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评价短版：
唐·司马贞
《史记索隐》将其一生归纳为：
“高祖初起，始自徒中。言从泗上，即号
沛公。
啸命豪杰，奋发材雄。彤云郁砀，素灵告丰。
龙变星聚，蛇分径空。项氏主命，负约弃功。
王我巴蜀，实愤于衷。三秦既北，五兵遂东。
氾水即位，咸阳筑宫。威加四海，还歌大风。”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刘邦去世后，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
汉太祖，功最高。”
陆贾评价刘邦：“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
五帝三皇之业，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轝，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
司马迁评价刘邦：“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
长版：
司马迁记载道：“高祖为人，……仁而爱人。”[6]这种仁而爱人的表现在史料中比比皆是：最初体现在为官府送徒咸阳途中纵囚。继而表现在初起沛时不愿意接受沛令之职。
刘季曰：“天下方扰，诸侯并起，今置将不善，壹败涂地。吾非敢自爱，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愿更相推择可者。”[7]注意，刘邦之辞为首，与曹参、萧何之辞为首有所不同，萧曹二人之辞，是恐事不成，
秦王朝种族其家，而刘邦之辞，没有个人的因素在内。最为典型的则以入关灭秦，与秦人约法三章，悉除去秦法，不受秦民犒赏；再则是汉七年，刘邦击韩王信还咸阳，“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8]最后，在汉十二年过沛，父老留饮，刘邦说：“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9]不愿过多打扰家乡父老，显示出对家乡人民深厚的体恤之情。凡此种种，并非作戏，而是出自一片赤诚。
说到刘邦的仁而爱人，可能有必要将当时人对
项羽的评价作个比较。萧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耳。”[10]
韩信曰：“
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弊，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11]
陈平说：“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礼，士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诚各去其两短，袭其两长，天下指麾，则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节之士。”[12]郦食其说：汉王“收天下之兵，立诸侯之后。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即以分其士，与天下同其利，豪英贤才，皆乐为之用。……项王有倍约之名，杀义帝之负。于人之功无所记，于人之罪无所忘。战胜而不得其赏，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项氏莫得用事。为人刻印，而不能授。攻城得赂，积而不能赏。天下畔之，贤才怨之，而莫为之用。故天下之士，归于汉王，可坐而策也。”[13]高起、王陵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14]以上诸说，实际上是待人之道，而不是爱人。尽管如此，还是可以从中看出刘、项的本质差别。刘是与天下同利，项则专利己一人。有此前提，项的爱人，毫无实质性内容，更多的是表演的成分；而刘则尽可能多的使天下人得益。这种待人之道，其傲慢于人无实质性损害，其推利及人，则给人极大的实惠。这也正印证了刘邦的仁者之心之性。正因为有这种仁者之心，才能使天下归心，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从历史的记载上，看到更多的是刘邦的功臣受封得益，实际上，汉初的百姓得益也非常多。秦王朝穷奢极欲，收天下太半之赋，至汉初百废待兴，然而赋税并未增加，反而有所减少。“宋周密《齐东野语》云：井田之法废，赋名日繁，独两汉最轻。自高、惠以来十五税一，文帝再行赐半租之令。
景帝元年亦尝赐半租；至明年乃三十而税一，即所谓半租耳。盖先时十五税一，则三十合征其二，今乃止税其一，乃所谓半租之制也。自后守之不易，故
光武诏曰：顷者师旅未解，故行什一之税，今粮储差积，其令三十税一，如旧制。是知三十税一，汉家经常之制也。”[15]这个持续了几百年的情况说明，刘邦胜利的最大受益者并非他本人和他的部下，而是广大人民群众。这正符合老子所说的“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主张，而司马迁的评价也有了落脚点。
三、 敢于承担责任，不自矜其功，勇于自责
刘邦在形势不利的时候，固然有过为自己逃命，将儿女踢下车的不光彩记录，但更多的是，在重大责任面前，表现出勇于负责的精神。前面提到的纵囚及出任沛公，就是这种性质。而真正的承担重任，是灭秦与抗楚两事。项梁败后，由楚怀王心主持大局，当时诸将莫利先入关。在这种形势下，楚怀王点了刘邦的将，让他带不足万人的部队去击秦并为楚国援赵军开辟道路。刘邦没有畏首畏尾，很好地完成了任务。有关这一点可参见拙作《刘邦西进灭秦的战争线路及历史功绩辨析》，[16]此不赘。在抗楚战争中，最艰难的事莫过于与项羽直接对垒。因为当时项羽才气最高，无人能敌，这一重任又是刘邦自己揽到身上，在荥阳一线与楚对峙三年，屡战屡败，多次受伤，几次差一点被俘。《史记索隐》引
《三辅故事》曰：“楚汉相距于京索间六年，身被大创十二，矢石通中过者有四。”这个记载的真实性固然难验证，但也足以证明，与项羽对垒是极危险的事。也正是刘邦有效地牵制住了项羽，才保证了其它战场战局的顺利进行。刘邦的敢担重任，不仅表现在天下未定之前，即使在当了皇帝之后，遇动乱骤起，也都不辞劳苦不避艰险亲自领兵出征，无论是击韩王信、击陈，还是击黥布，也不论其身体适否，都是如此。
诸侯大臣共立刘邦为帝时曾说过：“先时，秦为亡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号比拟，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着，于后世不宣。”刘邦的功劳在当时已被认为是极致，再也无法更高的了，他还是不肯被立为皇帝，他说：“寡人闻帝者贤者有也，虚言亡实之名，非所取也。今诸侯王皆推高寡人，将何以处之哉？”[17]这种在无可争议的情况下，仍然不忘别人的功劳的记载，当然又是其仁人之心的体现。最著名的就是天下平定后，他与群臣的对话，在谈到他如何能取天下时他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18]因为刘邦有评论如此，故后人常以为刘邦沾了别太多的光。故这个问题有必要予以讨论。上述三人的功劳固然不小，但都是在刘邦的领导下取得的。比如
张良早年得项梁之助，率千余兵士略韩地，每得一城，旋即为秦军夺走，最后一事无成。当然张良肯定有他的长处，历史记载刘邦用了他几条计策而受益。同样可以肯定，会有一些不高明的没被刘邦采用的主意，被历史记载遗漏了。萧何所做的工作，刘邦一点也不在行，应该说刘邦对萧何的评价是中肯的，但司马迁评萧何曰：“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碌碌未有奇节。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钥，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19]这说明萧何的功劳是在刘邦的信任下取得的。韩信本是只身来投靠汉王的，其战功虽大，但毕竟没有正面与项羽单独作战，其作战能力是不是肯定高过刘邦、进而高过项羽，还不能简单下结论。只是刘邦并非以作战著名于史，对他这种能力，历史的评价过低了，实际上其能力是很强的。陈、黥布之叛，就非刘邦亲自出马不能平定。在对秦作战时，韩信还没有加入刘邦阵营，刘邦仍能取得对秦作战的连续胜利，张良称其用兵为天授，就说明了刘邦的军事才能是相当高的。因刘邦不矜己功，故其称赞三杰，完全出自本心，也与众人对他的评价“能饶人以爵邑”、“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即以分其士，与天下同其利”完全吻合。
对刘邦的评价
自司马迁之后，
汉高祖刘邦的人格品质，被人看好的不多，即使在刘邦事功得到极高推崇时，也只是说他拯民于水火，而不对其整个人品加以推崇。对刘邦的非难，或始于阮籍登广武战场“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1]之叹，到了《厚黑学》风行之后，刘邦二字简直成了人品不好的代名词，至今未有改观。这些否定刘邦人品的看法，也是来源于《史记》，应该说至少部分真实。但这种情况是矛盾的，因为伟大的事功而出自于低下的人品，不仅情理上说不通，在事实上也极不可能。如果肯定刘邦的事功是伟大的，其人品一定也是伟大的。司马迁称其为大圣，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大量事实为支撑的。刘向、班固称《史记》“不虚美，不隐恶”，[2]基本上就是从司马迁对刘邦的描述而得出的结论。不虚美，就是司马迁对刘邦的赞誉，都有事实为依据；不隐恶，就是司马迁虽然推崇刘邦的事功，也不因此而对其存在的缺点予以回避隐瞒。结果，后人往往忽略了司马迁的不虚美，而特别看中了他的不隐恶，这就造成了刘邦评价的尴尬。其实，像刘邦这样一个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稳定王朝的统治者，是很难简单地用好或坏来评价他的个人品质的，应该看主流，也就是总体表现。司马迁的结论就是看主流的产物。我们今天评价刘邦的人品，也应该站在历史的角度、即司马迁所站的角度来评价，才能得出其人品高下的真实结论。
一、 司马迁的评价基础
司马迁的角度是什么呢？就是他在《高祖本纪赞》中所说的：“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故救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司马迁的这个结论，看上去具有太多的宿命色彩，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似乎陈旧过时，对此持反对意见或不以为然者不在少数。但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司马迁通过对几千年的历史考察而得出的结论，并不会因不合现在人的胃口，或缺少时代感而失去其合理成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司马迁对历史内在规律认识的深刻性，比我们今天绝大多数人要高明的多。在司马迁看来，刘邦所为就是“忠”，正如《史记正义》所说：“汉人承秦苛法，约法三章。反其忠政，使民不倦，得天统矣。故太史公引礼文为此赞者，美高祖能变易秦敝，使百姓安宁。”如果参之以《秦楚之际月表序》，司马迁的意思就更加清楚了。其曰：“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豪杰，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原来刘邦的功绩是使自周王朝东迁后动荡了几百年的社会生活复归于正常，这样的功绩，当然只能用大圣来形容。
其实，司马迁的结论也并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在吸收了前人总结的基础上从总体上作出的。刘邦去世后，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3]我们今天熟悉的拨乱反正一说，其一大半就是源自于刘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秦结束战乱建立王朝，本来是有条件这样做的，即应该由秦来重新开始自夏以来三王之道的循环局面。诚如贾谊在评论秦亡时所说：“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4]但秦的立国之本并非宽厚，而是更加不合时宜的刻薄严酷，使三王之道无以为继。这个拨乱反正的历史局面，只是借着刘邦的成功，才得以出现。所以“陆生曰：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皇之业，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5]由此可见，司马迁对刘邦的评价是根据对人民的贡献而言的，是针对周王朝东迁后数百年天下战乱不止，人民流离失所，终因汉兴而获安定的结果而得出的。那么，这种贡献或者说这个局面，刘邦是有心做出，还是无意得之？从历史记载来看，应该是出自其本心的有意为之。
二、 仁人之心，以天下苍生之心为心
现在论及刘邦的成功时，总会提出他的这样三个优点：1、雄才大略，有智谋，有远见；2、能用人，尤其是能驾驭人；3、头脑灵活，聪明绝顶，随机应变能力达到了出神入化之境；而对刘邦所具有的为时代所需要的仁者之心丝毫没有提及，其实这才是刘邦最大的优点，是他优点中的帅，其它的优点只是从属于此而产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