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 萧军 茅盾 曹白 许钦文 李霁野
选自《鲁迅与青年 》
鲁先圣
在鲁迅的生活当中，帮助青年学生是很经常的事情，无论是创作方面还是生活方面，他都会尽己所能、鼎立相助，也因此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许广平在回忆录中曾经说，鲁迅为了帮助青年，“逐字逐页的批改文稿，逐字逐句的校勘译稿，几乎费去先生半生功夫。” 即使像后来成为文坛巨匠的矛盾等人也都得到过鲁迅的帮助。为了校勘他翻译的《一个青年的梦》，鲁迅不惜劳累，几乎耗费了整晚的时间。
青年木刻工作者曹白，因为刻了一张卢那察尔斯基的肖像，就被国民党**派以创作“普罗艺术”、“鼓吹阶级斗争而示无产阶级必有专政一日”的“罪名”逮捕入狱，受尽严刑拷打。出狱后，他又为一个木刻展览会刻了《鲁迅像》和《鲁迅和祥林嫂》，但检查官却抽出了《鲁迅像》，不准展出。曹白把这张木刻像寄给鲁迅。鲁迅不仅复信对曹白给予支持，还想将他坐牢之事写成文章发表。并鼓励曹白说：“人生现在实在苦痛，但我们总要战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
青年作者许钦文曾持孙伏园的信到教育部里去找鲁迅先生帮着找工作。但当时教育部不需要人手，就把自己身上仅有的20元钱给了他。鲁迅为自己不能使求助的青年不失望而暗自难过。许钦文谈到鲁迅对青年的帮助时说：“我们从（鲁迅）给李秉中的信，就可以知道鲁迅先生是这样帮助青年学生的，不但把自己仅存的二十元借给他，而且还从别处设法来解除他的困难。鲁迅先生当初在教育部里收入不算少，可是他自己，经常穿着两个膝髁上补缀得好象贴着膏药的裤子，据说还是在日本留学时做的。他的钱，除担负家用、买书以外，差不多就是帮助青年、代学生交学费等用掉的。”许钦文的处女作《故乡》，不但由鲁迅编定，而且还是他用自己《呐喊》的版税印成的。
1934年的深秋时节，萧军和萧红乘上一艘日本轮船，离开青岛，驶往上海。此行的目的，就是前去拜会文坛大师鲁迅。在此之前，萧军曾怀着虔敬的心情，给鲁迅先生写过一封信，而鲁迅的及时复信，则使这两位“小人物”喜出望外。事实证明，鲁迅的回信是具有历史性的，倘若先生当时对萧军的来信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或未及时答复，那么两萧的未来命运将会如何呢？我们不得而知。由此可见，萧红与萧军确实是非常幸运的，在他们还名不见经传的时候便得到了鲁迅这样的文坛盟主的诚恳相待，作为欲在文坛上大展宏图的年轻人来说，还有比这更令人兴奋的吗？
11月30日，对于萧红萧军来说无疑是一个盛大的喜庆之日，根据约定的时间，两萧准时来到了内山书店。出入意料的是，鲁迅已在那里等候他们了，这使萧军萧红简直有点不知所措。鲁迅迈着缓慢的步子走过来，平静地问道：“是刘先生悄吟女士吗？”二人迷乱地点着头。接着，先生便引导二人走出书店到一家不远的咖啡店。也许，按照两萧本来的设想，与先生初次见面的一刹那不应是这样的，他们可能要说上许多问候语，场面也会比眼前发生的热烈。然而，刚才发生的一幕却是如此的朴素，如此的自然，多余的寒暄和客套都被省去了，这使两个人一下子便回到了本真状态，不再感到有什么拘束。特别是当萧红望着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一代大师原来竟是出奇的平和与充满善意时，那横亘在大人物与无名之辈之间的界限顿时消失了。萧红注视着眼前这位面色苍白显得有些衰弱的老人，他脸颊消瘦，颧骨突出，嘴上留有浓密的唇髭，头发极富于特征，硬而直立，眼睛喜欢眯起来，但目光却异常锐利，后来萧红曾特别描述过先生特有的那使人“感到一个时代的全智者的催逼”的目光。尽管鲁迅的外表与萧红想象的可能有所不同，但先生给她留下的印象仍是深刻而难忘的，这就是杰出人物身上所特有的素朴和自然。他们从不靠什么精心的包装来抬高自己的身份，而是以极度的坦诚赢得你的尊敬。
出于对导师的热爱和关心，第一次会面后不久，两萧便怀着不安给鲁迅写了一封信，以表达对鲁迅健康状况的忧虑。关于这一点，鲁迅显示出他一贯特有的达观态度，指出这是自然法则，不必为此而悲哀。其次，鲁迅回信中更多是对两萧的指导和帮助，特别是当他看到两人目下正处于一种焦躁状态无法工作时，提出了如下忠告：“我看你们的现在的这种焦躁的心情，不可使它发展起来，最好是常到外面去走走，看看社会上的情形，以及各种人们的脸。”毫无疑问，在先生忠告的背后所包含的无限情意，两萧是深深体会到的。
从此，在鲁迅的引导下，萧军和萧红开始走入上海文坛，并与当时的许多重要人物建立了广泛联系，而他们与鲁迅之间的友谊，则对日后自身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当时，青年学生来找鲁迅先生的人很多。鲁迅不仅喜欢青年的访问，也费尽苦心鼓励和培养他们。为了要给中国培养切实的翻译工作者，他对李霁野翻译的俄国安德列夫的剧本《往星中》十分重视，不仅仔细看了译稿，并约李霁野面谈，提出修改意见。为了给青年翻译工作者创造出版条件，还在以后特地成立了未名社，而鲁迅则是该社的主要出资人。因为要换取学费，李霁野想将自己翻译的《黑假面人》卖出去。韦素园在给鲁迅的信中顺便提了一下，鲁迅在回信中就提出自己可以先借钱给李霁野，书还是由未名社来印，待卖出后可以用收回的钱来还。韦素园是李霁野的小学同学，也是鲁迅的年轻朋友之一。当鲁迅先生得知韦素园患的是肺病时，非常关心，去信劝他好好保养，不要过度劳累。他去医院看望韦素园时，素园在谈了几个小时后才想起请先生吸烟。为了避免使病室里有烟味，鲁迅几次摇头说不吸了。直到素园再三说了对自己无妨，鲁迅先生才走出病室，站得远远的急忙吸完了一枝纸烟。
鲁迅先生关心爱护和帮助青年学生，同时他也赢得了青年们的拥护和爱戴。据许羡苏（淑卿）回忆说：“鲁迅住在莽原社的时候，有一天傍晚，我给他送东西去，刚走到门口，突然有三个象大学生样的青年来找他。鲁迅的学生，只要经常来访的，我都认识，而这三个我都不认识。他们问我，鲁迅先生在家不？我大声地答复他们：他不在！那时心里多着急呀！要是这三个人是坏人，可怎么办？我生怕他们冲进去找，就拦在门口不走，我一直等到这三个人走了，才进屋去。这以后，鲁迅就只好装作病人，躲到旧刑部街山本医院去了。”
萧红则是在一家炸油条的铺子里看到鲁迅的手稿被用来包油条，那是一张《表》的译稿，便赶快买下来并写信告诉鲁迅。从这些细节里，可见鲁迅先生在青年学生心目中的地位。就连中共两广区区委书记陈延年要广东学生运动领导人毕磊去见鲁迅时都说：“鲁迅这个人喜欢年青人，你们去的时候要活泼一点。”毕磊在《欢迎了鲁迅以后》一文中写道：“鲁迅先生这次南来，会帮助我们喊，指导我们喊，和我们一同喊。”反映了当时许多革命青年的心情。
郁达夫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到这样一件事情。1929年许广平生下周海婴的时候，鲁迅先生已经48岁，而此前鲁迅先生始终没有孩子。这个时候有一个鲁迅在广州认识的文学青年，见鲁迅没有儿子而又非常喜欢自己，就一厢情愿地想给鲁迅当儿子，连同女朋友一起住到鲁迅在上海的家里。后来见鲁迅没有这个意思，就要求鲁迅给他谋一个职业。鲁迅对于这个素昧平生的文学青年给予了极大的帮助，托朋友在商务印书馆找一个校对和打杂的工作，由鲁迅私下里出钱给商务印书馆为青年发工资。后来，这个青年也许出于良知，也许是有其它的门路，自己走了。郁达夫的文章中没有说到这个青年的名字。但是，这件事情，却正印证了鲁迅对于青年的关心和爱护。不论什么情况，只要求助到他，他都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
鲁迅除了对青年的不遗余力的帮助之外，对于那些能够迷途知返的青年也表现了极大的大度和宽容。20年代，当时创造社的一部分青年与鲁迅进行了一番论战。后来这些青年在地下党的说服下，意识到攻击鲁迅的错误，主动到鲁迅家里去。鲁迅非常高兴地以战友和同志的真挚感情和他们倾心交谈，善良而坦率地批评他们的主观主义。鲁迅含蓄地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金扁担”的故事：有个农民每天挑水，一天，他突然想起皇帝用什么挑水呢？自己接着回答：一定是用“金扁担”。一个是“柿饼”的故事：一个农妇，一天清晨醒来，想到皇后娘娘是怎样享福的，她想皇后娘娘一醒过来，一定就叫：大姐，拿一个柿饼来吃吃。这两个故事，当时令创造社的年轻作家们惭愧万分。因为，他们发现，他们并不真正了解鲁迅，他们幼稚的主观，不仅仅伤害了鲁迅，而且也伤害了自己。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