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一个突出的难题在于“早期文明”的界定标准问题。在国际考古学界,公认的关于早期文明出现的标志是冶金术、文字和城市的出现。但是,我们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过程中,发现这些标准存在明显的理论设计不足。这就迫使我们思考“早期文明”应该如何更加科学地界定。通过科研攻关,我们提出了自己判断早期文明的标准,那就是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了社会的分工、阶层的分化,然后是权力出现并逐步强化,在考古学研究中主要表现为大型的城市、大型的建筑、高等级的墓葬的出现,以及表明高等级身份的礼器,如玉器、精美青铜器等的出现。在此基础上,早期文明逐渐形成一个具有稳定区域,拥有共同信仰的社会组织系统,出现了将这个区域的军事和宗教祭祀权力于一身的最高统治者——王和服务于王的官僚机构,形成了国家。这种判断早期文明标准是基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及中国实际得出的。可以说,考古学术研究特别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取得的成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