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二字的由来

如题所述

“中国”一词,最早见于中国第一部官方史书——《尚书》的“梓材”篇中,原文讲:“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意思是指“天神已经把中国的人民和他们的土地托付给周朝的先王”。此文作者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周公旦”,他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西周政治家、思想家和谋略家。

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继位时非常年幼,由周公摄政。由此推断,《尚书·梓材》创作于西周第三代王——周成王时代,这是我们能够找到的最早的中国历史文献记载,据今已有三千余年。可见,“中国”一词至少在周朝已经开始正式使用。


扩展资料:

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也有几篇提到“中国”,分别为:

1、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译文:惠及中国的百姓,以安抚中国四方的人民。

出处:《诗经·大雅·民劳》

2、哀恫中国,具赘卒荒。

译文:哀痛中国,发生如此多荒灾。

出处:《诗经·大雅·桑柔》

3、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国。

译文:你这个殷商的国君,你在中国作恶。

出处:《诗经·大雅·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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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7-09-09
中国一词的由来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是在(周代)《诗经》中,如《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但《诗经》中的此类“中国”实为“国中”,还不是真正指国家。称国家的“中国”一词,在战国诸子书中已屡见不鲜了。如《孟子·滕文公上》云:“陈良产地,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又“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庄子·田子方》:“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干知人心”……这些都说明:上古所谓“中国”,即指后世“中原”。但地域不及后世中原广,而相当于今山西、山东、河南、河北一带。

"中国"一词的频繁使用,主要在周以后。《礼记 王制》有云:"中国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中国、蛮、夷、戎、狄,皆有安。"十分明显,此时的"中国"一词,是与蛮、夷、戎、狄对举而使用的。如果说《礼记》的成书时间较靠后,则《左传 庄公三十一年》有"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的说法,足见春秋前期,"中国"一词就已经与蛮、夷、戎、狄对举。那么"中国"指谁呢 《公羊传 禧公四年》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齐桓公救援邢,卫等国,被称作"救中国",足见此时的"中国",已经扩大到被认为是"诸夏"的国家。

到这里,就不能不言及《公羊》学派的"春秋三世说"。《公羊传 成公十五年》有:"《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易为以外内之词言之 言自近者始也。"东汉经学大师何休进一步发挥公羊学派的说法,将《春秋》所记242年的历史,理想化地分为三个阶段,即:"所传闻之世","所闻之世"和"所见之世"。"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故内其国而外诸夏","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虽然那242年历史发展事实并非如此理想化,但我们必须承认此种理念对民族关系发展规律做出了某些正确认识和预见。夏、商时期,应该是华夏民族的形成时期;而集华夏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之大成的"周礼"的形成,是华夏民族最终形成的标志。观夏、商、周、春秋,各邦国不断分化,有的进入华夏集团,有的进入蛮、夷、戎、狄集团,像祀国这样的国家,一度摇摆于夷夏之间,最后终于摆进了华夏集团,成了"诸夏"的一分子。

关于“中国”一词的含义,大致有两种解释

1.中国二字有京都、京师之意。最早这么用中国一词的便是《诗经·大雅·民劳》中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民亦劳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师,经绥四国”。据说这几句诗是规劝暴君周厉王的,让他先从爱护京都的人民开始,然后推而广之,安定天下。汉代研究《诗经》的学者毛苌,特意为“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作注:“中国,京师也。”《孟子》中记载了一段齐王对大臣说的话:“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照现在的意思,不过是想在京城中给孟夫子盖间房子而已。汉末学者刘熙也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日中国。”

2.中国一词指古时华夏民族聚居的区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大河南北,古称中土、中原,或称中夏、中华。当然也被称为中国。这些称呼,实际是指黄河流域一带。如《史记·楚世家》载:“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当时的楚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这里所讲的中国实际上就是对黄河流域的几个国家的统称。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2个回答  2020-02-23
“中国”一词的历史含义与变迁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是在周代《诗经》中,如《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但《诗经》中的此类“中国”实为“京城”,还不是真正指国家。称国家的“中国”一词,在战国诸子书中已屡见不鲜了。如《孟子·滕文公上》云:“陈良产地
中国卫星地形图,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又“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庄子·田子方》:“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干知人心”……这些都说明:上古所谓“中国”,即指后世“中原”。但地域不及后世中原广,只相当于今陕西大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北部一带。
“中国”一词的频繁使用,主要在周以后。《礼记·王制》有云:"中国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中国、蛮、夷、戎、狄,皆有安。”十分明显,此时的"中国”一词,是与蛮、夷、戎、狄对举而使用的。如果说《礼记》的成书时间较靠后,则《左传·庄公三十一年》有"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的说法,足见春秋前期,"中国”一词就已经与蛮、夷、戎、狄对举。那么"中国”指谁呢《公羊传·禧公四年》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齐桓公救援邢国,卫国等国,被称作"救中国”,足见此时的"中国”,已经扩大到被认为是"诸夏”的国家。
《公羊传·成公十五年》有:“《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易为以外内之词言之
言自近者始也。”东汉经学大师何休进一步发挥公羊学派的说法,将《春秋》所记242年的历史,理想化分为三个阶段。即:“所传闻之世”,“所闻之世”和“所见之世”。“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故内其国而外诸夏”,”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虽然那242年历史发展事实并非如此理想化,但我们必须承认此种理念对民族关系发展规律做出了某些正确认识和预见。夏、商时期,应该是华夏民族的形成时期;而集华夏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之大成的“周礼”的形成,是华夏民族最终形成的标志。观夏、商、周、春秋,各邦国不断分化,有的进入华夏集团,有的进入蛮、夷、戎集团,像祀国这样的国家,一度摇摆于夷夏之间,最后终于摆进了华夏集团,成了“诸夏”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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