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列宁新经济政策制定出台时间过短、思想的不成熟，是这一政策很快被废止的间接原因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1921年春提出来的，到1923年时，新经济政策实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于是，列宁将新经济政策加以总结，对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方法形成了与十月革命之初完全不同的全新的构想。
新经济政策的“新”主要体现在：第一，在农业政策上实行粮食税，允许农民在交纳规定数量的实物税后，自己处置自己手中的余粮，开放自由市场，允许自由贸易；第二，实行租让制，搞对外开放。把一部分国营的工矿企业、一部分土地森林等资源出租给外国资本家经营和开发，搞合资企业，引进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第三，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扩大地方流转，把发展商业视为搞活经济的中心环节；第四，发展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多种经济形式，包括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租让经济、租赁经济、合资经济、合作社经济、国营经济等多种经济形式。
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有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上的崭新内容。这一政策的提出表明，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果断地实行了从书本出发来谈论社会主义到从实际出发来谈论社会主义的方法论的转变。它表明，在俄国这样一个小农占优势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照搬马恩“直接过渡”的道路根本行不通，必须采取“间接的”、“迂回的”办法。新经济政策的成功向全党昭示出一个真理，即从书本出发来谈论社会主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那种把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说成是最完整、系统、成熟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观点，是颇为牵强的。因为从时间上看，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是迫于当时苏维埃俄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危机的严重形势做出的，是不得已的。做出这个抉择虽然是果断的、勇敢的，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新经济政策并不是十全十美、无懈可击的。例如对过渡时期的估计仍然偏短，对经济上战胜资本主义的理解仍然偏于简单；在解决市场同国家关系问题的原则方面，在国家对经济生活实行监督的原则方面，都没有超越已有的思想。此外，列宁总是把商品、货币、市场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等等。
对新经济政策思想的历史局限性，我们应该坚持正确的态度。列宁和历史上一切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这丝毫无损于列宁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光辉形象，无损于新经济政策巨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与此相反，应以列宁开创的从实际出发来谈论社会主义的原则，完善新经济政策。然而，以斯大林为代表的继任者，没有深刻理解新经济政策的方法论意义，最终导致了不是完善发展新经济政策而是最终否定这一政策局面的发生。
二、20年代中后期苏联国际环境的骤然紧张，是新经济政策很快被废止的直接原因
新经济政策是一个在实行过程中还需要不断调整和完善的政策，它的系统化和成熟还需要时间。然而，20年代中后期苏联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和战争逼近，这是导致新经济政策很快被中止的直接原因。
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曾寄希望于世界革命大面积爆发，由此使社会主义在一国先胜尔后引起多国革命胜利，世界革命将在短时期内完成。十月革命胜利后，革命风暴也确实席卷了欧洲一些国家。然而，欧洲革命很快便被资产阶级镇压下去。到1923年德国工人起义被镇压下去时，形势已十分明朗了，苏联已经处于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之中，社会主义的俄国已成为孤岛。在此情况下，斯大林及联共（布）中央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是随时准备应付外来侵略，巩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1925年1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对国际形势作了比较准确的估计，指出：“国际形势已经开始起根本的变化”、“战争的前提日益成熟”、“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为此，“必须准备应付一切”。1927年英苏断交和苏联驻波兰大使被刺，以及20年代末30年代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后引起了局部战争的爆发，更使联共（布）认识到“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日益逼近了”，“我们应当采取一切措施保障我们的国家以防止突然的事变”。战争危险的日益迫切，使苏维埃国家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抉择，要求苏联放弃常规的经济发展战略，而采用一种超常规的、在短时期见效快的、重速度的备战方针。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其理论或政策便失去存在的外部条件。因此，列宁新经济政策很快被中止的直接原因是国际环境的重大改变。
三、联共（布）全党特别是斯大林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新经济政策很快被废止的决定性原因
上面分析说明，新经济政策被中止是因为存在着间接和直接原因，但这些原因仅意味着新经济政策具有被中止的可能性。而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必然要有一个决定性因素起作用。而联共（布）全党特别是斯大林的思想没有跟上列宁的脚步完成这一重大转变，仍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则是新经济政策很快被中止的决定性原因。
一些工农基本群众不很理解新经济政策，担心这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有许多布尔什维克党员也想不通，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是放弃革命原则，搞资本主义。在共产国际中也有些革命家对此产生疑虑，对“租让制”想不通，甚至为此在国际会议上嚎啕大哭。在联共（布）中央核心领导层中，除了布哈林之外，所有人的认识都没有达到列宁的高度。先是托洛茨基，后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公开对新经济政策予以指责。他们尽管用词不同，但共同点是认为新经济政策同社会主义根本对立，认为新经济政策将导致资本主义倾向和富农倾向。而作为党内多数派关键人物的斯大林，在1928年以前基本上是坚定的新经济政策的支持者，但斯大林对这一政策的理解也只是停留在“退却”的层面上，因此他与党内多数派一起，支持布哈林与托、季进行论战。但是，由于他对新经济政策认识的局限，当1927年国内发生粮食收购危机、国际环境开始紧张以后，斯大林便认为“停止退却”、开始“进攻”的时机到了。他认为新成长起来的“富农”是“新生的资产阶级”，认为“富农”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政权的威胁，应该进一步强化阶级斗争观念，强化专政中暴力镇压的部分。因此，斯大林断然否定了布哈林的意见，而采取“近似于余粮收集制”的非常措施。1929年，联共（布）将布哈林定为右倾投降主义并对之进行了斗争。同年11月，布哈林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1929年的这场斗争在苏联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具有转折意义，它结束了新经济政策阶段，扭转了作为建设路线的新经济政策方向，从此，苏联社会主义进入了斯大林体制的轨道。
斯大林应对中止新经济政策负重要责任。特别是整个中止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夹杂着他确立个人最高权威、翦除异己的私心，更使得人们对斯大林的指责批评与日俱增。但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假如没有当时苏联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没有联共（布）党内以及社会上幼稚肤浅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新经济政策实行的时间又如此之短，仅凭斯大林个人的力量是难以扭转乾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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