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投资是投入教育领域，用于培养后备劳动力和专门人才以及提高现有劳动力素质的人力和物力的货币 表现。教育投资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必要前提，也是提高教育质量的物质基础。
国家对教育投资的数量反映国家对教育投资的规模。教育投资在财政支出或国民生产总值中支出的比例反 映了教育投资与国民经济的关系，反映了教育投资的水平。国家教育投资的数量和比例受该国历史文化传统、 政治、经济、人口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那么根据中国的国情，中国教育投入呈现哪些特点同时又面临哪些问 题呢？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投资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但仍不能适应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
我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教育规模庞大，1994年全国各级各类学生达到2.77亿人（普通学校在校生数2. 166亿)，教职工队伍有1300多万人。尽管用相对少的资金支撑着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但教育经费需要的 数额也是巨大的。
建国以后，一直到1978年，国家预算内教育事业经费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一直徘徊在4－7%，从没有 超过8%。国家预算内教育基建投资占国家基建投资总额的比例，也一直在20%以下。由于长时间教育经费基数太 低，办学资金不足，造成了教育物质基础十分薄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把发展教育确定为国家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之一，教育投资的绝对 量比较快的速度增长。若不考虑物价影响，1994年国家财政性教育总支出达到1174.7亿元〔1〕，比1989年的5 03.9亿元增长了1.33倍，平均每年增长26.6%。1994年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支出达到884.0亿元，比1980年的10 8.2亿元增长了7.17倍，比1989年的397.7亿元增长了2.22倍，平均每年增长24.4%。预算内教育支出占国家财政 支出的百分比由1980年的8.92%上升到的12.64%（见附表一）。
附表一：1980—1994年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
单位：亿元
（附图 {图}）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综合统计年鉴》(1994年)国家教委编P3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3月 1994年数据见 《中国教育经费统计资料》1994P2 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9月
尽管1980年三中全会以来，教育经费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我国公共教育经费支出仍属世界上最低的国家 之一。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3年的统计，1991年世界平均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为5.1%，其 中发达国家比例为5.3%，发展中国家比例为4.1%，最不发达国家的比例为3.3%，中国仅为2.3%（见附表二）。 如果将厂矿企业办学开支的教育经费、城乡教育费附加以及社会集资、教育基金、学生交纳的学杂费等其他非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都计算在内，也不过3%左右，仍属世界最低水平。
附表二：1980—1991年公共教育经费
美元（十亿）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附图 {图}）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教育报告》1993 p94
另外需要指出：近些年来我国各级教育生均经费虽然在逐年增加，但由于物价上涨幅度增加过快，使增加 的有限教育事业费和教育基建投资实际效益大打折扣。教育投入的实增长率增长不多，有的出现负增长。例如 从1990年到1994年，我国地方所属高等学校生均教育事业费支出各年度依次为3101.78、3429.87、3874.98、3 894.63、4058.19元〔2〕，1991年到1994年分别比上年增长了10.58%、12.98%、4.20%;但1991年到1994年的通 货膨胀率（物价上涨幅度）分别为3.4%、6.4%、14.7%、21.7%〔3〕;如果扣除物价上涨指数，1993年1994年公 用费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
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与教育事业发展的需求产生了尖锐矛盾。突出表现在各级各类学校校舍不足，必备的 教学仪器设备图书短缺、学校教学活动所需要的公务和业务费短缺、全国范围的拖欠中小学教师工资等方面。 这些矛盾越是在贫困地区，表现越尖锐。
二、从教育投资结构来看，中国财政教育拨款三级教育配置同国际相比基本类似，但大中小学生生均投入相差过大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3年的统计，1990年我国学前和小学教育投入占日常经费总投入的32.7%，中学占 34.4%，高等教育占18.6%，这个数字与世界部分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相比，居中等水平（见表三）。然而，从我 国预算内实教育事业费各级教育分配比例来看，高等教育拨款的份额要高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
附表三：部分国家各级教育所占日常经费的百分比
（附图 {图}）
选自教科文《世界教育报告》1993 p151－154
从教育内部结构来看，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远远小于中等和初等教育的规模。从初等、中等、高等三级教育 生均费用之比来看，1990年我国小学、中学、大学的年生均费用之比为1:2.28:29.34;1993年为1:1.73:17.93 （见附表四），其变化较大的部分原因在于大学生生均公用经费减少，部分费用转由学生家庭分担。此外，中 小学经费投资增长速度也略高于高等学校。
附表四：地方所属学校生均教育事业费支出
单位：元
小学 普通中学 职业中学 中师 大学 1990年 105.40 240.11 444.44 1344.15 3101.78 1991年 114.79 254.63 464.49 1411.63 3429.87 1992年 139.35 300.96 526.01 1585.91 3874.98 1993年 217.22 375.16 608.65 1723.05 3894.63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综合统计年鉴》(1994年)p3 国家教育委员会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另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1990年我国三级学校生均日常经费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为0.05:0.15: 1.93(或1:3:38.6)，同其他一些国家相比（见表五），是所有国家中相差最悬殊的。虽然生均经费大学生要 高于中、小学生，但差距之大，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
附表五：一些国家生均日常经费与人均GNP的比例(1990) 国家 学前、小学 中学 大学 美国 0.13 0.35 0.21 巴西 0.11 0.13 1.10 印度 0.11 0.15 0.83 日本 0.14 0.16 0.49 韩国 0.12 0.11 0.06 法国 0.19 0.27 0.41 英国 0.15 0.27 0.42 意大利 0.14 0.23 0.45
资料来源：选自《世界教育报告》1993 p155—159
一般来说，国际间教育投资结构比例的变化是与教育、经济发展变化相适应的。经济、教育发展水平较低 的国家，接受初等教育的学生数在三级教育学生总数中比例远远大于其他两个阶段。此时教育投资的重点是初 等教育。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初等教育基本普及的情况下，转向发展中等和高等教育，教育投资的比例也会发 生调整。随着人均GNP水平的不断提高，三级教育投资比例的差距会缩小，三级教育生均经费差距也会缩小。北 京师范大学王善迈、孙玉萍曾对人均GNP不同的国家进行过统计分析，亦得出了如上的结论。
三、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间教育经费投资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我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异明显，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至1993年，东部地区在国民 生产中的比重已达60.1%，西部才占13.1%。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方面，东部地区4580元，西部为1408元，东部 是西部的3.25倍〔4〕。地区间教育经费投入也存在悬殊的差异，从义务教育阶段预算内生均事业费支出看，1 993年北京为628.68元，上海704.77元，天津为401.66元，而广西为181.70元，宁夏为205.65元，甘肃为176.1 7元，贵州仅为129.56元〔5〕。就是沿海发达地区对义务教育投资无论是总量还是平均水平却远远高于贫困后 进省份。中国本世纪末实现“两基”的难点在农村贫困地区，而对义务教育投资强度差距的扩大更加重了贫困 地区实现普及义务教育的难度。在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地区间教育经费投入的差异近几年明 显扩大。
四、教育经费来源从渠道较为单一变为逐渐形成多渠道办学新格局
三中全会以前，我国教育经费来源渠道比较单一，主要依靠国家投资。十余年来的改革与发展，促使多渠 道筹措资金办学局面逐渐形成。1986年预算外教育投资总额占教育投资的比例不到24%，到1994年已经超过了4 0%。从1989年到1994年我国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拨款占教育经费总支出份额逐年下降，由1989年的66.88%下降 至1994年的59.38%。1994年，我国财政预算内拨款占教育经费总支出份额为59.38%，个人交纳学杂费占教育总 支出份额由93年的8.22%上升为9.87%;社会捐集资办学经费占教育经费总支出份额的6.55%，企业办学经费为5 .99%，校办企业、勤工俭学和社会服务经费占教育经费总支出份额的4.08%;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占教 育经费总支出份额的0.72%，较1993年的0.31%增长了一倍多；各级政府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包括城市教育费 附加、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占教育经费总支出份额的8.92%，其它教育经费为3.96%〔6〕。上述统计数字说明，我国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渠道、辅之以税、费、产、社、基的多渠道筹措经费体系已经形成。从国家财政统 一拨款到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转变，是我国现阶段解决教育经费来源短缺的客观形成的必然途径。
五、教育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在扩大地方教育决策统筹权和经费筹措多元化方面收到显著成效，但经费分配和使用仍明显脱节
三中全会以前，我国教育经费的分配是由中央财政切块戴帽下达，地方财政部门管理，教育部门安排使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体制于80年代初期、中期和后期进行了以“分灶吃饭”、“分级包干”、“大包干”为主要标志的三次逐步深入的改革，教育系统与此大致相应地推进了教育投资体制改革，包括中央和地方实 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体制，教育经费相应由各级政府筹措，财务管理分级负责。目前，基础教 育由中央、省政府、地方财政共同承担政府投资责任，以地方政府为主，中央和省级通过转移专项基金形式进 行补助。高等教育实行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管理。国家拨款来自中央和地方政府。其中国家教委直 属高校和中央其他各部委所属高校的拨款由财政部划拨给国家教委和中央其他各部委，再分别由他们分配给高 等学校，地方所属高校拨款由省级财政部门划拨，其中少数高校由地区或县级财政划拨。高等教育经费目前实 行“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分配方式，并执行“包干使用，超支不补，节余留用”的原则。
这种教育投资管理体制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教育财权和事权分离，政府教育投资的条块分割、部门分割，使 教育管理部门计划、预算、分配、监督的宏观调控职能不能充分行使。教育经费“层层包干”“层层下放”， 使得中央和省两级财政对教育投资的宏观调控职能削弱，学校间、地区间的余缺难以调剂，地区间教育投入水 平差异日趋扩大。
2005年以来，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先生为代表的某些人，已经不止一次地提到对中国军费的规模感到“忧虑”，甚至指责中国的军费规模已经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某种“威胁”。为了说明这种“忧虑”和“威胁”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主观臆测，笔者设计了一个可以用来评估各国军费规模正常参考值的公式，通过公式的推算，可以帮助大家从较为客观的角度，对各国的军费规模的大小和相对合理的程度做出判断。
目前，衡量一个国家军费水平的高低，通常采用人均军费横向比较法。例如按这个国家的总人口来平均计算国民人均军费的多少；或者按这个国家军队总员额来平均计算军人人均军费的多少，然后与其它国家进行横向比较。例如以美国为例，2006年度军费预算为4200亿美元，美国全国人口约为3亿，国民人均军费为1400美元。按美国军队总员额150万人计，军人人均军费约为28万美元。再以中国为例，2006年度军费预算为351亿美元，中国全国总人口约13亿，国民人均军费约27美元，只相当于美国的约52分之1。按中国军队总员额230万人计算，军人人均军费只有约15200美元，只相当于美国的18分之1。横向比较可以看出美国的军费水平大大高于中国，而中国的军费水平与美国相比属极低水平。
此外，从各国军费在世界军费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各国军费在各自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与全世界军费总额在世界国民生产总额中所占比例的比较中，也可看出各国军费水平的高低。据联合国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2002年的相关资料统计，美国当年军费开支约占世界军费总开支的43%，日本为6%，英国为5%，德国为4%，中国为2.9%。当年全世界各国的军费总和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2.6%，而美国的军费开支占当年本国国民生产总值已接近4%，大大高于世界平均值，中国则只有约1.3%，大大低于世界平均值。
上述方法虽然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但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它们只能说明在横向比较中谁的军费规模大，谁的军费规模小，却不能说明这种大与小就其本身的正常需要来看，是否相对合理。就如同看一个人的体重大小是否合理，还要看他的个子高低，三围比多大，不能单看体重一项指标。因此，设计一个能够考虑到各国大小不同、发展程度不同的评估各国军费正常参考值的公式是很有必要的。用按照各国具体情况评估出来的正常参考值，来衡量各国军费就其本身情况和正常需要来看是偏高还是偏低，就如同衡量一个人的体重是否超标一样，这是一种自我比较的方法，可能对各方进行较客观的判断，以及对国际军备控制与裁军事务的相关研究会有所裨益。
笔者认为，要确定一种国家军费正常参考值的评估方法，首先必须找到影响一个国家军费开支大小的基本因素，而这些因素又是比较带有共性，并且较容易定性和量化。在确定估算方法时，不仅要追求相对合理，又要照顾到某些动态因素与静态因素的可能变化，同时估算方式还要简便易行。
按照以上的思路，笔者从诸多因素中选择了以下几个主要因素作为估算的依据，并加以必要的分级与量化。总的构想是以世界军费总额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基础，通过不同国家各项因素系数的修正，得出相应的数值。不同国家军费正常值的计算结果均将低于或接近世界军费总额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比率，目的是显示从严控制军费的增长，以逐渐降低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同时以各国正常合理的防卫型需要为基础，并且尽量照顾各国在估算中的相对平衡。具体方案如下：
设计的估算方程为：
M = R•G•P•A•B•C.•N
M代表军费（Military expenditure）即军费正常参考值。可以美元为估算单位。
R 代表世界军费总额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Rate）。这个数值是动态变化的，每个年度的比率将会随着军费总额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减而变化。它也是一个实际数值，只能以前一年度的实际比率来估算第二年的军费正常参考值。例如2002年世界军费总额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为2.6%，可用来推算2003年度的军费正常值；而在2003年则上升到2.7%，可用来推算2004年度的军费正常值。
G 代表国内国民生产总值（GDP）。这一数值也是动态变化的。各个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发展速度与规模不同，GDP的总量往往相差悬殊。而且每个国家在不同年度，其GDP也在变动之中。笔者在设计估算方法中发现，这一因素往往是影响国家军费水平高低的最重要因素。另外在这一因素中，往往包含了这个国家的军事人事成本与军备研发和生产成本。该数值可从世界银行年度报告中引用。
P 代表国家总人口（Population）。为了便于估算，笔者按照不同人口规模设定了不同的系数，原则上是人口的规模与系数大小成正比关系，这是因为考虑到人口越多，安全因素和相关任务也会增多，具体方案如下：1亿为0.85；≥1亿为0.9；≥5亿为0.95；≥10亿为1。
A代表国土面积（Area）。国家大小与国土面积直接相关，国土面积辽阔，意味着国防任务的繁重，特别是对陆地和空中，以及空间军兵种力量和设施的需求量较大，因此，笔者在设计系数时，仍按系数与国土面积的大小成正比关系，具体方案如下： 100万平方公里为0.85；≥100万平方公里为0.9；≥500万平方公里为0.95；≥700万平方公里为1。
B 代表陆地疆界长度（Border）。陆地疆界长度表明这个国家的陆上边界防卫任务的大小。边界线越长，任务越重，需要的相关军事力量与设施也越多，这方面的军费需要量也就相应要高，反之则会相对减少。笔者设计的具体方案如下：2000公里为0.85；≥2000公里为0.9；≥5000公里为0.95；≥10000公里为1；无陆地疆界的岛国，此项按0.7计。
C 代表海洋疆界长度（Coast）。这一因素与海上军事力量的规模需求直接相关。海岸线的长短，与海上专属经济区，以及海上运输线的规模也直接相关，因此对一些滨海国家，或者有内海的国家，海上军事力量与设施的需求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影响各国军备与军费开支规模的重要因素。具体方案如下：3000公里为0.85 ；≥3000公里为0.9；≥5000公里为0.95；≥10000公里为1；无海洋疆界的内陆国家，此项按0.7计。
N代表有核系数（Nuclear weapon）。有核军备的国家，必然在常规军费以外多开支核军费，因此在评估正式宣布并被公认的有核国家军费时，需要增加这一系数，此系数定为1.2。
现以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八个国家为例，将2004年的相关数据与系数（见表1）代入上述方程，可以估算出这八个国家2004年度的军费正常参考值（见表2）。表中各国的G 引自2005年世界银行的报告；R采用《SIPRI年鉴2004: 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统计的2003年数据，为2.7%；其余因素 P、A、B、C 的数值引自参考文献中的两本“世界地图集”；八国2004年实际军费值引自《SIPRI年鉴2005: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的统计数据。
从上述估算中可以看出，美国的军费规模已经超过其正常参考值达+34%，在八个国家中高居榜首，这说明美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大大超出其自身国防的需要。这与他们的全球战略思想直接相关。既要充当世界宪兵；又要武力推销自己的价值观；还要无限扩大在全球的陆上、海上、空中、太空的军事控制权；军事干预和围堵别国等，将所谓美国国家利益置于其它国家利益之上的帝国欲望，是造成这一反常现象的根本原因。
日本之所以出现-36%，即实际军费低于正常参考值，是因为日本尚未进入完全正常的国家行列，军事方面受和平宪法的约束。即便如此，由于其GDP较高，虽然其实际军费只占GDP的1%左右，但军费水平仍然排在世界前4位以内。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日本对二战的历史教训认识不足，想恢复军事大国的意图逐渐抬头，军费突破GDP的1%是必然趋势。
而中国的军费规模却大大低于正常参考值，在八个国家中处最低水平，实际军费低于正常参考值达-59%。这说明从正常的国防力量来说，中国的实际军费距实际正常需要还相差甚大。近几年军费年度增长率之所以达到百分之十几，就是因为原来的水平太低。众所周知，中国军人的薪金很低，与发达国家相同级别的军人相比要低十几二十倍。军人待遇要改善；新军事变革要跟上；必要的军备要更新；国防战略任务要逐步满足；国家的主权要维护。在国家经济能力许可的情况下，适当加快补缺投入力度无可厚非。何况我们奉行的是和平发展国家战略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不追求霸权，不需要大规模的扩军。从表2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即便在加快投入的情况下，中国的军费规模仍处于很低水平。因此，无端指责中国国防费用过大，增长过快，对别国和地区构成所谓“威胁”，完全是站不住脚的无稽之谈。
至于英国和法国的实际军费在2004年度超出正常参考值达11%和22%，可能与其军备更新及研发有关，但与他们的非单纯国土防御战略不无关系。德国的实际军费稍低于正常参考值的原因与日本的情况类似，但他们在处理战后责任及不追求军事大国的目标方面远胜于日本。
印度的情况和中国类似，它2004年度的军费实际水平低于正常参考值-17%，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经济实力尚较低弱的情况下，以适当的低水平军费来维持必要的国防能力，不失为明智之举。
一个国家每个年度的军费正常参考值，会随各项因素系数的变化而变动。其中G、R、P、N等因素可变性较大，而A、B、C等因素则相对稳定。而影响各国每年军费实际数额增减的原因很多，例如一个国家的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发生重要变化；当国家处于国际战争或国内战争的准备和进行阶段时；与别国或国家集团处于冷战、冲突或军备竞赛状态；与非国家集团的武装冲突；周期性的军备更新；军备控制和裁军行动；国内外形势紧张或缓和；举行重大的军事活动；以及军队人事和军备成本发生变化等不同原因。实际军费与正常参考值之间差额变化的幅度在上下10%以内，应属正常范围。实际军费每年的变动所显示的波形曲线，一般会环绕或靠近军费正常参考值的轴线随时间坐标向前运动，不会长久大幅偏离正常参考值的轴线，因为大幅超出正常参考值的军费开支，从长远来看，终究只是一种暂时的“峰值”现象。
和平时期各国军费如果按此估算方案向正常参考值不断调整，军费的绝对值虽然可能会随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但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率最终将日益减小，这对大家应该都是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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