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做了个12年的远景规划。中国科学院大扩军（今天的社科院当时也属中科院），何兆武也由陕西师院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后，参加侯外庐先生主持的《中国思想通史》的撰写等研究工作。但由于那个特殊的时代特殊的环境，研究重点长期是“服从组织需要”:查查地震资料，编编地方县志。工作之余，何兆武读书记笔记，翻译了一些马克思的西方学者的著作——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就是开了间“地下工厂”。也就是在这间“工厂”里，他“生产”出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等译著，这些书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都先后出版发行了。
翻译罗素的《西方哲学史》颇有戏剧性，上世纪50年代罗素大搞和平运动，毛泽东、周恩来联名电邀罗素来华访问，罗素亦欣然同意。但临行时，90多岁高龄的罗素因身体原因，不能远行，便以他的《西方哲学史》赠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嘱咐将此书翻译出版。工作人员将此书交给当时能担当此任的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将翻译的任务交给何兆武。“文革”中何兆武先生挨批的罪状之一就是，他翻译此书是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招魂。翻译此书本是毛主席的指示，却被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扣上这么一顶帽子，何兆武觉得哭笑不得。“1971年，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最终还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最主要的罪状还有一条，是‘恶毒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当时，报上老登江青的照片，我在一次私人闲聊时说她总是抛头露面，这样不合适，就被告发了。”
“文革”以后，何兆武的研究重点转到了中西思想史以及史学理论方面，先后发表了数量颇丰的论文和译著。他从英文、法文、德文等译介西方史学哲学等思想理论不遗余力，其译作“意达辞雅，文质兼美”，受到专业人士的高度评价。其翻译工作与其西方思想史的研究相辅相成，同时为国内学者从事西方文化研究铺就了坚实的基础。何兆武译作颇丰，仅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就收录何先生译作有8种之多。
有人曾这样说：“如果要颁发一项西方学术著作汉译特殊贡献奖，这一具有无限殊荣的奖项应该毫不犹豫地送给何兆武先生。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摘取这项桂冠了。”的确，何兆武的名字在当代中国并不是十分响亮，但很多人对西方历史和思想的理解几乎都无一例外地受到过他所翻译或介绍的西方学术经典的影响。
他学贯中西，却并无留洋的经历，当人们惊讶他把那些艰深的学术书译得如此晓畅、明白时，他只是淡淡地说:“我没有留过学，就是西南联大和清华学的基础。主要是我译这些有兴趣。”这些译著都是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偷偷完成的。毫无疑问，他作为一个翻译家的名声和成就也是非凡的。
思想文化的开放必须与经济的开放和繁荣同步，否则会出现精神文化的匮乏与畸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