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近代俄国文学具有过渡的性质，一方面是出现了俄国历史上第一批知名的作家，如罗蒙诺索夫、杰尔查文、冯维辛、卡拉姆津、拉季舍夫等，以及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格里鲍耶陀夫、克雷洛夫，另一方面是文学还有待于形成民族的独特性，赶上西欧近代文学的水平。因而它加速探索，努力建立一种摆脱模仿、力图具有民族性的文学。其发展过程是把西欧文学流派的诸种武器统统拿来使用，一旦发展某种流派不适合俄国需要，就迅速抛弃，再找新的，直至找到最适于发展俄国文学的武器，把它掌握起来，加以运用和发展。西欧17世纪以来几百年间先后出现的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感伤主义、浪漫主义诸流派，俄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都先后试过了。
俄国近代文学的早期沙费罗夫（1669~1739）和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1681~1736）的政论反对守旧，宣传开明君主专制，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矛盾和动向。
18世纪30年代在彼得改革的基础上兴起的古典主义，是此后将近半个世纪中俄罗斯文学的基本流派，表现了启蒙主义同中世纪思想原则之间的斗争。
康捷米尔（1708~1744）的讽刺诗着重批评20~30年代社会上的愚昧主义流毒和封建等级观念，到18世纪50年代还在广泛传诵。
罗蒙诺索夫（1711~1765）写颂诗褒扬开明君主，赞美科学文化造福人类。他使文学体裁和语体规范化，并将音节体诗改为更适合俄语特性的音节和重音并重体诗，对统一的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形成和诗歌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诗人和剧作家苏马罗科夫（1717~1777）也有过很大影响，同时代人认为他的悲剧和罗蒙诺索夫的颂诗标志着俄罗斯新文学的真正开端。
古典主义代表作家还有特列佳科夫斯基（1703~1768）、赫拉斯科夫（1733~1807）。在古典主义文学中，讽刺作品成长较快。18世纪50年代，嘲讽性的寓言诗和喜剧先后出现。
18世纪60~70年代初，讽刺杂志盛行，其中最突出的是诺维科夫（1744~1818）主编的《雄蜂》（1769~1770）和《画家》（1772~1773）。
前者主要暴露像雄蜂一样过寄生生活的地主，后者侧重抨击上流社会的崇洋媚外风气。
此外还有艾明（1735~1770）的《地狱邮报》（1769）和楚尔科夫（1744~1792）的《杂拌儿》（1769）。
18世纪70年代末，杰尔查文（1743~1816）的颂诗开始问世。他把讽刺与歌颂、批判与肯定结合起来（《费丽察颂》，1782，《权贵》，1798），又把“鄙俗”的日常生活引进诗中（《兹万卡的生活》，1807），从而多少突破了古典主义的模式。
冯维辛（约1744~1792）在其优秀喜剧《纨绔少年》（1782）中虽然还遵守“三一律”，却深刻揭露了农奴主的残暴和寄生性，指出了农奴制是俄国的万恶之源，向现实主义迈进了一步。
18世纪后期，在英、德、法等国文学的催化下，感伤主义在俄国蓬勃兴起，此时的作品大都反映了1773~1775年普加乔夫起义后贵族的忧伤情绪。其倡导人卡拉姆津（1766~1826）打破古典主义的禁忌，将卑贱者的形象引入文学，在《苦命的丽莎》（1792）中写一个农家姑娘和贵族青年相爱，最后被抛弃而自杀的故事。小说着力渲染人物的内心感受，格调新颖，语言清雅流畅，发表后风行一时。
感伤主义诗人德米特里耶夫（1760~1837）以寓言、歌谣见长。而贵族革命家拉季舍夫（1749~1802）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1790）则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部强烈反对农奴制的力作。他真实地写出了农民的困苦和抗议，并用书中《自由颂》一诗大胆歌颂17世纪英国革命，但其抒发感受的章节仍保持感伤主义的特点。这部作品没有对当时的文学产生直接影响，其效果到十二月党人革命时才显示出来。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俄国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激荡和1812年卫国战争所引起的民族意识的高涨，专制农奴制的危机加深，终于爆发了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俄国解放运动史上的贵族革命阶段（大约从1825~1861年）从此开始。
同这次起义前后错综复杂的社会状况相适应，文学中各种流派和思潮纷然并立，互相排斥而又互相渗透。感伤主义虽已出现，古典主义派尚未完全退出，他们以希什科夫（1754~1841）和杰尔查文为首，结成“俄罗斯语言爱好者座谈会”（1811~1816），同拥护卡拉姆津的“阿尔扎马斯社”（1815~1818）就新旧文体问题激烈论战。
19世纪初，一些保守贵族对动荡的社会甚为不满，流露出悲观遁世的思想，消极浪漫主义遂应运而生。其鼻祖茹科夫斯基（1783~1852）原是从感伤主义蜕化而来，他的大部分诗歌远离现实，追求内心的自由和谐，宣扬神秘的宗教观念，但他发展和深化了卡拉姆津对人物的心理剖析。巴丘什科夫（1787~1855）的后期诗作也有类似之处。
随着贵族革命的酝酿，又涌现了反对暴政、颂扬自由的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如十二月党诗人雷列耶夫（1795~1826）的《致宠臣》（1820）、《公民》（1825），普希金（1799~1837）早期的《致恰达耶夫》（1818）、《高加索的俘虏》（1820~1821）等。
雷列耶夫、拉耶夫斯基（1795~1872）、丘赫尔别凯（1797~1846）和马尔林斯基（1797~1837）等十二月党诗人认为文学是宣传和战斗的武器，注意从民间创作吸取营养，强调作品的民族独特性。
这时现实主义文学也有进展，克雷洛夫（1768~1844）的寓言广泛地表现社会的弊端和俄罗斯民族的智慧，形式活泼，文辞通俗。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的喜剧《智慧的痛苦》（1824）以个性化的语言，通过对保守反动势力的斗争，刻画出一个反映十二月党人革命情操的19世纪20年代贵族知识分子恰茨基的形象。马尔林斯基的中篇小说、拉热奇尼科夫（1792~1869）的历史小说和柯里佐夫（1809~1842）的诗，也包含了许多现实主义的成分。
俄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伴随着1812年反拿破仑侵略战争的胜利和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而诞生。它以诗歌为主，富有强烈的战斗精神。茹科夫斯基（1783~1852）对俄国浪漫主义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被誉为第一位俄国抒情诗人。他的作品受到感伤主义思潮的影响，充满神秘色彩，但却革新了俄国诗歌的形式和格律。十二月党诗人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沙皇官僚集团，宣传革命思想，奠定了俄国浪漫主义文学向往民主和自由的基本主题。普希金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他不但是俄国浪漫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而且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克雷洛夫（1768~1844）的寓言也是俄国文学的重要成就。他的作品不但歌颂了人民的智慧，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痛苦命运的同情，而且讽刺了专制暴政、揭露了贵族的寄生生活。克雷洛夫的寓言富有民族风格，充满幽默和机智，并广泛的采用了民间口语，深受人民喜爱。
莱蒙托夫是继普希金之后的另一位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人物。他在长篇叙事诗《童僧》、《恶魔》里塑造了具有叛逆性格的英雄形象，表达了人民反抗专制暴政的正义心声。抒情诗《帆》以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的孤帆，象征着“祈求风暴”的不屈战士。《高加索》充满热爱故土的情怀，显示了描写自然的高超技巧。莱蒙托夫在小说《当代英雄》中塑造了俄罗斯文学中的第二个“多余人”形象毕乔林。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形成于19世纪30年代，在19世纪50、60年代走向繁荣，到19世纪70~90年代达到了高峰，并转向衰落。将近100年的俄国文坛，描写人民苦难的作家人才辈出，反映现实黑暗的作品不断涌现。他们的批判锋芒主要针对封建农奴制，后来也触及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度。高尔基曾拿西方文学作对比，说：“没有一个国家像俄国那样在不到100年的时间出现过灿若星群的伟大名字。”
19世纪初，俄国资本主义因素有显著的增长，封建农奴制面临危机。先进人士对农奴制的批判以及围绕废除农奴制问题的斗争，促进了一部分作家转向现实主义。反对农奴制的斗争要求文学揭露社会的黑暗，这是批判现实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而文学本身的发展，也为它提供了条件。
普希金的后期创作由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莱蒙托夫、果戈理等是早期创作以浪漫主义见称的作家，也在19世纪30年代转向现实主义。诗人莱蒙托夫（1814~1841）在1840年发表小说《当代英雄》，继承普希金开始的“多余人”形象传统，塑造了又一个“多余人”形象毕乔林。毕乔林是对上流社会强烈不满的贵族青年，但他摆脱不了贵族生活，没有理想，玩世不恭，感到苦闷绝望；他时时进行自我心理分析，既否定一切，也蔑视自己，只能成为社会的“多余人”。作者用讽刺的笔调讥讽他，并谴责其所由来的贵族社会。
果戈理加强了俄国文学的批判倾向。别林斯基则反驳对立派攻击果戈理的言论，认为到19世纪40年代后期已形成了以果戈理为代表的“自然派”，其特点是真实描写并批判社会的黑暗，以下层人民为作品的主人公，反映人民的疾苦。这恰好是俄国社会迫切需要的文学。别林斯基的理论有力地推动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发展。赫尔岑（1812~1870）的小说《谁之罪？》（1847年）创造了另一个“多余人”别里托夫。这样一来，经过普希金、果戈理的创作实践和别林斯基在理论上的阐释，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到19世纪40年代已经完全获胜，并于19世纪50、60年代进入繁荣时期。
俄国文学繁荣的表现是作家众多，名著如林，而且种类齐备。小说如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1859年）、屠格涅夫的《前夜》（1860年）和《父与子》（1862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186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1864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1869年）。短篇、散文、随笔如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1852年），谢德林的《外省散记》（1856年），剧作如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1860年），诗歌如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1863~1877年）等。在理论方面，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了“美是生活”的著名论点，其论文《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1885年）对唯物主义美学作了重大贡献。
屠格涅夫的出现是繁荣时期的标志。他在写出了“多余人”形象罗亭（同名小说，1856年）、拉夫烈茨基（《贵族之家》，1960年）之后，迅速转向“新人”形象的创作，开了这个形象系列的先河。所谓“新人”指的是平民知识分子，即“自由民主资产阶级的受过教育的代表，他们不是贵族，而是官吏、小市民、商人、农民。”而此前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同名小说）几乎已是“多余人”形象的尾声。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接着提供了一批“新人”的形象。此时，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的《大雷雨》等剧作和涅克拉索夫（1821~1898）的《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分别在戏剧和诗歌方面拓宽了文艺表现生活的范围。前者将商人、演员、教师、店员、侍役等中下层人物搬上了舞台，后者则把农民、小知识分子引进了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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