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在中国五千年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不管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六经”：《诗》、《书》、《礼》、《易》、《春秋》和《乐经》中，还是在《周礼》所言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乐”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历代皇朝对音乐都很重视。
唐皇朝对音乐的重视程度更是达到极致，他们认为“乐者，太古圣人治情之具也。人有血气生知之性，喜怒哀乐之情。情感物而动于中，声成文而应于外。圣王乃调之以律度，文之以歌颂，荡之以钟石，播之以弦管，然后可以涤精灵，可以祛怨思。施之于邦国则朝廷序，施之于天下则神只格，施之于宾宴则君臣和，施之于战阵则士民勇。”
唐代在朝廷对外对内的大小事务中广泛使用音乐，因应不同的场合、不同事务，使用不同乐曲和表演方式。
唐代音乐表演大都集器乐、歌、舞于一体，故后世研究者基本上将其归于“唐大曲”，研究唐代音乐基本上也是以“唐大曲”为主。
唐代乃大曲艺术发展之盛期。唐大曲不仅数量多，来源广，而且艺术水平亦很高，具有极高的历史地位。唐代是最文明开放的朝代，唐文化不仅传播影响周边民族和国家，更是传入、吸收了更多的外来文化。唐大曲除少量前代承传下来的清乐旧曲外，主要是当代创作了大量新声：一是在清乐的基础上吸收西凉、龟兹、疏勒、高昌等西域少数民族音乐和天竺、高丽等外国音乐的滋养产生的“杂用胡夷里巷之曲”；一是各少数民族音乐和外国音乐在传入内地后，汲取清乐的滋养和经验形成的大曲。由于应用场合与来源不同，这些大曲可分为用于郊庙祭祀等重大典礼的雅乐大曲，用于宴飨、元旦朝会、重大节日的燕乐大曲与源于宗教的道调法曲三大类。其中，以燕乐大曲为最具代表性。燕乐大曲包括□乐大曲、清乐大曲、西凉大曲、龟兹大曲、疏勒大曲、高昌大曲、安国大曲、天竺大曲等。燕乐大曲和法曲的艺术水平最高，结构也较庞大复杂。如《破阵乐》在雅乐大曲中只有两遍(段)，而在燕乐大曲中却有52遍之多。
据唐崔令钦《教坊记》等书记载，唐燕乐大曲的主要作品有《破阵乐》、《绿腰》、《凉州》、《伊州》、《玉树后庭花》、《泛龙舟》等60余曲。法曲的主要作品有《霓裳羽衣曲》、《火凤》、《倾杯乐》、《泛龙舟》等20余曲。
唐大曲为歌舞大曲，故歌与舞于其中占有重要地位。
歌，释名曰：“人声曰歌。歌者，柯也。所歌之言，是其质也。以声吟咏，其上下如草木之有柯叶。”说文曰：“咏，歌也，从言，永声也。”尔雅曰“徒歌谓谣”，齐歌也。
歌即人声唱咏 。段安节《乐府杂录》曰：“歌者，乐之声也。故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肉居诸乐之上。”白居易也有“取来歌里唱，胜向笛中吹”的诗句。乐记：“师乙曰：‘夫歌者，直己而陈德也。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故商者，五帝之遗声也，商人识之，故谓之商；齐者，三代之遗声也，齐人识之，故谓之齐。’又曰：‘歌者，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言歌声之着，动人心之审，有如此事也。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贵人声也。（注云：匏，笙也。）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由此可见歌于唐代音乐中之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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