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个别杰出人物外，民国学术总体上远没有超越清朝。而今天的总体学术水平，已经大大超越了民国时期。
在社会上出现“民国（小学）教材热”时（观察者网注：约2010年），有记者问我：“为什么民国时的大师会编小学教材？”我告诉他，那时编教材不需要哪个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只要有出版社出就行，而出版社对编者是按印数付版税的。所以编教材的版税收入一般远高于学术著作，如果能编出一种印数高、通用时间长的教材，编者等于开发了稳定的财源，何乐而不为？至于“大师”，这是现在对这些编者的称号或评介，当初编教材时，他们还不具备这样高的身份，甚至还只是初入职场的年轻人。
近年来，随着“民国热”的升温，一批“民国范儿”的故事流传日广，更成为影视作品的新宠。与此同时，一批民国的“学术大师”如出土文物般现身，或者被媒体重新加冕。于是在公众和年轻一代的心目中，民国期间成了大师众多、高峰林立的学术黄金时代。
不过如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这样的“黄金时代”的呈现并不是正常的学术史总结研究的结果，或者是相关学术界的共识，大多是出于媒体、网络、公众，或者是非本专业的学者、没有确切出处的“史料”、人云亦云的传闻。所关注的并非这些人物的学术成就，而是他们的价值观念、政治立场、社会影响，甚至风流韵事。例如，一讲到民国学术言必称陈寅恪、钱宾四（穆）的人大多并不知道陈寅恪究竟作过哪些方面的研究，往往只是看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也没有读过《国史大纲》或钱穆的其他著作。称吴宓为“大师”的人根本不知道他是哪一行的教授，只是同情他“文革”中的不幸遭遇，或对他单恋毛彦文的故事感兴趣。称颂徐志摩、林徽因是因为看了《人间四月天》，或知道有“太太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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