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0-11-18
孔子的“仁者爱人”拉开了中国儒家学说关于“仁”的探索的序幕， “仁”可以说是其理论的中心，而在其去世百年后，孟子又重新举起“仁”的大旗，提出“恻隐之心仁也”的观念。孟子最推崇孔子，司马迁《史记》载：“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孟子通过对孔子"仁"的推演、对孔子事迹的述评和对孔子的高度评价，继承发展了孔子的学说，奠定了孔子的圣人地位，同样也对“仁”作了一定的自我认识上的探索和阐述，渐成一家之言，“仁”内涵的改变也反映了从孔子到孟子思想发展的理论轨迹，揭示了孟子思想学说与孔子的深层面联系。而对于“仁”具体的理解，就属于所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为之智”了（《易·系辞上》），孔子的“仁”强调人伦义务，希望人人尽职尽责，也就是主张“仁爱”，关注人的行为与价值；孟子继承与发展了孔子的“仁”的思想，“仁”就成为对于人民的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爱心德体现，发展成包括思想生活各个方面的施政纲领，这也就是孟子的“仁政”思想。孔孟在仁上既有一致之处、又有各自的区别所在。仁是儒学的重要概念，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标准和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仁从其它德性中超拔出来，并被赋予它新的内涵，孔子《论语》中多说明仁的表现、适用范围，强调的是人性伦理；所有关于“仁”、“乐”的规范，都不过是施仁的一种手段，是“仁”这种人生至理得以达到的一种方式方法，即“仁为体，义、礼、智、信为用”；而孟子将孔子所倡导的仁者爱人思想和自己主张的“性本善”的理论用于现实的政治领域，把根源于血缘亲属关系中的仁爱原则引向对社会的仁德，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提出了“恻隐之心，仁也”的观念。孟子认为，人生来就有一种最基本的共同天赋本性——“不忍之心”，孟子把道德的取向提升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问题，提出人的天然的“不忍”的本心是“仁”的开始，也就是仁的产生的必要条件，这就在思想上架构起了孟子的“仁政”思想的基础。孔孟二人对“仁”的阐述不尽相同，这些阐述恰巧表现为二者之间的延续性和一致性；孔子虽然多次提到仁，但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孟子给出了仁的定义，这多少是对孔子思想的补充和丰富。孔子讲“仁者爱人”，亲人当然是自己的“仁”的首要对象（孝弟也者 其为仁之本）；孟子的恻隐之心作为本能的人之为人的一种爱，首先当然反映在对亲人的爱（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孔孟二人对“仁”不同的阐述在结构上有很大的重合性、互补性，即在伦理层面上的“仁”是一种递进的、互补的关系，而孔孟在社会政治方面对“仁”的不同阐述则体现两代圣人对施“仁”于天下的各自独特的体会。牟宗三先生说，在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思想只有治道没有政道，所谓治道就是治权的道理，即有效地进行社会和政治管理的方法论原则，所谓的政道，就是政权的道理，就是证券的合法性问题，治道是运用的，而正道是架构的（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对于牟先生的鉴理不敢悉同（可能存在感悟功力尚浅以及理解偏差问题），我认为儒家思想关于正道的建构从孔（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孟（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开始萌芽，一直到秦末的“陈胜王”以及后来的西汉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君权神授，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一直是王朝建立者所倚重的重要根基。中国儒家的政治思想历来注重的是内圣外王，我认为孔子的模式应是“内圣及外王”，是一种成之而反观的关系，是反思的、发散的；孟子则主张“内圣而外王”，是因果的；孔子认为“外王”最好的方法是先内圣，孟子则认为内圣是外王的必要条件，必须做到内圣才会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才有外王的权利，主宰之天才会降任于斯。在外王学特别是治道的理论上“仁”的运用方面，孔子强调“仁德”和以礼治国，孟子突出强调其“民贵君轻”思想，要求君主“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孔子在政治上的仁爱是从君主的角度出发去关爱民众的一中思想，而孟子的仁政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即不忍人之心人有恻隐之心则君主要有不忍人之政，所以孟子的仁政思想要求君主体谢下民与民同乐，君主与民众是一种利害相同礼乐相融的关系；孔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在治道上如何实行“仁”的思想，都是“仁”的思想外延，是不同角度、不同深度的理解与阐述。来源：群文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