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哲学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哲学思想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逐渐从传统的经学形态向近代哲学的新形态转化。 19世纪末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最早在中国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想，他们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奠基者。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等人进一步把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推向前进。
中国资产阶级哲学从产生时起，便紧扣住“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政治主题。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以西方进化论思想为理论武器，论证国家的独立、自强和发展。他们对进化论进行取舍、加工、改造，形成了中国资产阶级哲学独特的进化观。
康有为首先在自然观方面接受了进化论。他在万木草堂讲学时就开始向学生们讲授人类进化的知识。他的主要创造，是把进化论运用于人类社会，借公羊三世说的“微言大义”，表述了进化的社会历史观，即社会按照“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循序前进。谭嗣同也积极宣传“日新”的进化观点。他认为“地球之运，自苦向甘”，人类社会沿着“逆三世”、“顺三世”的轨道向前进化发展。他在《仁学》中抨击封建伦常名教是“据乱世之法”，指出变法维新首先必须变革三纲五常。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发表了著名论文《原强》，介绍了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的观点。1898年他又译述了T.H.赫胥黎的《天演论》，并在其中加了许多按语，结合中国的实际需要，积极宣传达尔文的进化论。他认为人类社会与生物界一样，也有生存竞争；中国人必须奋发图强。他认为人类的历史是进化发展的，“世道必进，后胜于今”。他主张中国必须改革，走西方国家的道路。在按语中，他还以达尔文的进化论反对了宗教神学的创世说。
但是，康有为、严复等人的社会历史进化观，都主张和平渐变，反对革命突变。
章太炎早年在《原人》、《原变》、《菌说》等文中，阐述了生物进化的自然观。他强调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进化的巨大影响，认为恶劣的环境会导致人类智力的退化；他十分重视“合群”的作用，认为人们只有团结一致，才有力量同命运抗争，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后来，随着他在政治上从追随改良转变为拥护革命，他的进化观也有了重大的发展。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强调必须通过流血革命促进社会进化，批判了康有为的和平渐变论。
孙中山十分推崇达尔文进化论，认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它的出现，使“世界思想为之一变”，“从此各种学术皆依归于进化矣”。他把进化观系统化，提出整个宇宙的进化分为无生命物质进化、生物进化和人类社会进化三个时期，并着重论述了人类社会的进化。他说，人类社会的进化，经过了“洪荒时代”、“神权时代”、“君权时代”，现在已到了“民权时代”。他把进化同革命联系起来，认为在社会的进化中，革命的突变是不可避免的，指出改良派的和平渐变、不能躐等的论调是“反夫进化之公理”。
中国近代思想家对于认识论问题也比较注重。严复介绍了西方近代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主张认识必须从客观事物出发，“即物实测”。他运用这种唯物主义经验论批评中国旧学“无实”，说它不是从经验事实出发，而是从古书成训的教条出发，背离了事物的规律。他批评陆王心学是“向壁虚造”、“强物就我”。章太炎承认人们通过感官从客观事物取得的感性认识，同时更注重理性认识，但有贬低习行和感性认识的倾向。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学说，认为理论的建设和知识的探索是最重要的，也是十分艰巨困难的事，但行是知的开端，先有行然后才能有知。
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传入，打开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眼界，使他们从一个崭新的角度认识自然和社会。许多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将生物进化论、天文学、天体力学、物理学，尤其是关于电、磁、热、光等学说引入自己的思想体系，用来阐明自己的宇宙观。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孙中山对宇宙天体的形态和运动规律都作了比较准确的描述，认识到恒星、行星和星系之间的关系，并通过理论概括，得出关于宇宙无限的概念，肯定了宇宙间无始无终的变化运动。谭嗣同关于“以太”的物质性方面的论述，严复关于宇宙“质力相推”的见解，章太炎对生命现象的解释，孙中山关于无机物与有机物相互转化的认识等，都具有唯物论倾向。
但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往往不能把他们与自然科学相联系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贯彻到底。严复虽然具有唯物论的自然观，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物质是独立于人的意识的存在，是人们感觉经验的来源。但当问题引申到认识论领域时，他就认为人们认识的只是经验中的现象，至于现象的本质则是不可知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多是夸大精神的作用，在宇宙观上陷入唯心主义。如康有为以精神性的 “元”、“仁”作为世界的本原；谭嗣同也认为“仁为天地万物之源”。他们之所以夸张人的思想和主观能动性，是因为他们在改造社会的实践中，饱经挫折和失败，从而认识到：旧事物具有强大的力量，新生事物要战胜它们，就得有坚强的意志，就要努力以赴。中国近代哲学史表明，不少思想家受佛学影响较深，谭嗣同的仁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经他改造过的佛学思想。章太炎在1906年被捕入狱后，开始学佛，并想建立一种新宗教以激励人心。他最终把变革现实的希望寄托在“心力”上。
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相继失败后，进步的人们继续探索前进的道路。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出版，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它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反对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主张在中国实行“立宪共和制”，以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取代封建专制制度，以科学精神、科学态度批判封建主义的盲从、独断和迷信。在革命民主主义者看来，变革制度和思想革命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新文化运动批判老教条、老八股，提倡新文学、新道德，主张婚姻自由、个性解放等等,都是促使人们思想解放的积极因素，为“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了思想准备。 1923年思想界开展了“科学与玄学”亦称“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一方是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一方是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张君劢认为，世界上许多事物都有自然法则，但人生观问题却无科学公例可循。进而，否认科学对人生的价值，否认社会历史有客观规律，宣扬“意志万能”。科学派在自然科学范围内宣传了一些科学思想，有反封建思想的作用。但科学派丁文江是实证主义者，认为感觉是最真实可靠的存在，物质本身是什么，不得而知，应该存疑，自称是“存疑的唯心论”。
中国共产党人陈独秀、瞿秋白等人对论战中反映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给予驳斥。陈独秀指出，玄学派的“自由意志论”，固然是唯心主义的谬论，而自称“存疑唯心论”或心物二元论的“科学派”，也没有对人生观问题作出科学的解释。瞿秋白批判“玄学派”否认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谬论，指出：尽管人类社会历史中存在着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但不能因此而否认社会历史本身的规律。他还论述了必然与自由的关系，说明自由是以对事物必然规律的认识为前提的。
在这几场论战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取得了胜利20世纪20年代后期，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传播开了。瞿秋白在上海大学讲授“社会哲学概论”和“现代社会学”，系统地介绍了辩证唯物主义。到1927年，辩证法唯物论的洪流已席卷全国。 张东荪等人宣扬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叶青则以批判胡适、张东荪的面目出现，宣扬哲学消灭论，企图取消马克思主义哲学。艾思奇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张东荪、叶青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判，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科学性和革命性统一的原则。他们指出：“客观的一切事物，本来是辩证法的”；唯物辩证法正是把握了客观事物的辩证规律，它是不能否定的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自己的“独立的领域和对象”，也是不能任意取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