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心学与程朱理学在宇宙构成、方法论、认识论、作用和影响上均有差别，区别如下：
①宇宙构成：程朱理学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外在的“理”，“理”在人心之外，主张“即物而穷理”，是客观唯心主义。王阳明强调“心即是理”，即最高的道理不需外求，而从自己心里即可得到，是主观唯心主义。
②方法论：程朱理学偏重于外在工夫，主张“格物致知”（格物，接触事物；致知，获得知识），即通过对外物的考察来启发内心潜在的良知。
王阳明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致良知”，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
③作用：理学要求个人修养要以敬畏天理为准则，才能达到圣贤之道；当人的私欲与天理冲突时，要“存天理，灭人欲”。王学这种“心即理”看法的发展，也影响了明朝晚期思想中对于情欲的正面主张和看法。由于心即理，因此人欲与天理，不再如朱熹所认为的那样对立，因此是可以被正面接受的。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心学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程朱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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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8-12-20
第2个回答 2011-07-01
心学是种客观唯心主义,而心学是种主观唯心主义...
理学强调物质与人性的联系,而心学则比理学更强调自我看法与感受...
王阳明的心学是在陆九渊宋明理学中心学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而成就的。所以，要理清王阳明心学不得不提及陆九渊和朱熹对“理”、“气”、“心”几个关键点的不同理解。
“理”的分歧。朱陆都认为理是世界万物的终极本原。但是陆九渊借助的是儒学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以为“心即理”，万事万物皆由心而生发。“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自杂谈》，其与朱熹所说的理为天地、人物存在之本是先于宇宙而存在的明显不同。结果，朱熹主张由道问学，强调格物致知，即穷物理，强调学习知识的重要性，以为人的道德水准必将随着知识的增长而增进。陆九渊说“明心”，要尊德性，强调为学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增进知识，而是为了实现道德的至高境界，因此，儒家经典的学习与研究、对外界事物的认知与把握，都不可能直接有助于实现增进道德境界的目的，因为人的本心就是道德的根源，因此只要扩大、完善人的良心结构就能实现增进道德的目的。（从当前德育范式来看，学习知识的多寡并不决定道德水准，禹三过家门而不入一心为公的公仆并没有高深的知识，但是，知识的深浅有助于增长道德水准，不过，这是由于学习者不把学作为致知目的而作为完善德性的追求之果。朱熹本人教育思想的核心是道德教育，而这种定为方式决定了难以达到道德的较高境界。）
“气”的分歧。陆九渊的概念中，“气质”只是一个生理、心理意义上的问题，指的是人的一种心理或生理状态。他认为，人的这种生理心理品性和人的社会行为之间虽有联系，但并不是必然的、唯一的关系，即人的气质并不能决定人的善恶贤愚，并不能决定人的做后归宿，学能变化气质。朱熹之气是和理相对的概念，既指宇宙万物生成的基础，构成万物的物质材料（一草一木），又指形成人物（善恶贤愚）之别的内在因素。
“心”的分歧。朱熹认为心是分为“人心”与“道心”的，道心是天理的体现，是“原于性命之王”，是义理之心，是人心的主宰；人心是气质的表现，故而必须接受道心的主宰和统领，此即“心统性情”。陆九渊认为人心道心只是从不同方面描述心的性质状态，如果将二者对立起来，则分明是“裂天人为二”，心是人的本质所在，是伦理本能。（朱熹觉得形而上心为道心形而下则为人心，本质还是天理决定气的问题；陆九渊似乎认定心就是理理就是心。）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
理学强调物质与人性的联系,而心学则比理学更强调自我看法与感受...
王阳明的心学是在陆九渊宋明理学中心学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而成就的。所以，要理清王阳明心学不得不提及陆九渊和朱熹对“理”、“气”、“心”几个关键点的不同理解。
“理”的分歧。朱陆都认为理是世界万物的终极本原。但是陆九渊借助的是儒学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以为“心即理”，万事万物皆由心而生发。“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自杂谈》，其与朱熹所说的理为天地、人物存在之本是先于宇宙而存在的明显不同。结果，朱熹主张由道问学，强调格物致知，即穷物理，强调学习知识的重要性，以为人的道德水准必将随着知识的增长而增进。陆九渊说“明心”，要尊德性，强调为学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增进知识，而是为了实现道德的至高境界，因此，儒家经典的学习与研究、对外界事物的认知与把握，都不可能直接有助于实现增进道德境界的目的，因为人的本心就是道德的根源，因此只要扩大、完善人的良心结构就能实现增进道德的目的。（从当前德育范式来看，学习知识的多寡并不决定道德水准，禹三过家门而不入一心为公的公仆并没有高深的知识，但是，知识的深浅有助于增长道德水准，不过，这是由于学习者不把学作为致知目的而作为完善德性的追求之果。朱熹本人教育思想的核心是道德教育，而这种定为方式决定了难以达到道德的较高境界。）
“气”的分歧。陆九渊的概念中，“气质”只是一个生理、心理意义上的问题，指的是人的一种心理或生理状态。他认为，人的这种生理心理品性和人的社会行为之间虽有联系，但并不是必然的、唯一的关系，即人的气质并不能决定人的善恶贤愚，并不能决定人的做后归宿，学能变化气质。朱熹之气是和理相对的概念，既指宇宙万物生成的基础，构成万物的物质材料（一草一木），又指形成人物（善恶贤愚）之别的内在因素。
“心”的分歧。朱熹认为心是分为“人心”与“道心”的，道心是天理的体现，是“原于性命之王”，是义理之心，是人心的主宰；人心是气质的表现，故而必须接受道心的主宰和统领，此即“心统性情”。陆九渊认为人心道心只是从不同方面描述心的性质状态，如果将二者对立起来，则分明是“裂天人为二”，心是人的本质所在，是伦理本能。（朱熹觉得形而上心为道心形而下则为人心，本质还是天理决定气的问题；陆九渊似乎认定心就是理理就是心。）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
第3个回答 2019-10-24
人人必读：程朱理学的极端误导
由是儒者皆不敢言因果，亦不敢教人努力为善，以彼常以有所为而为善即是恶，即是自私自利为训故也。
夫无所为而为善，实为为善之极则，乃圣人分上事，何可以此教普通人。若教普通人，则是阻人为善，导人为不善矣。
然圣人虽能无所为而为善，圣人亦尝有所为，非完全无所为也。
蘧伯玉行年二十，而知十九年之非，至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欲寡其过而未能，是平生有所为也。
曾子平日以三事自省，及至临终，方曰，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是始终有所为也。
颜渊问仁，夫子告以克己复礼。及问其目，则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两答皆有所为，非无所为也。
孔子见尧于羹，见舜于墙，见周公于梦。年已七十，尚欲天假数年，以期学易而免大过，皆深有所为也。
宋儒唱高调，欲以自鸣其高，而不知适与圣人循循善诱之道相反。其自误误人，以及天下后世也，大矣。
因为程朱这些人的误导，导致后世儒者都不敢说因果的道理，也不敢教人努力行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还有一个极端错误的训言：有所为而为善即是恶，即是自私自利。
要知道，无所为而为善，这个属于行善的极致目标，属于圣人的身份才能做到的事情，怎么能用这个标准来苛求普通人呢？如果你用这个标准来苛求普通人，那就是阻碍他人发心向善，这是引导别人做不善的事情啊。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劝人向善勿过高，当使其可从。如果你整天唱高调子，用不切实际的要求去苛求初学者，这只能说你不懂观机逗教，因果自负。
比如经常有人问：学佛是不是必须吃素才能学佛，必须持戒才能归依三宝？
对于初学者，吃素并不是学佛的必要条件，你可以边吃肉边学佛，等你学到一定程度，你自然而然就不想吃肉了。
如果你说学佛必须要吃素，那很多人就对学佛敬而远之了，说学佛太难了，要吃素啊，我做不到，干脆不学了。
有所为而为善即是恶，这个标准太高，理学家用这个高调子来苛求普通人，于是很多人都变成虚伪的道学先生，表面上道貌岸然，内心却是丑陋不堪。
在佛教当中，对于初学者，我们对于他们大大小小的善行，都应当随喜赞叹，哪怕并不纯净，哪怕只有细如微尘的善心，我们都可以随喜赞叹。而不是鸡蛋里面挑骨头，吹毛求疵。
对待自己，随着你修行日久功深，你就可以逐渐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学习如何避免三十三种不净布施，学习三轮体空的道理，学习逐渐绝四相，学习逐渐无所住而生其心。
理学家扯个虎皮冒充高明，其实犯了一个我们常说的大忌：应当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即便是圣人，虽然他们能够无所为而行善，但是圣人也曾经有所为，并不是完全无所为啊。
比如蘧伯玉二十岁的时候，能够发现自己前十九年的过失，到了五十岁的时候，能够发现前四十九年的过失，想要减少自己的过错，却发现做不到，这就是一生都有所为啊。
曾子每天用三件事来自省，也就是常说的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等到临命终时，这才松一口气，说：《诗经》说过，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从今以后，我可以不用这样了。
这就是从始至终都有所为啊。
颜渊问仁，孔夫子告诉他：克己复礼为仁。也就是克服自己内心不合理的私欲，让自己起心动念言行举止都符合礼仪。这样就能达到仁的境界。
颜渊又问目，前面说的是纲领，目的意思就是细则，于是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这两个回答，都是有为，并不是无为。
孔子见尧于羹，见舜于墙，见周公于梦。这个也是前面所说的见先哲于羹墙的典故，估计孔子也有这样的情形。
孔子这样孜孜不倦的求仁，年过七十的时候，还希望老天爷再给几年时间，能够用来深入学习《易经》，避免大的过失，这些都是深深地有所为啊。
宋儒这些人唱高调子，希望用这个来标榜自己的高明，却不知道他们这样做，与圣人循循善诱的教法恰恰相反啊。
宋明理学的自误误人，遗祸天下后世，后果非常严重啊。
出自：
《印光法师文钞》四卷、
续编《文钞》二卷、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
由是儒者皆不敢言因果，亦不敢教人努力为善，以彼常以有所为而为善即是恶，即是自私自利为训故也。
夫无所为而为善，实为为善之极则，乃圣人分上事，何可以此教普通人。若教普通人，则是阻人为善，导人为不善矣。
然圣人虽能无所为而为善，圣人亦尝有所为，非完全无所为也。
蘧伯玉行年二十，而知十九年之非，至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欲寡其过而未能，是平生有所为也。
曾子平日以三事自省，及至临终，方曰，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是始终有所为也。
颜渊问仁，夫子告以克己复礼。及问其目，则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两答皆有所为，非无所为也。
孔子见尧于羹，见舜于墙，见周公于梦。年已七十，尚欲天假数年，以期学易而免大过，皆深有所为也。
宋儒唱高调，欲以自鸣其高，而不知适与圣人循循善诱之道相反。其自误误人，以及天下后世也，大矣。
因为程朱这些人的误导，导致后世儒者都不敢说因果的道理，也不敢教人努力行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还有一个极端错误的训言：有所为而为善即是恶，即是自私自利。
要知道，无所为而为善，这个属于行善的极致目标，属于圣人的身份才能做到的事情，怎么能用这个标准来苛求普通人呢？如果你用这个标准来苛求普通人，那就是阻碍他人发心向善，这是引导别人做不善的事情啊。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劝人向善勿过高，当使其可从。如果你整天唱高调子，用不切实际的要求去苛求初学者，这只能说你不懂观机逗教，因果自负。
比如经常有人问：学佛是不是必须吃素才能学佛，必须持戒才能归依三宝？
对于初学者，吃素并不是学佛的必要条件，你可以边吃肉边学佛，等你学到一定程度，你自然而然就不想吃肉了。
如果你说学佛必须要吃素，那很多人就对学佛敬而远之了，说学佛太难了，要吃素啊，我做不到，干脆不学了。
有所为而为善即是恶，这个标准太高，理学家用这个高调子来苛求普通人，于是很多人都变成虚伪的道学先生，表面上道貌岸然，内心却是丑陋不堪。
在佛教当中，对于初学者，我们对于他们大大小小的善行，都应当随喜赞叹，哪怕并不纯净，哪怕只有细如微尘的善心，我们都可以随喜赞叹。而不是鸡蛋里面挑骨头，吹毛求疵。
对待自己，随着你修行日久功深，你就可以逐渐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学习如何避免三十三种不净布施，学习三轮体空的道理，学习逐渐绝四相，学习逐渐无所住而生其心。
理学家扯个虎皮冒充高明，其实犯了一个我们常说的大忌：应当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即便是圣人，虽然他们能够无所为而行善，但是圣人也曾经有所为，并不是完全无所为啊。
比如蘧伯玉二十岁的时候，能够发现自己前十九年的过失，到了五十岁的时候，能够发现前四十九年的过失，想要减少自己的过错，却发现做不到，这就是一生都有所为啊。
曾子每天用三件事来自省，也就是常说的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等到临命终时，这才松一口气，说：《诗经》说过，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从今以后，我可以不用这样了。
这就是从始至终都有所为啊。
颜渊问仁，孔夫子告诉他：克己复礼为仁。也就是克服自己内心不合理的私欲，让自己起心动念言行举止都符合礼仪。这样就能达到仁的境界。
颜渊又问目，前面说的是纲领，目的意思就是细则，于是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这两个回答，都是有为，并不是无为。
孔子见尧于羹，见舜于墙，见周公于梦。这个也是前面所说的见先哲于羹墙的典故，估计孔子也有这样的情形。
孔子这样孜孜不倦的求仁，年过七十的时候，还希望老天爷再给几年时间，能够用来深入学习《易经》，避免大的过失，这些都是深深地有所为啊。
宋儒这些人唱高调子，希望用这个来标榜自己的高明，却不知道他们这样做，与圣人循循善诱的教法恰恰相反啊。
宋明理学的自误误人，遗祸天下后世，后果非常严重啊。
出自：
《印光法师文钞》四卷、
续编《文钞》二卷、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
第4个回答 2011-07-01
王阳明心学是明朝中后期思想启蒙的开始，明朝中期以后心学占统治地位的。王阳明对心学进行完善并发扬光大，在士大夫心里占据了主要地位，程朱理学(也就是八股文）在他们心中越来越没有地位。程朱理学日益衰落，王阳明甚至在万历12年从祀孔庙，后来心学被有些王门弟子扭曲（比如说李贽），以东林党复社（其中很多人都是心学弟子）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力挽狂澜，对被某些人歪曲的心学进行纠正，同时加以发展成明末实学和朴素的民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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