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经常帮助青年学生，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据许广平说，鲁迅为了帮助青年，“逐字逐页的批改文稿，逐字逐句的校勘译稿，几乎费去先生半生功夫。” 即使像后来成为文坛巨匠的矛盾等人也都得到过鲁迅的帮助。为了校勘他翻译的《一个青年的梦》，鲁迅不惜劳累，几乎耗费了整晚的时间。 青年木刻工作者曹白，因为刻了一张卢那察尔斯基的肖像，就被国民党反动派以创作“普罗艺术”、“鼓吹阶级斗争而示无产阶级必有专政一日”的“罪名”逮捕入狱，受尽严刑拷打。出狱后，他又为一个木刻展览会刻了《鲁迅像》和《鲁迅和祥林嫂》，但检查官却抽出了《鲁迅像》，不准展出。曹白把这张木刻像寄给鲁迅。鲁迅不仅复信对曹白给予支持，还想将他坐牢之事写成文章发表。并鼓励曹白说：“人生现在实在苦痛，但我们总要战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 青年作者许钦文在还没有找到‘法律评论’社的书记职位时，曾持孙伏园的信到教育部里去找鲁迅先生帮着找工作。但他很快就说没位置，只轻轻点个头就回到办公室去了，他为自己不能使求助的青年不失望而暗自难过。许钦文谈到鲁迅对青年的帮助时说：“我们从（鲁迅）给李秉中的信，就可以知道鲁迅先生是这样帮助青年学生的，不但把自己仅存的二十元借给他，而且还从别处设法来解除他的困难。┄┄鲁迅先生当初在教育部里收入不算少，可是他自己，经常穿着两个膝髁上补缀得好象贴着膏药的裤子，据说还是在日本留学时做的。他的钱，除担负家用、买书以外，差不多就是帮助青年、代学生交学费等用掉的。”许钦文的处女作《故乡》，不但由鲁迅编定，而且还是他用自己《呐喊》的版税印成的。 当时，青年学生来找鲁迅先生的人很多。鲁迅不仅喜欢青年的访问，也费尽苦心鼓励和培养他们。为了要给中国培养切实的翻译工作者，他对李霁野翻译的俄国安德列夫的剧本《往星中》十分重视，不仅仔细看了译稿，并约李霁野面谈，提出修改意见。为了给青年翻译工作者创造出版条件，还在以后特地成立了未名社，而鲁迅则是该社的主要出资人。因为要换取学费，李霁野想将自己翻译的《黑假面人》卖出去。韦素园在给鲁迅的信中顺便提了一下，鲁迅在回信中就提出自己可以先借钱给李霁野，书还是由未名社来印，待卖出后可以用收回的钱来还。 韦素园是李霁野的小学同学，也是鲁迅的年轻朋友之一。当鲁迅先生得知韦素园患的是肺病时，非常关心，去信劝他好好保养，不要过度劳累。他去医院看望韦素园时，素园在谈了几个小时后才想起请先生吸烟。为了避免使病室里有烟味，鲁迅几次摇头说不吸了。直到素园再三说了对自己无妨，鲁迅先生才走出病室，站得远远的急忙吸完了一枝纸烟。 鲁迅先生关心爱护和帮助青年学生，同时他也赢得了青年们的拥护和爱戴。 据许羡苏（淑卿）回忆说：“鲁迅住在莽原社的时候，有一天傍晚，我给他送东西去，刚走到门口，突然有三个象大学生样的青年来找他。鲁迅的学生，只要经常来访的，我都认识，而这三个我都不认识。他们问我，鲁迅先生在家不？我大声地答复他们：他不在！那时心里多着急呀！要是这三个人是坏人，可怎么办？我生怕他们冲进去找，就拦在门口不走，我一直等到这三个人走了，才进屋去。这以后，鲁迅就只好装作病人，躲到旧刑部街山本医院去了。”而肖红则是在一家炸油条的铺子里看到鲁迅的手稿被用来包油条，她得到了一张《表》的译稿，便赶快写信告诉鲁迅。从这些细节里，可见鲁迅先生在青年学生心目中的地位。就连中共两广区区委书记陈延年要广东学生运动领导人毕磊去见鲁迅时都说：“鲁迅这个人喜欢年青人，你们去的时候要活泼一点。”毕磊在《欢迎了鲁迅以后》一文中写道：“鲁迅先生这次南来，会帮助我们喊，指导我们喊，和我们一同喊。”反映了当时许多革命青年的心情。 鲁迅先生为了帮助青年，夜以继日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他接待来访的青年，鼓励他们起来战斗；他给不少来信求教的青年写了许多回信，告诫他们同旧势力较量必须“锲而不舍”；他带领文学青年，创办有战斗力的文艺周刊，让他们为改造社会出力。从《鲁迅日记》中也可以看出，鲁迅几乎每个白天都要接待青年学生，而到了夜晚，他除了自己写作外，有很多时候还要负责校勘改写青年的手稿。可以说，鲁迅的生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为青年们而燃烧，而青年们也把他当作了人生的导师和新文化的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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