弟子。汉武帝还推广在郡县兴立地方学校，“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有目的地培养国家有用人才。汉武帝对察举制的加强和完善，是对汉代吏制“资选”和“任子”制的重大改革和调整，为社会的下层有抱负的贫寒人士提供了施展他们才华的机会，也为封建国家选拔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察举制度开启了其后历代封建国家科举考试制度的先河。汉武帝的吏制改革对我国封建文官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
第三，改革经济管理，加强中央统一调配，增强中央政府的经济实力，巩固政治的统一。盐铁官营。汉初盐铁为私人经营，国家仅设官收税而已。这样经济大权旁落地方，致使大盐铁商“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而此时的汉武帝听从了孔仅、东郭咸阳的建议，决定把冶铁、煮盐、酿酒等私营权收归中央。汉武帝当时施行的盐铁官营有多方面的好处，一方面，盐铁官营专卖作为国家的经济政策，它能够大幅度地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保证了汉武帝时期庞大的军费之需，解决了当时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同时，盐铁官营专卖又防止了豪强富商垄断盐铁生产，操纵市场，抑制了豪强兼并势力的扩张，是缓和社会矛盾、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保证。另外，盐铁官营专卖可以防止贵族诸侯借此扩大经济力量和中央对抗。
〔一〕均输平准。均输是由大农派出属官去各地郡国，对上缴朝廷的货物沿途出卖，买回朝廷所需货物；平准是在朝廷设平准官统一管理由各地运往朝廷的货物，据市场行情卖出或买进，求得物价平稳。这样由朝廷直接对物价与货物进行统一调控，使商人无从投机取巧，这样“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实行均输平准政策后“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二〕算缗与告缗。这些经济措施则是针对商人的、高利贷的强硬经济手段，主要是加重对他们的财产税征收。并对陈报不实者，鼓励告发，使“中家以上大氐（抵）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氐（抵）破”。这些经济措施虽然对当时的工商业的发展有很大的摧残作用，尤其是对当时商品经济的打击更为严重。但它在一定时期内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缓解了西汉朝廷严重的财政危机。
〔三〕币制改革。汉武帝在经济领域变革中，还有一项重大的经济改革就是对货币的改革，实现了币制的统一。汉武帝把铸币权收归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严禁地方和私人铸钱。次年，由上林三官专铸五铢钱。五铢钱的重量、成色都有保证，使币制得到长时期的稳定。币制的统一对国家的货币流通，稳定商品经济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第四，确立主流统治思想，统一意识形态维护大一统的政治局面。
面对维护政治的统一，究竟采用何种思想，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无一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治可一而法制可明，民知所从矣。”而儒学所倡导的“仁”、“义”、“礼”则重视下对上的服从、忠诚、尊重，有利于说教人们服从国家的意志，把人们的意志统一于封建国家意志之中，牢固的控制人们。纵然它不可避免的发展为束缚人们的思想，禁锢人们头脑的弊端，但儒学居于独尊的地位，成为汉代以及后来两千年封建社会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并为巩固国家统一，传播封建文化起了重要作用。中华民族虽几经战乱，但发展至今依然是一个统一大国，这与人民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意识有着很大关系，而这一“大一统”观念则始于汉武帝时代。
二、武帝在内政统一稳定的同时，大力开拓疆界，巩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积极主动地扩大对外交往，促进彼此交流、共同发展，弘扬汉朝文明。
首先，对匈奴的征战。至武帝时期，为显示汉王朝的强大和威严，为了边疆地区人民的安居乐业，汉武帝对匈奴进行了大规模的征伐，其间大大小小战役十余次。其中前127、前121、前119年三次大规模的对匈奴的征伐，卓有成效。前127年，汉武帝派卫青、李息率兵出云中，收复河南地区，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前121年，汉武帝派霍去病出陇西，越过焉支山西进，入匈奴境千余里，大获全胜，缴获休屠王的祭天金人，汉武帝置河西四郡，此后，“金城、河西并南山（祁连山）至盐泽（罗布泊），空无匈奴”，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加强了内地与西域各国的文化、经济交流。其后，匈奴又不断南扰为彻底击溃匈奴，前119年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10万大军，分别从定襄、代郡深入匈奴境内，大败匈奴，基本上消灭了匈奴的军事主力。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至此，不但陇西、北地、河西一带荡清了匈奴之寇，而且这几次战役的胜利进一步切断了匈奴与西羌的联系，打开了西汉通往西域的道路。西汉对匈奴的战争，也使汉初以来北方农业地区所受到的威胁基本解除，内地和边郡的交往大大加强，边郡地区的经济、文化也随之发展起来。
其次，汉武帝时期，也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经营和开发，强化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在当地设立中央直属的行政机构，曾派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地区，在那“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汉灭南越后，将其故地分设为九郡，元封二年（前119年）发兵至滇，降滇王，以其地为益州郡。此后西南大部分地区都在汉的直接管辖之下。汉武帝加强对我国西南夷、南越、闽越的经略，奋力拓展中国在东南、西南、东北的疆域，巩固、强化了汉政权在边疆的军事防务，同时，也推进了东南、西南、东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汉武帝时期是汉代边疆地区和内地联系大发展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规模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和发展。
再次，同其他外民族的交流。汉帝国到武帝时，国力强盛，如日中天，其文明程度居世界前列。因此，武帝时采取比较开放的外交政策，积极的发展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他派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公元前119年两次出使西域，后来又数次派出使者。他们到达了中亚和西亚诸古国，如：大宛、大月氏、大夏、安息等。自张骞通西域后，中西交通日见发达，除交往活动外，商业贸易也日益频繁。张骞出使西域以及丝绸之路的开辟，加强了西汉与中亚各国的密切往来。为了适应中西交通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西汉政府在西边设立亭障，以便各国使节和商人往来。据《史纪•大宛列传》记载：“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互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对西域的沟通交流，开启了西域各国与汉朝频繁交往的时代。张骞两次奉命出使西域，最终凿通西域。西域各国纷纷派人到长安，中西交流日盛，从此以后，汉的先进的铸铁、凿井、丝织品以及农业先进生产技术西传中亚诸国，西域的各种物产和文化也沿着丝绸之路输入中国，丰富和充实了华夏文明。此外，汉朝还与朝鲜、越南、印度、缅甸、日本等东亚南亚国家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提高了汉朝当时的社会地位。
综上所述，汉武帝是我国封建社会开创初期的一位杰出的封建帝王，他不仅是一个孤立的个人，也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体现了封建社会从建立到巩固、统一、发展的历程。他是那个光辉灿烂时代的总代表，其雄才大略、深谋远虑，使其领导汉帝国的人民和官吏创造了伟大的历史功绩。他雄心勃勃，既建设、巩固内政，又开拓疆土，奠定了祖国疆域基础。同时，他打通了中原与周边广大地区的联系，传播了先进的中华文明，促进中西文明的共同发展，对世界文明的进步也起了推动作用。虽然他难免有帝王“好大喜功”、“居功自傲”、“奢侈享受”的弊病，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整个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他足以被视为有功于历史的杰出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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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汉武帝曾对大将军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