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的发展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是这一时期文学意识自觉的重要标志，也是这一时期文学繁荣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逐渐摆脱了传统的束缚，把注意力更多地投向了社会现实和个人的精神世界，把写人作为文学的真正主题，促进了文学理论的迅速发展。魏晋时期，已不断有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著作问世。曹丕的《典论•论文》，不仅提出了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主张，充分肯定了文学的社会地位和作用，而且对各种文体加以分类，并对各种文体的特性加以概括；并且还运用文气说对不同作家风格的形成作出了解释。这一切都表明了文学观念的更加明晰和文学在独立发展道路上的大步前进。这一时期，文学界发生的文、笔之辨，更是一场关于文学与非文学界限的争论，大大促进了人们对于文学本身的深入研究。又由于南朝文学贵族化、形式化的倾向严重，也引起部分进步文人的尖锐批评和深入思考。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勰和钟嵘分别写出了《文心雕龙》和《诗品》这两部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对文体、创作和文学批评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建立了自己的文学思想体系。《诗品》不仅品评了汉魏以来众多诗人的成就与风格，而且系统地论述了诗歌的起源和发展。这两部著作，不仅有反对形式主义文风的鲜明倾向，而且把文学研究推向了深入发展的新阶段，对后世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此外，萧统的《文选序》，梁元帝的《金楼子•立言》，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徐陵的《玉台新咏序》等，也都从不同的方面发表了对文学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