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是表现在个人对己、对人、对事等方面的态度及行为方式中比较稳定与独特的个性心理特征，并受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的制约。儒家文化主要涉及的是如何修身乐群之道。因为性格的内涵与儒家文化相吻合，所以儒家文化对性格养成能发生积极影响。
在道德方面，儒家文化强调修身，而修身既要做到自勉、自强、自信、自得，又要做到自省、自反、克己、律己，这将逐渐培养人向善避恶、引咎自责、严于律己、谨慎小心、冥想沉思的性格特征；在对人方面，儒家倡导“仁以待人”，讲究“仁爱”。
为此，一要虚心，二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三要善于合作；四要宽恕他人，在交往中则表现为谦逊、互爱、同情、容忍、施惠、互助等性格特征；在做人方面，儒家倡导“公以处事”，将有助于形成诚实、正直、公私分明等良好的性格特征。
“儿童性格涵养教学法”中的一部分“儿童戏剧课”：《颜回吃粥》 让孩子在戏剧表演中了解“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意义
当然，学前教育在引入儒家文化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应加强时代元素的介入，在挖掘儒家文化对性格发展的积极作用，如培养孩子勤奋刻苦、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诚实谦逊、谨慎小心、含蓄内向等性格特征的同时，也要避免儒家文化对人产生的信赖依从、多虑退缩、因循守旧、乐天知命等不良性格特征的影响。
性格决定命运，若在幼儿阶段通过中华经典儒家文化的涵养，为幼儿良好性格养成奠定坚实基础，那么，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会少走很多弯路，无论是三岁“看大”还是七岁“看老”，相信看到的都将是孩子积极而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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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亚影响
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在韩国，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
在西方文明侵入韩国社会后，各种社会问题有所增加，但是韩国政府以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作为维护社会的稳定的制约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
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朝鲜，早在公元1世纪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诵《诗经》和《春秋》等儒家典籍，这说明儒学早已传入朝鲜。三国时期，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儒学，把它视为维护秩序、加强王权的思想武器，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引进和推广。高句丽于372年设立太学，传授儒家学说。百济于4世纪建立儒学教育制度。
儒学在新罗传播，大约在6世纪。新罗统一后，进一步发展儒学教育，在中央设立国学，置博士、助教，招收贵族子弟传授儒家经典。为了推动学习儒学的热潮，国王甚至亲“幸国学听讲”。与此同时，还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其中一些人考中状元，出现了一些著名儒学者，如强首、薛聪、金大向、金云卿、金可纪、崔致远等。
高丽王朝建立后，在首都开城设立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在地方十二州设立乡校，广泛推行儒学教育。958年，高丽开始举行科举，把儒家经典列为主要考试科目，从而推动了儒学迅速发展，并且出现了私学（私塾）。
12世纪初出使高丽的徐兢称赞朝鲜儒学之盛说：临川阁藏书至数万卷，国子监里“选择儒官甚备”。大街小巷上经馆和书社三三两两相望。少年们聚集在一起，跟随老师学习经书。年岁稍长者，便自己找志趣相投的朋友，借寺观之类的地方讲习切磋。社会各阶层的子弟，都“从乡先生学”。
李朝时期，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学，把它视为维护封建统治的舆论工具，极力加以推广。李朝的儒学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两种形式。官学系统，中央设成均馆，是为国家最高学府。另外在首都汉城还设有中学、东学、西学和南学等四学。
成均馆和四学是中央直接管辖的教育机关。地方各道和邑设有乡校。这些学校都由国家提供一定的土地和劳动者，用以作为办学的经费。私学是各地的儒家学者创办的私塾或书堂。私学日益发展，成为李朝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
李朝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科举分文、武两科。文科考试须经三榜，考试科目主要有儒家经典以及有关现行政策和各种形式的汉诗。武科也进行三次考试，考试科目除兵学外，也考部分儒家典籍。总之，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在李朝的500年间，起到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的作用。
儒学传入日本，大约是在5世纪以前。据《古事记》所载，百济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并且带来了《论语》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他们还都曾作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讲授儒家学说。
继体天皇时期（507—531）曾要求百济国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传授儒家思想，于是儒家迅速发展。圣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主要体现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词汇和资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
“冠位十二阶”是以德、仁、礼、信、义、智为基本位阶，再各分大小两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阶。“十七条宪法”的宗旨是强调“君主至上”。如“国无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群臣百僚，以礼为本”，“承诏必谨”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圣德太子还多次向中国派遣使节和留学生，积极摄取中国文化，于是儒学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贵族官僚必修的教养。
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而发生的。大化改新的首领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曾受教于中国留学生南渊请安和僧旻等人，并在他们的协助下制定了改新蓝图。
701年制定的基本法典《大宝律令》对教育设专章（“学令”），规定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置博士、助教，招贵族子弟，授以儒家经典，其中《论语》和《孝经》为必修科目。
757年，孝谦天皇下诏，令全国每家必备一本《孝经》，奖励“孝子”、“贞妇”。701年，日本开始祀孔。768年，称德天皇敕称孔子为“文宣王”。藤原基经当摄政时（877—890年），“敦崇儒术，释奠之日，率公卿拜先圣，使明经博士讲周易”。由于统治阶级的积极扶持和奖励，这时儒学在日本已经超出贵族官僚上层社会范围而普及到各个阶层。
日本南北朝时代，程朱理学传入日本，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但由于佛教的影响，儒学未能取得优势地位。只是到了德川时代，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儒学（朱子学）才摆脱了佛教的压制，达到空前繁荣的极盛时代。
德川幕府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把全国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实行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因此，需要一种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御用思想，而儒学的“名分论”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于是，儒学（朱子说）被规定为官方哲学，成为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体系。
藤原惺窝于1590年著《假名性理》，是最早用日文宣传宋儒“理性”的著作。后来受德川家康的召见，并为其讲授《大学》等儒经。
1599年著《四书五经倭训》，使他成为日本第一个根据朱注而用日文字母训读《四书五经》的儒学家，被认为是日本“朱子学之祖”。藤原惺窝有门徒150余人，其中林罗山、松永尺五等都是日本著名朱子学家。
林罗山历任儒官，作过将军的侍讲、顾问，参与幕政。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论，以维护封建秩序。他在《经典题说》中写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则上者贵下者贱。自然之理所以有序，视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上下不违，贵贱不乱，则人伦正，人伦正则国家治，国家治则王道成，此礼之盛也。”
林罗山以“天人相关”、“天人合一”的说教，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合而为一，从自然界法则引伸出人类社会的现存秩序，从而把社会的“上下贵贱之别”说成是合理的、永恒的。林罗山以儒学理论维护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发挥了巨大作用。
儒学在越南文化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东汉末年，“越南人”士燮（字威彦，出生于交州的广信（今广西苍梧县），其先祖为鲁国汶阳人）游学洛阳，研究左传、尚书等典籍，后来任交趾太守40余年。据《越南四字经》说：“三国吴时，士王为牧，教以诗书，熏陶美俗。”
说明早在三国时期越南人就受到了儒学教育。10世纪，越南独立以后，各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取法于中国，政府选拔人才也采取科举制度，以诗、赋、经义等为考试内容。13—14世纪之交，越南人以汉字为素材，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式，创制了越南民族文字，称为“字喃”。
此后，中国儒家典籍大量传入越南。宋元时期，越南刊刻过不少儒家经典和汉译佛经。出现了不少明经的儒家学者。15世纪初，明成祖曾下诏，以礼敦致越南各方面人才到中国来，其中包括明经博学的儒学者。可见儒学在越南的影响之深。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儒学
中国大概在四五千年以前，就有了教育活动，尤其在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经济政治的改革，在思想意识上和文化教育上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有儒家、墨家、道家等，但对中国的影响根深蒂固的，当数儒家。
儒家创始人是春秋时代的孔子，他被称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伟大奠基者。他首创私学，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重视教育；主张培养君子；孔子还是系统传播古代文化的第一人；提出了新的师生关系。这些都是孔子在教育上的首创，从而奠定了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基础。孔子是比较重视德育的，他认为德育比法制重要，也是其最突出的教育思想。“学则优而仕”更是对后世有着极大的影响。
既孔子之后，儒家出现了孟子，是“孟氏之儒”的代表。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和“德政”，强调教育的社会作用市“行仁政”、“得民心”。其教育目的，也是为了培养“君子”。在道德教育思想上，孟子从“性善论”出发，重视启发人们恢复天赋的道德观念的自觉性。教育思想偏重内求，是其缺点；但重视人的能动性，强调理性思维，则是可取的。
孟子是儒家教育有了进一步发展，后人常有孔孟之说，也是对孔孟的一种肯定。
作为“孙氏之儒”的代表荀子，在儒家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亦有着重要的作用。他和孟子一样也继承了孔子的学说，但他选择了“性恶说”。
荀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礼”和“德治”，更强调了“礼治”的重要手段，有“固国齐民”的作用。荀子把“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作为教育的目的。在德育上，重视“笃志”，主张“日三省乎己”。他的教育思想偏重于外求，重视对外界客观事物的认识和学习，这是值得肯定的。
儒家思想发展到汉朝，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均接受了孔子儒家的学气。到了汉武帝，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新的儒学定为一尊，儒家学说被定为“经学”。他这一提法，确定了儒家思想的政治地位。
董仲舒继承儒家传统，重视国家的教民事业，指出实行德政和教化的重要性。他关于文教政策的思想是他最重要的教育思想。在人性方面，董仲舒提出了“性三品”说。董仲舒有一句格言：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动。我们不难看出，董仲舒和先秦儒家一样，用仁义作为道德的善恶标准。
到东汉以后，神化了孔孟。在这种背景下，王充高举“疾虚妄”之旗，用唯物主义观点对封建迷信进行了批驳。在其《论衡》一书中提出了无神论的观点。在教育思想上，他提倡“学之乃知，不问不知”。并比培根早1500年提出了“知为力”的观点。他所提出的“见闻为”和“开心意”都对后世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在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儒家思想曾一度衰落。而到了唐朝，韩愈提出了著名的师道学说，重振了儒家雄风。
儒家思想在唐朝是很盛行的，李世民登基第一件事，就是释放宫女三千人，应该说是“仁”的一种体现。
韩愈是唐代的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也是一位重振儒学的卫道者。他提出了“文以载道”。他所阐述的教师，师生关系，一反传统。韩愈提出学业的精进在于精勉，这些都是精华。但不否认，他的《原道》、《原性》，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是与孔孟矛盾的，丢掉了他们民主精神和唯物精神，他提出了“天命论”，无怪乎柳宗元、刘禹锡会对其大加批判了。
朱熹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在继承孔孟的基础上，使儒家思想有了新的发展。
朱熹关于“小学”和“大学”的教育任务是有研究的。他关于教学和读书法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已接触到教学过程和读书法的基本问题；他对我国古代长期积累起来的教学经验和理论，经过归纳、整理、总结、加工，使之系统化，其中有很多发人深思的见解。但在他的理论中，存在着许多糟粕。尤其是他的“存天理，灭人欲”，禁锢了人的思想，也使他在教育思想和教学理论及读书法上的贡献大为减色。
儒家的教育思想发展到明中，出现了唯心主义的陆王心学。王守仁十分重视儿童教育，他从“教良知”的角度出发，认为儿童时期良知保存最多。敢于儿童教育的思想，提出了三点：顺应性情与鼓舞兴趣；循序渐进与因材施教：“歌诗”、“见礼”与“读书”。王守仁的儿童教育思想比较详细，有许多符合儿童的心理特点。他主张依儿童的特点进行教学，反对教条式教学方法和体罚学生等粗暴的教育手段，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中国儒家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有主张实学教育的颜元，强调实事求是的陈亮、叶功；设计理想社会的黄宗羲；科学家、哲学家方以智；以天下为己任的顾炎武；另外还有王夫之等。
中国儒家思想的发展是缓慢而渐进的，不可否认，他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影响是巨大的。 儒家思想对师生关系的阐述，形成了如今师亦生，生亦师的风气，尤其在某些高校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总之，儒家的教育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中，可堪为一颗明珠，他对现代中国教育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我认为，他还会继续发挥他的光芒。。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