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免于干预”这种观念乍看很直观：别人对我的行为干预越多，我就越不自由，干预越少，我就越自由。历史上不少自由主义者也持这种观点，比如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他著名的《两种自由概念》一文中，就这样定义过消极自由（其实他在那篇论文里至少提供了四种对消极自由的定义，这些定义之间两两不等，不过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说）。
但是从这种对自由的定义出发，似乎会引来一些与自由主义直觉相悖的结论。比如我们设想古代的一个奴隶，他的主人平时忙着自己的生意，不太管得过来家里的事情，对手下奴隶的行为一般不闻不问；再设想一个发达民主社会的公民，这个社会对日常生活制定了许多相当细致的法律规范（不能随地吐痰、不能打孩子、不能闯红灯、工资很大一部分要交税，诸如此类），而且这位公民在意识形态上恰好反对这些法案中的绝大多数，只不过和他主张接近的选民占少数，所以投票时经常输。如果按照“自由=免于干预”的定义，很有可能这个奴隶受到的干预总量（如果干预可以量化的话）是小于这个公民受到的干预的。那么我们是不是要说，这个奴隶其实更自由？而这位公民比奴隶更不自由？
当然，有些人可能确实会这么认为（实际上，这种观点的变体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包括许多自由主义者也认为说，“开明专制”下的臣民、或者在政府不太“管得过来”的一个极权社会中的群众，说不定还是挺“自由”的；或者更有迷惑性的一种观点是，自由和民主完全没有任何理论上的关联）。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要承认“奴隶其实很自由”，好像总有哪里怪怪的。
所以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一股“共和主义自由观复兴”的潮流。最初是思想史的剑桥学派比如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等人，在古罗马及现代早期共和派思想家的著作中，提炼出一些核心概念元素，然后由哲学家菲利普·佩蒂特（Philip Pettit）完成系统的理论化，提出“自由=免于支配”的主张。根据佩蒂特的说法，“支配（domination）”=“随意干预的能力（capacity of arbitrary interference）”，它和“干预”的区别有两点：
1. 支配是一种能力（capacity），或者更确切说由这种能力构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相对地位）；只要这种能力存在，就构成支配，并不需要有实际的干预（actual interference）发生；
2.这里的能力也不是“有能力干预”，而是“有能力*随意*干预”；如果一个人只能够“并不随意地干预（non-arbitrarily interfere）”我的行动（比如法律规定交警只有在我违反交规时才能拦下我罚款，不能随随意便在我没有违反交规时也把我拦下罚款），那么这也不构成“支配”。
根据这种“自由=免于支配”的理论，刚才说的“奴隶vs.民主公民”的例子就好理解了。这个奴隶的主人虽然平时并不实际上干预，但是由于他是主人，因此他保留着随时干预的能力，而且他是想随便怎么干预就怎么干预，因此奴隶仍然是被支配的、并不自由；相反，民主公民虽然遇到了实际的干预，但是这些干预都是通过严格的民主程序立法后执行，没有“随意”的成分，所以他不算是被别人“支配”。
这么看来，“免于支配”显然是比“免于干预”更好的对自由的理解咯？那也未必，政治理论家们对此仍然争议不休。这里略举几个争议点。
首先，“免于支配”究竟是不是一种独立自足的概念？有人会认为，虽然伯林那种对“免于干预”非常粗糙的理解确实有问题，但这不等于“免于干预”这个定义本身是错的，只不过需要精细化一些而已；而“免于支配”这个定义，拆开之后发现其实并没有什么新意，完全可以化约为“对‘免于干预’这种自由的保障”。
为什么呢？因为一旦我们具体考虑如何保障“免于支配”的机制，会发现似乎都是传统上自由主义者已经说过的法治啊宪政啊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在传统的自由主义者理解中，实际上就等于说“免于干预”不能只做静态理解，而要考虑到如何在动态过程中保障其稳健性、抗扰性（比如那个奴隶看似很少被干预，但实际上“蓄奴制”这个法律大背景从头到尾都在隐形地干预着他的一举一动，比如他想逃的话就会被抓、被判刑）。所以说来说去，“免于支配”似乎只是新瓶装旧酒。
新共和主义派当然不同意这种化约，双方就此有很多辩论。但是就算“免于支配”不能化约成“对‘免于干预’这种自由的保障”，还有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确实在很多时候，认为“免于干预”是一种独立的价值；如果把自由定义成“免于支配”，那么接下来该拿“免于干预”怎么办？
比如假设前面那个民主公民的例子，如果这个社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法律无微不至到了（以促进所有人健康生活的名义）连你几点起床、几点睡觉、一天吃几顿饭、一个月做爱几次都规定好、违反了就惩罚的地步，尽管这乍看仍然不违反“免于支配”的规定（因为立法过程完全不“随意”），但我们直觉上还是会说这实在太不自由了，而且这种不自由是因为法律对私生活干预太多。所以就算“免于支配”很重要，似乎也不能说“免于干预”就不重要了；没准我们必须承认，存在好多类同等重要的自由，每一类都要得到保障？
新共和主义派可能反驳说：不对，上面这个例子里仍然存在“支配”，因为当多数选民以健康为名义立法干预别人私生活时，这种干预还是带有“随意”的成分，因为你怎么知道这样一定促进别人健康呢，或者你怎么知道别人就一定觉得健康比别的事情重要呢？——这样一来问题就变成：如何恰当地定义“随意”？
然而这个问题对新共和主义者来说同样棘手。比如我们回头看奴隶的例子：佩蒂特说主人有“随意干预的能力”，但如果这个奴隶非常聪明，对主人的心思了如指掌，可以随时预判到主人的下一步动作并提前准备，甚至能够“诱导”主人以特定方式干预或不干预，这时候主人的干预对他还是“随意”的吗？（换句话说，“随意”并不意味着“天威莫测”。）但是如果把“随意”定义为“未能追踪受众的意见/利益（failure to track the recipient’s opinion/interest）”（比如在前面新共和主义者对批评者的回应中），又会引来其它的问题：比如如果干预者声称自己更懂得被干预者的实际利益何在怎么办（这时问题其实化约为传统上的“家长制”悖论）？
我这里并不试图给出任何确凿的答案（“免于干预”和“免于支配”哪个是对自由更好的定义，或者有没有比这两者更好的定义），但是通过这一点点介绍，希望多少展示出了一些政治理论中概念分析的方法（如何建构反例、如何对各种前哲学直觉进行反思平衡等等）。对自由的不同定义，在实践后果上当然会有很大的差别，这点以后有机会再说。
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学习成了家长唯一的期盼，我们从小便被家长要求成绩。从小便被父母管制，仿佛一直都有一个别人家的孩子在我们之上，我们总是会被拿来对比，而我们仿佛也成为了学习的工具，被人拿来一味对比。我们会大呼失去了自由，但我认为没有管制的自由不算自由。
就好比风筝，如果没有线的牵制，它恐怕也不能在天空中飞翔。我认为自由是可以在不违背一定道德的前提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有时候父母让我们下学早点回家，不要乱跑着玩，我们认为父母的所做所为干涉了我们的自由，但真正的自由又是什么呢？父母不管不顾，让你一个人胡乱玩耍，这是自由吗？我觉得真正的自由应该是限制和玩耍相结合。其实世界上也没有真正的自由，难道放任不管就是自由吗？恐怕不敢令人苟同，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也就更没有绝对的不自由。如果没有了约束，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恐怕令人无法想象吧！小时候不爱学习，认为父母的约束让自己不快乐，自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鸟，于是便开始反抗，打架，上网，像父母宣告着自己的主权。当自己长大了，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只能在工地上打工时，又会抱怨当年的自己为什么会那么叛逆，追求什么所谓的自由，让现在的自己变得这么的不自由，记住，一定的约束只是让我们变得更好。
自由真的没有什么界定，只要自己的人生不后悔，小时候那些单纯的自由又算的了什么，不要让所谓的自由耽误了自己。不是所有的事物都有判定的标准，只要自己觉得自由，那你就是自由的，如果你觉得不自由，那么无论给你多少自由，都会觉得不够。所谓追求的自由，只是内心过于浮躁罢了。用现在的不自由换将来的
类似的问题很多，譬如平等是什么？正义是什么？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
没人能给出靠谱回答的原因是：（1）这些词汇概念虽然感觉简单，但没有一个公认的唯一的答案。个人理解，之所以问这问题，可能抱这样一种简单化的心理，即像在学校里做题，给我个标准答案吧；（2）既然没有唯一的答案，那这些概念都是探讨性的，是不可能用一两句话给出唯一定义的（要是真给出了那肯定也是不完全的从而也可以说是不对的）；（3）真要认真严肃的去考虑这问题，肯定要把几种主流观点以及各种非主流都梳理清楚的，是要长篇大论的，那就不是问答而是学术讨论了，估计大多数人肯定又没兴趣了。
另一面，这问题也有价值。这类问题传播越广，越多人知道感觉简单的美好词汇其实并不那么简单，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有这种进步，可以增强对一些高喊口号纸上谈兵的煽动家阴谋家的抵御力，防止被别人利用，尤其是涉世不深的青少年学生群体。
一个例子是，很多人知道哈佛大学“正义”公开课很火，然而，“正义”如果那么简单，也就不会走上哈佛大学讲堂用一门课去探讨了。
一句话形容很贴切：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再美再简单的东西，一旦碰到了现实，就会不美不简单。简单化理解，那是浅薄；简单化处理，那是天真；简单化煽动，那估计是别有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