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古中国、古印度：人类早期文明的三种路径
美籍华裔学者许烺光曾经指出：“马克斯．韦伯对西方人的一种误解的长期流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误解是：印度教徒、埃及人和阿拉伯人都是东方人。韦伯认为印度文明不过是东方文明的一支，其余的两支则是中国文明和日本文明。……然而，印度教的生活方式，无论是从家庭结构、政治发展、文学艺术、宗教信仰或种姓制度去观察，它同东方的差别和同西方的差别一样大。”
其实，早在许烺光之前的梁漱溟就已经将印度作为一种既不同于中国又不同于西方的“第三种文化”加以研究了。在其著名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写道，“所有人类的生活大约不出这三条路径样法：（一）向前要求；（二）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三）转身向后去要求；这是三个不同的路向。这三个不同的路向，非常重要，所有我们观察文化的说法都以此为根据”。“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然而，尽管梁漱溟这种“三足鼎力”的研究格局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但其用“意欲”之发展方向来区分这三种文化的做法却显得有些粗疏且具有独断论色彩了。
与之不同是，许烺光在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社会组织形式中找到中国、印度、西方三种文化之不同的关键所在。他认为，人之所以不同于野兽，源于人有着超出生理需要之外的社会需要，如社交、安全、地位等。这些需要不是任何一个个体的人能够独立实现的，要满足这些需要，必须借助于社会集团的力量。人类的社会需求首先要在“初始集团”中得到满足，当“初始集团”满足不了这些要求时，人们便要在“二次集团”中寻求满足。无论中国人、印度人还使西方人，他们的“初始集团”都是一样的，即家庭：“在各种人类集团中，家庭对任何社会都是至关重要而且是无处不在的。” 然而，中国人、印度人、西方人在“二次集团”的选择上却有着很大的不同：“以家庭为起点，我们的分析转向各个社会中的二次人类集团。在中国，我们发现极为重要的二次集团是宗族；与之对照，在信奉印度教的印度，极为重要的二次人类集团是种姓，在美国则为俱乐部（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它指的是亲族集团之外的所有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而结成的自由协会或团体。” 正是由于“二次集团”的不同，导致了三种文化的巨大差异。即中国人的“情境中心主义”和“相互依赖”，印度人的“超自然中心主义”和“单方面依赖”，美国人的“个人中心主义”和“自我依赖”。显然，与梁漱溟相比，许烺光的这些观点更具体、更细致，也更有说服力。但美中不足的是，他既没有告诉我们，家庭何以一定会成为各种文化之共同的“初始集团”？他也没有告诉我们，中国人、印度人、美国人何以会在共同的“初始集团”的基础上选择了不同的“二次集团”？
显然，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理解中国、印度、西方这三种文化的现实差别与历史根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在看清其现实差别的前提下，才能够谈论其相互尊重与合作发展等问题；只有在探明其历史根源的基础上，才能够谈论其现代化的转换等问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的研究视野必须进一步放宽，既不仅要考察信奉印度教的印度人何以会偏爱种姓制度，而且要考察古老的印度人何以会创造印度教；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的研究对象需要进行稍稍的调整，即不再以美国这一西方文化的现代版本为其代表，而是要以希腊这一西方文化的古代源头作为标本；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的研究方法也需要进行一定的补充，既要考察这三种文化共同的人类学前提，又要分析其各自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而这一切的一切，都要从追根溯源开始。
一
由于时间的久远、资料的匮乏，探讨人类早期文明的形成路径显然是一件颇为困难的事情，而我们的研究必须向上追溯到文明所能追溯的极限。这一极限，当然不是许烺光所谓的家庭。因为从历时的角度上看，我们人类的家庭，本来就是脱离自然界之后的文明的产物；而从共时的角度来看，无论是西方、中国、还是印度，其家庭本身的结构、功能和意义又有着这样那样的差异，因而不能成为我们研究工作的起点。
我们知道，人是从自然界中脱胎而来的，而刚刚脱离自然母体的早期人类一般在精神上都留有一根尚未被剪断的原始脐带，这就是所谓自然崇拜，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图腾崇拜。“图腾”(Totem)一词始见于1791年在伦敦出版的龙格著《一个印第安译员的航海探险》一书，它源于北美印第安部落的一个方言词，意为“亲族”，因为那里的人们把自己的氏族看作是源于某种动物或植物，便使用它们的名字作为氏族的徽号，把它们当作氏族神来加以崇拜。后来，随着人类学家对现存原始部落的考察，发现这种同某类自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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