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写作形式

Question

有关鲁迅作品 的写作形式，很急，要多一点，万分感谢

Answer 1

鲁迅的杂文是有极强烈的战斗性的，这种战斗性借助于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艺术魅力而表现出来，它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通过具体材料的和谐统一。鲁迅说，杂文必须“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①又说：杂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②。鲁迅总是在首先强调杂文的思想性、战斗性的同时，也强调它的艺术感染力，强调它必须通过生活的形象和语言的魅力给读者以艺术的享受。自然，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决不是抚慰和麻痹，而“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它是统一于战斗也是为了战斗的。所以这跟艺术至上主义者强调的所谓艺术，存在着根本的区别。鲁迅对杂文提出了卓越的观点，这是他长期的创作实践的概括，他的全部杂文完美地体现了这些观点。下面，我们将着重分析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和表现方法。

杂文是政论的一种艺术的表现，它要求一种逻辑力量。但鲁迅的杂文却具有高度的说服力，长篇的论证严密，短篇的一针见血，都能在有限的篇幅里，把道理说得清楚、充分、深刻。这是因为它总是在最要害的地方揭示问题的本质，表现出鲜明、肯定、无可反驳的逻辑力量。这是鲁迅杂文的一个首要的特征。

鲁迅杂文的论辩的过程，它的达到结论的过程，常常是集中力量揭露事物本身的内在矛盾，使问题得到异常彻底的解决。毛泽东同志说：“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①鲁迅正是擅长这种分析的高手，因此他的论辩就能制强敌于死命。如梁实秋曾经狡称自己不知道“主子是谁”，说他不是资本家的走狗。鲁迅从阶级论的思想出发，深刻地认识走狗行为的实质，是为整个阶级效劳的，而不是为个别的资本家，所以梁实秋不知“主子是谁”的哀鸣，正是一个可以抓取的要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他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即使无人豢养，饿得精瘦，……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他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梁实秋既然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了。鲁迅思想的深刻性，还在于他发现梁实秋这条“文艺”走狗，在论战中已经理屈词穷，只能借国民党的反动暴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所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②又如，有人曾比较“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和“此生或彼生”两个句子，证明文言简明“省力”，优于白话。鲁迅即以同一例子反驳说：此生或彼生“至少还可以有两种解释：一，这一个秀才或是那一个秀才（生员）；二，这一世或是未来的别一世。”因此白话虽然用字较多，但意思准确，一看就清楚，“其省力为何如？”①

事物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有时它就是一种生活现象，为人们所耳闻目见，但不为人们所重视。鲁迅善于捕捉这种现象，加以点染、剖析，使它格外鲜明，引人注意。比方，有这么一种人，天天口里说着白话，运用自如，并不觉得鄙俗可笑，现在却以“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晒”为理由，来反对白话文。这本来就是一种矛盾的现象，鲁迅把它写出来，加以描绘，提高，立刻显出这种人的真面目：“现在的屠杀者”。因为他们不要现在，却抱住僵尸呻吟。有些人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不置一词，却拼命在少年刊物上宣传岳飞、文天祥的故事。鲁迅抓住这个矛盾，尖锐地指出，这两位对于少年未免迂远一点，因为大敌正当头。“我疑心那些故事，原是为办给大人老爷们看的刊物而作的文字，不知怎么一来，却错登在少年读物上面了”②。并以“登错的文章”作为题目，有力地讽刺了这种现象。

矛盾的社会现象，有时并不集中在一个事物上，而是以分散的形式表现出来，很容易为人们所忽视，这就特别需要作家的集中和概括。鲁迅善于发现这种现象，从它们的对照中来揭露社会生活的矛盾。在《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里，他概括了两种对立的现象。一方面是统治者在宣扬孔教，演奏孔子听了“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意在粉饰升平；另一方面则是干旱成灾，乡民争汲井水，有人竟遭殴毙。鲁迅抓住了这两种现象，对它进行了深刻的剖析：“闻韶，是一个世界，口渴，是一个世界。食肉而不知味，是一个世界，口渴而争水，又是一个世界。自然，这中间大有君子小人之分，但‘非小人，无以养君子’，到底还不可任凭他们互相打死，渴死的。”这就深刻地揭露了阶级压迫的残酷现实，有力地撕下了统治者粉饰升平的幕布。在前节提到的《新秋杂识（二）》里，鲁迅也抓住了当时社会不救活人救鬼魂，不救国土救月亮的怪现象，深刻地揭露产生这种矛盾的根源，是国民党反动派不准人民抗日救国。由于作者所抓取的是尖锐对立的现象，在表现方法上又特别强调它的对立面，这就赋予它以十分鲜明、强烈的逻辑力量，使读者感到由衷的信服。

揭露事物矛盾，是逻辑思维的重要任务，也是有关杂文说服力的关键问题。鲁迅在这方面的劳动是十分辛勤的，他揭露矛盾的方法多种多样，莫不随对象的不同而变化。对于一些隐秘而复杂的矛盾，他有时并不急于作出结论，而是经过细致的思考、分析、描述来达到结论；有时则用层层深入地解剖事物真象的方法，让读者从论辩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领会到一个结论，而自己并不在字面上明白写出。如《论秦理斋夫人事》一文，论述自杀者为什么自杀，就是后一种情况的例子。

鲁迅前期的杂文，具有朴素的辩证法。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情况就不同了。毛泽东同志说：“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①这是鲁迅后期杂文精髓之所在。比如，关于旧形式的采用，这是一个曾经多次讨论过的问题，但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鲁迅是主张采用，主张推陈出新的。他说：“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这“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②这反对了两种片面性，即全盘否定和全盘照搬，而坚持了唯物辩证法——从新旧形式的对立统一中，来科学地阐明问题。上面举过的“此生或彼生”等例子，同样是辩证法的胜利，它有力地反驳了片面性的观点。

鲁迅的运用逻辑思维来揭露事物的矛盾时，经常通过艺术形象来表现。正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他用那枝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去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画家。毛泽东同志在赞扬鲁迅杂文的战斗性的同时，也精确地指出它的形象性的特点。尽管他写的是一时一地的事情，画的是一人一物的面貌，但却具有普遍的意义，这是由于他“砭锢弊常取类型”，他所描绘的形象，不仅生动、鲜明，而且概括性强。这是鲁迅杂文的另一特色。

比起其他文学形式来，杂文的形象创造不是通过行动和对话来刻画完整的人物性格，它“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它的方法是多样化的，可以利用比喻、故事，也可以根据对象特点直接描绘。鲁迅在这方面的笔力，就像名画师的速写，寥寥几笔，然而逼真，传神。他抓住对象特点描绘出来的形象，经常给予读者以永不磨灭的印象。例如他根据帮闲文人的行径，维妙维肖地勾画了二丑的嘴脸。这是一种扮演公子的拳师或清客的角色。“他有点上等人模样，……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①鲁迅还深刻地指出，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这是一种勾魂摄魄的艺术，不仅鲜明、深刻，而且具有典型的意义。《爬和撞》描绘了这样的形象：人们在拚命地往上爬，然而爬的人多，拥挤不堪，于是就“撞”——投机冒险。撞好了，自己就发财显贵。撞不好，至多不过摔在地上，仍旧可以爬。这样，爬了来撞，撞不好再爬。鲁迅就是这样以活灵活现的形象，概括了当时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概括了某些人的全部人生哲学和经历。他描绘“西崽相”，是“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刻画生在阶级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是“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都是形象逼真，语言凝炼而幽默。

鲁迅还经常运用书本或自己创造的故事来构成形象，表达思想。由于不是虚假的杜撰，而是从真实的生活感受出发，故事里渗透着个人深切的体验，所以莫不栩栩如生，发人深思。《立论》②里描写一个人家生了男孩，满月时请客，有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发财、做官的，有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这故事内容很简单，似乎是个笑话，它是这么生动、有趣，但却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要“既不谎人，也不遭打”，该说些什么呢？这正是一个战斗的现实主义作家的隐痛，因为在自欺欺人的旧社会里，确实是难于说真话的。

运用譬喻等手法，造成鲜明的形象，用形象来说明问题，这是杂文的评论性所决定的。鲁迅的杂文有许多这类成功的范例。如对保存“国粹”的批判，他先解释“国粹”，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但这未必就是好。接着就说：“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①有拟之于虫兽的，如叭儿狗，“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②这个形象，由于它的高度概括性，已经走入生活，成为人们喜欢采用的普通名词。此外如把脱离社会培养的天才，比作离开泥土的一碟子绿豆芽，把封建社会比作僵尸等，都是富有表现力的确切的譬喻。

这种形象化手法，被用来表现复杂而深刻的思想，特别能够显示它的强大生命力，显示鲁迅的艺术创造性。在《朋友》里，作者为我们讲述这样两件事：小朋友最喜欢看变戏法，待到自己学会时，便索然无味；类似的情况是看电影，等到明白了影片的制造法，知道千丈悬崖者，其实离地不过几尺，从此便不以电影为神奇，处处留心它的破绽，自己感到无聊，反而后悔去看说明隐秘的书。这是十分平常、简单的事，作者让你思索它的含义，接着便把你引导去面向当时的一个生活真理：“暴露者揭发种种隐秘，自以为有益于人们，然而无聊的人，为消遣无聊计，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自欺的，否则就更无聊赖。”这样一个道理，如果要用概念推理的办法来写，那真不知要说多少话，恐怕也难于说清楚，现在从生活出发，只写了那么两件事，互相印证说明，读者便完全给说服了。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灯下漫笔》。作者从钞票贬值折价换成现银，反而沾沾自喜的心情，一下子联想到人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以后，还万分喜欢，从而反映了有关中国人民历史命运的一个大主题。这种表现方法平易近人，它使一个抽象深奥的思想，十分容易地为读者所接受。

鲁迅的形象化手法，都表现了贴切、平易、新鲜的特点。他的无论那一个形象，总是十分切合事物的真象，一丝也不走样。贴切是形象化的生命，不贴切就失去了形象存在的价值。而且他又善于就近取譬，使读者感到亲切。如所周知，一切形象譬喻，都必须以浅近的、读者熟知的事物来喻深远的、读者不易了解的东西。但是浅近而熟知的事物，如果处理不好，则容易成为陈词滥调，引不起读者的兴趣。这就必须从新颖的角度去运用它，发现前人未曾发现的意境，使形象别具新意，不落俗套。这才能使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既平易而又新鲜，给读者以无穷的回味。

形象的力量，是诉之于情，从而喻之于理。所以有人认为：形象是感情的发酵素。鲁迅善于把叙述和评论形象化，也善于寓感情于形象之中。他的强烈的爱憎分明的感情，总是含蓄于字里行间，借形象而扣打人们的心灵。浓厚的感情色彩，不仅突出地表现在他的一部分抒情散文里，而且也表现在他的许多偏重于叙述和评论的篇章中。总之，与形象而俱在，鲁迅的杂文表现了浓烈的感情色彩的特点。

鲁迅的杂文，有一部分是抒情散文。在这些文章中，作者经常借形象以抒情，鲜明的形象与真切的情思合而为一，强烈地吸引着读者，激动着读者。如《夜颂》这样描写了黑夜和白天：“夜是造化所织的幽玄的天衣，普复一切人，使他们温暖，安心，不知不觉的自己渐渐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条条地裹在这无边际的黑絮似的大块里。……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这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只有夜还算是诚实的。”这两幅形象，寄托着作者深刻的感触，他对比黑夜和白天，憎恶光天化日之下的“真的大黑暗”，憎恶一切人造的面具和衣裳。在一些纪念文章里，作者也经常运用这种手法来表达对于死者的感情，如《忆刘半农君》，写“五四”时期刘半农的战绩时，提到当时有些人批评他“浅”，但作者却赞美这“浅”：“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彻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最后又说：“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在这里，形象的描写，真挚的友情，严正的历史评判，取得了和谐的统一，给予读者以回味无穷的感受。

鲁迅表达感情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并不限于形象和譬喻。他善于运用排比等修辞手法，反复咏叹，以宣泄一种不可抑止的感情。《记念刘和珍君》描述刘和珍等牺牲的事实之后，写道：“但段政府就有令，说他们是‘暴徒’！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种排比复沓的句式，有力地倾吐了作者的翻江倒海的激情，强烈地激起了读者对于反动派的仇恨。在《友邦惊诧论》等政治评论文章里，作者也经常运用这种手法来揭露反动派，表达鲜明的阶级感情。

鲁迅杂文的抒情，有时并不借助于比喻、排比等手法，他只是按照事物的真象加以白描，在朴素无华的文辞中，寄托着一种真切的感情。如关于柔石的一段描写：“柔石自己没有钱，他借了二百多块钱来做印本。除买纸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杂务都是归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图、校字之类。可是往往不如意，说起来皱着眉头。……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①在这里，作者由衷的敬仰和怀念的感情，不是跟柔石的纯洁、善良、勤劳的品质同时写出，一样地感动着我们么？

鲁迅杂文的感情力量，特别表现在讽刺上。他认为：“‘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但却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讽刺作者的本领，就是偏要提出这种“谁都不以为奇”的事，“而且加以精炼，甚至于夸张”②。比如，上面所举的爬和撞的形象，《立论》中的故事，都属于这一类，都具有明显的讽刺性，包含着作者的善意和热情，让读者在不禁发笑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对于敌人，鲁迅也经常燃起讽刺的愤火，但为的是要把他们烧毁。比如《“有名无实”的反驳》，从报上引述一位国民党排长的话，同现实生活相对照，进行无情的鞭挞，几乎通篇全用反语写成，造成十分强烈的讽刺效果。鲁迅说：自己“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①。好用反语，是鲁迅杂文讽刺艺术的一大特点。在与论敌笔战中，尤其是这样。

鲁迅还有一部分杂文，通过“曲笔”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如所周知，“曲笔”原是旧中国反动政治迫害的产物，鲁迅在《花边文学》的《序言》里，曾经这样说过：“那时可真厉害，这么说不可以，那么说又不成功……在这种明诛暗杀之下，能够苟延残喘，和读者相见的，那么，非奴隶文章是什么呢？”知道这个情况，我们就了解鲁迅的一部分杂文，所以采用“曲笔”，原是迫不得已的。有人把“曲笔”当作鲁迅笔法，好像鲁迅一贯喜欢用这种方法写作似的，这是很大的误解。实际上，只要有可能，鲁迅总是竭力把文章写得明白晓畅的。“曲笔”既是政治迫害的产物，那么它就不是一种有成规可循的艺术手法，它需要适应不同的题材，对付不同的政治环境，采取不同的表现方法。有全篇用隐喻的，如《现代史》。内容写变戏法，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向观众榨钱，今日这班人走了，明日那班人又来。全文没有一句话涉及当时的政治，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正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现代史。有全篇用反语的，还有说故事，引古喻今等多种方法。对于这类杂文，我们主要认识它的战斗作用和意义，而不必去学习它的隐晦曲折的形式，因为今天已经根本不同于鲁迅所处的时代。

总之，鲁迅的杂文，形式丰富多彩，手法不拘一格，莫不清新独创，给予读者以隽永的艺术享受。这除了思想内容的先进、深刻，有助于他在艺术上的发现以外，还因为他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和体验，有一座用之不竭的知识宝库。此外，他在写作过程中的认真构思和锤炼，也是十分重要的条件。“就算三五百字的短评，也不是摊开纸就动笔”。他曾这样说：“人家说这些短文就值得如许花边，殊不知我这些文章虽然很短，是绞了许多脑汁，把它锻炼成极精锐的一击，又看过了许多书，这些购置参考书的物力，和自己的精力加起来，是并不随便的。”①这种艰苦劳动、精益求精的态度，是非常值得学习的。让我们认真地学习鲁迅杂文的战斗性和艺术表现力，更好地发挥杂文打击敌人、教育人民的作用吧。

Answer 2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汝南县。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樟寿，号豫才；“鲁迅”是其投身五四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

鲁迅，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绍兴都昌坊口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7岁启蒙，12岁就读于三味书屋，勤学好问，博闻强记，课余喜读野史笔记及民间文学书籍，对绘画艺术产生浓厚兴趣，自此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他不囿于四书五经，多方寻求课外读物，努力掌握历史文化知识。

绍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特别是众多越中先贤的道德文章，给鲁迅的思想以很大的熏陶和影响。鲁迅少年时代，祖父因科场案下狱，父亲病故，家道从此中落。鲁迅由一个封建士大夫大家庭的长房长孙，变成了一个破落户子弟。家庭所遭受的一系列重大变故，使少年鲁迅饱受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认识到封建社会的腐朽和没落。鲁迅母亲鲁瑞，农民的女儿，品格高尚，对鲁迅影响很大。

1898年春，鲁迅离开故乡，满怀人生新的希望，考入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翌年，因不满学堂的“乌烟瘴气”，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他广泛接触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阅《时务报》，看《天演论》，深受维新思潮和进化论学说的影响，初步形成“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社会发展观。

1902年，鲁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官派赴日留学。他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后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习医。因深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的影响，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的洪流之中，课余“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1906年，鲁迅在事实面前，有感于国内同胞的愚弱，认识到改变国民性的重要，便毅然弃医从文，迈出了人生道路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选择了文学艺术，以笔作为自己救国救民的战斗武器。他参与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撰写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早期重要论文。鲁迅认为，中国的严重问题在于人，不在于物；在于精神，不在于物质；在于个性，不在于“众人”；要“立国”，必先“立人”，而“立人”的关键，在于个性的觉醒与精神的振奋。

辛亥革命前夜，鲁迅回到祖国，先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执教，担任化学、生理学教员，后又回到故乡绍兴，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兼博物教员、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他一方面教书育人，培养青年， 一方面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 他领导故乡文学团体“越社”， 支持创办《越铎日报》。 1912年初， 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不久，随教育部迁至北京，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同时先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一些高等院校，担任校外兼职讲师。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鲁迅深受鼓舞，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起，写文章，办杂志，揭开了中国五四运动的序幕。他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积极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猛烈抨击几千年来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1918年，他发表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小说通过象征的艺术手法，无情地揭露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强烈地控诉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恶。此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姿态，创作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许多小说和大量杂文、随笔、评论，从而成为五四五四运动的先驱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1926年夏，鲁迅离开北洋军阀盘踞的北京，南下厦门，担任厦门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同时兼任国学院教授。1927年初，鲁迅又转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担任了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同时兼任教务主任，一边从事教育和文学创作，一边投入新的战斗。同年4月，反革命政变发生，鲁迅经受了腥风血雨的考验，因营救学生无果，愤而辞职。在血的教训面前，鲁迅早年形成的社会发展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严厉解剖自己的思想，纠正了过去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从此，他的思想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起点。20年代中期，参与创办《莽原》周刊、《语丝》周刊和文学社团末名社。1927年初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1927年8月到厦门大学任教授。

1927年10月，鲁迅到了上海，从此定居下来，集中精力从事革命文艺运动。1928年与郁达夫创办《奔流》杂志。193O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也是主要领导人，曾先后主编《萌芽》、《前哨》、《十宇街头》、《译文》等重要文学期刊。他参加和领导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许多革命社团。他主编《前哨》、《奔流》、《萌芽月刊》等许多刊物，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及其御用文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坚持韧性战斗，撰写了数百篇杂文。这些杂文，如匕首，似投枪，在反文化“围剿”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与共产党人交往密切，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以“窃火者”自喻，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倡导新兴木刻运动。他关心青年，培养青年，为青年作家的成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寓所与世长辞，终年55岁。

鲁迅写过一首《自嘲》诗，其中有两句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鲁迅一生写下了800多万字的著译，他的《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等许多作品一版再版，被翻译成英、俄、德、法、日、世界语等多种文字，饮誉全球。《鲁迅全集》是他留给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鲁迅著作

《呐喊》(短篇小说集)1923，新潮社
《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卷)1923一1924，新潮社
《热风》(杂文集)1925，北新
《彷徨》(短篇小说集)1926，北新
《华盖集》(杂文集)1926，北新
《华盖集续编》(杂文集)1927，北新
《坟》(论文、杂文集)1927，未名社
《野草》(散文诗集)t927.北新
《朝花夕拾》(散文集)1928，未名社
《而已集》(杂文集)1928，北新
《三闲集》(杂文集)1932，北新
《二心集》(杂文集)1932，合众书店
《鲁迅自选集》1933，天马
《两地书》(书信集)与景宋合著，1933，青光书局
《伪自由书》(杂文集)1933，青光书局
《鲁迅杂感选集》瞿秋白编选，1933，青光书局
《南腔北调集》(杂文集)1934，同文书局
《拾零集》1934，合众书店
《准风月谈》(杂文集)1934，兴中书局
《集外集》杨霁云编，鲁迅校订，1935，群众图书公司
《门外文谈》(论文)1935，天马
《故事新编》(小说集)1936，文生
《花边文学》(杂文集)1936，联华书局
《且介亭杂文》(杂文集)1936，三闲书屋
《夜记》(杂文集，后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1937，文生
《且介亭杂文二集》(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且介亭杂文末编》(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鲁迅书简》(影印本)许广平编定，1937，三闲书屋
《鲁迅全集》(1一20卷，收著作、译文和辑录的古籍)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集外集拾遗》(综合集)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汉文学史纲要》(文学史)1941，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全集补遗》唐韬编，1946，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许广平编，1946，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日记》(影印本)1951，上海出版公司；铅印本，1959，人文
《鲁迅选集》1952，开明
《鲁迅小说集》1952，人文
《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唐韬编，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补遗》吴元坎辑，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全集》(1-lO卷)1956-1958，人文
《鲁迅选集。(1一2卷)1956-1958，中青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文学史)1958，三联
《鲁迅选集》(上下册)1959，人文
《鲁迅书简》(致日本友人增田涉)1972，人民日报社
《鲁迅诗稿》1976，文物；1981，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鲁迅书信集》(上下卷，收《两地书》以外书信1381封)1976，人文
《鲁迅佚文集》1976，解放军报社
《鲁迅书简》(致曹靖华)1976，上海人民
《鲁迅手稿全集》(书信8册，日记6册)1978一1980，文物
《鲁迅致许广平书简》1980，河北人民
《鲁迅全集》(1-16卷)1981，人文
鲁迅全集卷一（坟 热风 呐喊）
鲁迅全集卷二（彷徨 野草 朝花夕拾 故事新编）
鲁迅全集卷三（华盖集 华盖集续编 而已集）
鲁迅全集卷四（三闲集 二心集 南腔北调集）
鲁迅全集卷五（伪自由书 准风月谈 花边文学)
鲁迅全集卷六（且介亭杂文 且介亭杂文二集 且介亭杂文末编）
鲁迅全集卷七（集外集 集外集拾遗）
鲁迅全集卷八（集外集拾遗补编）

Answer 3

不知楼主所说的写作形式是不是文学体裁？
如果是，就应该是以小说、散文、杂文居多，也有少量诗歌。

Answer 4

鲁迅一生虽然从来不相信什么《创作法程》、《小说作法》之类教人死背条条、脱离生活、不切实际的“秘诀”，但始终主张青年学生要在正确方向的指引下，重视写作技巧的训练，并特别指出要从名家名作的初稿与定稿对照中，悟出为什么这样写，为什么不那样写的道理，认为这是教人作文“极有益处”的好方法。鲁迅作品在新课标中的教学任务，就是要求完成以上的教学目标，引导学生在学习、领会鲁迅写作技巧中提高写作能力。从选入新课文的鲁迅作品中，写作方法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画眼法。不要以为是鲁迅所倡导及实践的专门描绘人的眼睛的方法。鲁迅作品中固然有十分精彩、极为得体的眼睛刻画，如新课标中必修③里的《祝福》，就有好几次写祥林嫂眼睛的变化，这很能反映她一生的际遇。但从更深广的意义去理解，所谓“画眼睛”就是写本质，抓要害。以人物刻划来说，就是重于揭示出这个人物的精神世界和性格特征，从举动、表情、语言看出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即性格特征、思想本质能在三言两语的勾勒中看出他(她)的基本轮廓。这就是所谓“诗眼”、“文心”所在。鲁迅在这方面手艺高超，不愧为大师巨匠。八年级下册中《故乡》，闰土只叫一声：“老爷!”就看出与“我”的隔膜，比给读者画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堵高墙还要形象，还要清楚；杨二嫂的“圆规”姿态以及不见其面先扬其声的一句怪叫，给人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孔乙己的“读书人窃书不算偷”；阿Q的“小子打老子”，赵太爷的“不许阿Q姓赵”等等。这些都极省笔墨，极为传神，极能生动地描绘出人物的特征。在《社戏》中的“偷”，《故乡》中的“笑”，《孔乙己》中的“笑”，这些都写得惟妙惟肖，在作品中作用极大。
二、对照法。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凡事物都是在强烈的对比中容易看得清楚，看出端倪，甚至一眼识破。鲁迅作品中的对比是非常出色的。《故乡》通篇对比：闰土今昔判若二人；闰土与“我”的前亲后疏；杨二嫂的从“西施”变成“圆规”；故乡的过去与现状相差甚远，难以辨认。这一切都在对比中揭示本质，而整个故事情节也在这对比中步步展开。《社戏》中看戏、吃豆的前后不同风味；《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乐土”与“幽禁”的两种感触等等都是在强烈、鲜明的对照中塑造人物，推进情节、深化主题的。必修③中《祝福》对眼睛的描写先前的“顺着眼”与后来的“眼光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眼睛窈陷下去”、“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相对比。这里通过对照让人们清楚地看到祥林嫂的命运走向，她是怎样一步步地让封建思想和势力逼上绝路的。由于对比成功，能产生很好的艺术效果，也省去了许多支支节节的笔墨。又如必修④中杂文《拿来主义》也是将“拿来”与“送去”、“送来”相对比，在对待文化遗产(大宅子)时，将“拿来”与“徘徊不敢走进门”、“放一把火烧光”、“蹩进卧室吸剩下的邪片”的三种对待文化遗产(大宅子)的错误态度相对比，从而更突出“拿来”的意义、原则与方法。
三、白描法。鲁迅写景状物、记人叙事、抒情言志，爱用我国传统的白描手法，就像年画一样，没有多余的背景，也少见人物脸上光线阴影，显得异常质朴。他渲染气氛、交代背景、介绍人物，总不和外国作家那样浓墨重彩。一开笔就是几页甚至是几十页(如必修②中享利·大卫.梭罗的作品《瓦尔登湖》)。白描往往是在形似轻描淡写的几笔勾勒却能把景写动、把人写活，令人过目不忘，给人以如临其境，犹见其人的艺术效果，虽然相隔几十年，但这些人物还活现在人们的记忆中，并且走遍全球。已经成为世界文库中的典型形象的阿Q不必说，就是双喜阿发的划船看戏与“偷豆”，少年闰土的月下看瓜、刺猹和教“我”雪中捕鸟，百草园中的嬉戏，三味书屋的偷折腊梅，孔乙己的站着喝酒与教小孩写字，《藤野先生》中的师生惜别等也别有趣味。这些作品无不惜墨如金，写得十分简约、精粹，没有铺张、渲染，一人一事，一景一物，或成为漫画或为素描，无不历历在目，跃然纸上。这就是“有真意，去粉饰、少造作、勿卖弄”的白描。
四、剥笋法。这是鲁迅杂文常用的写作方法。不管是正论或驳论，他都以犀利的笔触一层深一层地步步逼进，写得虎虎有生气，铮铮铁骨。例如，必修④《拿来主义》中，他要阐发“拿来主义”，却劈头先谈排外的“闭关主义”，再批媚外的“送去主义”和“送来主义”，又如在阐述对待文化遗产怎样“拿来主义”时，先否定“不敢走进门”的“逃避主义”、“放一把烧光”的“虚无主义”、“蹩进卧室吸鸦片”的“投降主义”的三种错误态度，最后，提出了正确的“拿来”方法，就是先“占有”后“挑选”。这样以破开路，而后立正面的主张“拿来主义”，真是水到渠成，一泻而下，很有气势。总之，鲁迅的许多杂文都是伺隙乘虚，穷追猛打，直捣敌人的老巢，使之再没有还手之力。例如，旧教材《“友邦惊诧”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等。
鲁迅作品的各种文体的写作方法和技巧有很多，不能一一列举，但只要我们根据新课标的要求，结合学生的实际，择其要者精讲、善导，让学生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近及远地施之于作文实践，定能完成新课标的三维目标。而一切贪多求快或好高骛远，都会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