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的现代化看鲁迅的翻译 ? 刘少勤 改造传统汉语，促使汉语现代化，让中国人拥有新型的语言，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追求的重要目标。鲁迅的翻译方式和翻译风格与这一目标有直接的联系。 在汉语与外国语的比照中，鲁迅看到汉语语义的含混和语法的不精密：“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倘若永远用着胡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胡涂的影子。”〔1〕因为语义含混，有的人以国学大师自居，解释文典时照样出洋相。章士钊把“二桃杀三士”的典故说成是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他的本意是想证明文言胜过白话：三个字的白话“读书人”，用文言只需一个字“士”，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文言的“士”，有时指“读书人”，有时指“武士”，语义并不明了。他所举的典故中，“士”不是“读书人”，而是“武士”。鲁迅嘲讽说，那个桃子不但误杀了三个读书人，还使一个读书人（章士钊）出了丑。一个词的语义可以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素来锁定，比如“武士”，一个“武”，一个“士”，两个词素组合，语义就确定了。词素之间相互构筑了语义的堤坝，阻止语义的泄漏和漂移。传统汉语以单音词为主，只有一个词素，构不成语义的防护堤坝，语义的漂移势所必然。鲁迅没有谈汉语语法具体有哪些缺失。瞿秋白在给鲁迅的信中谈到了一点：“一切表现细腻的分别和复杂的关系的形容词，动词，前置词，几乎没有。”〔2〕从“语法的不精密”，鲁迅联想到中国人“思路的不精密”。他想通过直译，把外国语的表现法力求不加改变地引到汉语中来，推动汉语的现代化。翻译，“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 “硬 译” 翻译是两种语言在同一时空里相遇后的碰撞、搏斗和较量。如何处理两种语言之间的关系，译家有两种做法。有的译家以本国语为中心，让外语适应本国语，用本国语改写外语。有的译家以外语为中心，强迫本国语迁就外语，使本国语在翻译过程中接纳外语的表达方式，吸收外语中新的质素和各种长处来改变自身形态，简单地说，就是用外语改写本国语。 历来保守的译家都是以本国语为中心，死死守护本国语，不想让本国语在翻译中有所增，有所损。他们译得小心翼翼，生怕本国语被外语磕破、碰伤、扭曲。古罗马译家西塞罗提醒人们，翻译时必须让外语遵循本国语的惯例和用法。他的理论在西方译史上回响了几千年。英国桂冠诗人兼翻译家德莱登译罗马诗人维吉尔的诗，死守英语本位，“让说拉丁语的维吉尔说英语”〔3〕。 “本国语中心观”是语言的自我囚禁，自我设限，是立在翻译中的一道坚固的围墙。译家们在围墙内对本国语摩挲、赞叹、沾沾自喜，对围墙之外各种外语的优点一无所见，一无所知。再优秀的语言，也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也总会有表现力不够的地方。一种语言，在一定的区域里生成，它的表现力也必然受到该区域的限制。它可以表达一定区域里面的生活经验、情感和思想，但要表达域外的事物，语言的局限性、语言的边界就清楚地显示出来了。德国的许多哲学思想，用汉语表达不出来；中国文化中的很多观念，用德语也表达不了。阿拉伯人称呼“骆驼”的词有一千多个，爱斯基摩人称呼“雪”的词有几十个，游牧民族对“马”有无数的叫法。给同一事物不同的名称，就是从不同角度对同一事物作出不同的理解，事物的细节、具体性和丰富性在这当中被带到了语言的表面。坚持“本国语中心观”的译家认识不到这一点。原本可以通过翻译，吸收外语的长处，给本国语增添新的质素，修改本国语的边界，扩大本国语的“界域”，提高本国语的表现力，然而，这样的通道却被无情地堵死了。爪哇人在历史上曾积极地输入印度的思想文化，但他们却固执地坚持以本族语为中心，没有在输入思想文化的同时，输入印度语的表达方式，来带动爪哇语的改造，以致今天的爪哇语表现力依然十分薄弱，十分落后。洪堡特感慨万千：“爪哇显然是从印度获得大量较高级的文明、文化要素的，但爪哇本地的语言并没有借此而改变它那不大完善，不甚适合思维需要的形式，相反，它弃绝了极其优秀的梵语的形式，强使梵语要素适应于它自己的形式。”〔4〕 德国批评家兼翻译家本雅明认识到“本国语中心观”的危害，提出翻译当以外语为中心，尽量让本国语迁就外语：“说翻译读起来仿佛就像是用本国语写的一样，并不是对它的最高褒扬，尤其是在原作产生的时代，我宁可说，用逐字逐句对译来确保译文的忠实更为重要，因为这体现了不同语言互相补充的渴望。真正的翻译是透明的，它不遮盖原作，不挡住原文的光亮，而是让纯语言因其自身的媒介而得到增强，更加完全地照耀原作。”〔5〕 逐字逐句直译外语，可以将外语异质的要素和表现方式引入本国语，对于本国语的改造和完善，意义重大。翻译家的一项任务，就是通过外语来拓宽、拓深本国语。本雅明这样批评德国的一些译家：“我们的翻译，甚至那些最好的翻译，都是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出发的。他们想将印度语、希腊语、英语译成德语，而不是将德语译成印度语、希腊语、英语。我们的翻译家对自己语言的惯用法，远远比对外语作品的精神怀有更大的敬畏。翻译家的根本错误在于他保持了这样一种状态：只是偶然，而非听任其自己的语言受到外语的强烈影响。”〔6〕同时，他肯定了德国另一些译家的伟大功绩。路德直译《圣经》，使德语的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拓宽了德语的界域，为现代德语的生长打下了基础。荷尔德林直译希腊诗剧，给德语带来了优美的音调、节奏和韵味，使德语更具美的风致和曲折丰富的表现力。 鲁迅的翻译追求，在这一点上与本雅明完全一致。在《答曹聚仁先生信》中，他说：“中国原有的语法是不够的”，中国人不但要从外语输入新字眼，还要输入新语法。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中，他说要通过翻译，让汉语“装进异样的句法”，“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抱着这样的目的，鲁迅煞费苦心，提倡逐字逐句的直译，实行逐字逐句的直译： 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 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子，即也须新造，说得坏一点，就是“硬造”。据我的经验，这样对来，较之化为几句，更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但因为有待于新造，所以，原先的中国文是有缺点的。 我的译《苦闷的象征》，也和现在一样，是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的，然而梁实秋先生居然以为还能看懂者，乃是原文原是易解的缘故，也是因为梁实秋先生是中国新的批评家了的缘故，也因为其中硬造的句法，是比较地看惯了的缘故。 传统汉语句子短促，句式简单。一种语言，要表达复杂的思想和情感，就须有繁复曲折的句式。“即便已经拥有大量区分明晰、表述精确的语法形式，为了使词语的结合完善起来，语言也还需要具有一种内在的、生动的追求，即谋求建立起更长，意思更曲折，更富有激情的句子构造”〔7〕。鲁迅翻译时没有把原文的长句拆散，“化为几句”，甚至“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他想把西文的长句结构移植到汉语中来，提高汉语处理复杂事物的能力。“烦难的文字，固然不见得一定就精密，但要精密，却总不免比较的烦难”。 鲁迅译文的质量如何，可以争议，但他想通过逐字逐句直译外文，引入外文的句式，带动汉语的改造，则是很有远见的。一种语言要从自身衰败的命运中挣脱出来，惟一的办法就是屈尊迎候其他语言的锤击、敲打、挤压、伸拉和拓展，让打结的地方变得舒展，让淤塞的地方变得通畅，让狭窄的地方变得宽阔，一句话，让语言变得更灵活，更自由，更有韧性，更有活力。德国语言哲学家洪堡特说：“在组织言语的方式上，在语言赋予句子的伸缩余地上，以及在这类界限所许可的表达的丰富多样性上，民族智力的差异更为明显地反映了出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幅思维发展和思想联系的真实图景，语言若不具备组成言语所必需的丰富的手段和充分的自由，就难以使言语与思想真正结合起来。”〔8〕直译为一种语言吸收其他语言的新鲜血液，为一种语言接受其他语言的打造提供了最好的试验场。正是得益于直译，后来的现代汉语也拥有了自由、灵活的句式，能伸能缩，能收能放，句子长而不乱，如同蜿蜒的河流，河道清晰可辨，主流支流条理明畅。 鲁迅用汉语直译西语，比德国译家路德、荷尔德林用德语直译另一种西语要困难得多。翻译可以测量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之间的距离。“通过翻译，远远比通过两部文字作品间表面的、难以界定的类似性，更能深入、透彻、清晰地揭示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9〕。有些语言之间距离近，亲和性强，对抗性弱；有些语言之间距离远，亲和性弱，对抗性强。鲁迅对这一点有清醒的认识：“我倒不见得如此之愚，寻求和中国文相同的外国文，或者希望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我但以为文法繁复的国语，较易于翻译外国文，语系相近的，也较易于翻译。”路德、荷尔德林在同一语系的两种语言之间实行直译，成功地译出了优美的德语。鲁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汉语与西语距离最远，亲和性最弱，对抗性最强，要在汉语与西语之间实行逐字逐句的直译，阻力重重： 从译本看来，卢那察尔斯基的论说已经很够明白，痛快了。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了。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两种语言在“直译”中紧张对峙，尖锐冲突。但鲁迅仍不想让外语迁就汉语，来换取冲突的和解，而是坚持让汉语尽最大的可能去适应外语复杂的句式，复杂的文法。明知很困难，明知阻力很大，还是要把“直译”贯彻到底，这便是“硬译”。鲁迅在“硬译”中显示出大胆的试验精神，不去试验，就无法知道一种语言适应另一种语言的“最大可能性”，就无法了解一种语言变形的“最高极限”。话说到这里，鲁迅“硬译”的深层内涵和意义也就敞开了。“硬译”是探索汉语适应外语的最大可能性，是求取汉语处理复杂事物、应对复杂文法能力的最大值，是试验汉语变形的最高极限，是直译的一种艰难的展开方式。“硬译”真切地展示了汉语与西语相隔遥遥的距离，同时也展示了鲁迅试图跨越这种距离的努力和艰辛。梁实秋在《论鲁迅的“硬译”》中举了鲁迅译的一个例句： 内容上虽然不相近，而形式底地完成着的作品，从受动底见地看来，对于劳动者和农民，是只能给与半肉感底性质的漠然的满足的，但在对于艺术底化身的深奥，有着兴味的劳动者和农民，则虽是观念底地，是应该敌视的作品，他们只要解剖地加以分解，透澈了那构成的本质，便可以成为非常大的教训。 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汉语母体被撕裂的重创和剧痛，可以听到新生婴儿的号哭，可以看到新生婴儿沾着不洁净的血污，以及松弛的皮肤，轮廓还不够清晰的眉眼。“翻译注定要成为其自身语言成长的一部分，而且不可避免地会注入语言的更新成分。翻译远远不是要成为两种无生命语言的无生命的综合体，而是与所有文学形式有关的东西，密切注视着原作语言的成熟过程和其自身语言降生的剧痛”〔10〕。鲁迅在苦苦地试验着汉语的张力和汉语变形的最高极限。上面所引的句子的确是过了“极限”了，但也只有大胆试验之后才知道。梁实秋说：“读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11〕就译文论译文，梁实秋的批评自然有他的道理。不过，从汉语改造和现代汉语建设的需要来看，鲁迅的“硬译”和他的追求未可厚非。胆子太小，生怕碰到“极限”，生怕越界，就无法打开一种语言变化的全部通道，无法抵达一种语言变化的“最大可能性”。宁可胆子放大，最后让语言潜在的“规律”来调节，来修正。“唐译佛经，元译上谕，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一经习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日语的很多语汇和句法，也是在翻译中硬造出来的，最初也叫人看不习惯，后来慢慢地融入日语的语言肌理中，不会再给人以“异质”感。“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渣滓就让他剩落在过去里”。先尽量输入新的语汇，新的文法，合适的就传下去，确实与汉语大不相合的表达方式，就让它自行淘汰。鲁迅并不固执，他了解语言有自身运行的潜在规律，不是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一个民族不可能超越已经深深扎根于语言之中的内在规约。在这一点上，即使是最发达的教化也起不了作用。一种原初的语言，甚至可以控制以后的岁月从外部添加进来的东西，并按照自身的规律予以改造”〔12〕。瞿秋白在给鲁迅的信中也说了这方面的意思：“这些新的字眼和句法的创造，无意之中自然而然的要遵照着中国白话的文法公律。凡是‘白话文’里面，违反这些公律的新字眼，新句法，自然淘汰出去，不能够存在。”〔13〕也有一些字眼和句法造出来了，在一定的时间里接受语言潜在规律的检阅和考验，不完全合适的，经过修正后就保留下来了。在佛经的翻译中，这种例子就有不少： （1）梵语Kalpa，原来音译为“劫波”，后来去掉了音节“波”，成为“劫”。“劫”是汉语中的常用词，后来的人几乎想不到这是梵语的音译。 （2）梵语mārā，原来音译为“魔罗”，后来去掉了音节“罗”，成为“魔”，也是汉语中的常用词。鲁迅早年的文章《摩罗诗力说》，用了另一音译“摩罗”。 （3）梵语Dhyāna,原来音译为“禅那”，后来去掉音节“那”，成为“禅”，也是汉语中的常用词。 这说明，先用逐字逐句的直译，给汉语留下一些语言的“粗胚”，经后人的加工，服了中国的语言“水土”，就可以成为汉语的有机组成部分。 梁实秋打上门来，主要不是因为翻译，而是另有用意。两人根本的分歧是在文艺观和社会观。梁实秋只认文艺中的“人性”，不认“阶级性”，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弃如鄙土。有人告诉鲁迅，梁先生任青岛大学图书馆主任时，把馆藏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清除出去，包括鲁迅翻译的几本论著。梁实秋挑鲁迅的“硬译”，总共举了三个例句，都来自两本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即《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从例句的选择就能看出他的意图。鲁迅很敏感，一下就把对方看破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反驳时，鲁迅写的文章，标题很奇特，局外人看不出其中的奥妙：《“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怎么会把“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绑在一块呢？这篇写得很大气的长文，谈“文学的阶级性”的文字比重远远超过谈“硬译”。梁实秋读了鲁迅的反驳文，心里的秘密被说破了，惶惶然，又不想认账，写了《答鲁迅先生》自我辩解：好一个“鲁迅”，“我”梁实秋并没有反对无产阶级文学，只是批评一下“你”的“硬译”，“你”怎么三下两下就跳到“文学的阶级性”上，来攻打“我”呢？〔14〕梁实秋原本是想从斜里刺上一刀，鲁迅不吃这一套，偏要跳到“正面”去狙击。梁实秋还是嫩了一点，这回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因为鲁、梁的冲突主要不在翻译观，在“翻译”这个论题下探究两人的争论，意义不是很大。所以，我不想在这里过多评说，只对相关的背景作一点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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