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如何防止冤假错案的思考

如题所述

  一是切实树立现代执法理念和坚守检察职业操守。思想是行动的指南和先导。为了杜绝和防止冤假错案反贪部门在办案中应体现以保障人权为内容的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办案理念;在执法办案中杜绝有罪推定并坚决贯彻落实疑罪从无的现代刑法原则;应严格遵守忠诚、公正、清廉、文明的检察官职业行为准则和职业道德标准,反贪干警在查办案件中,一定要坚守住这个行为准则,绝不能跨越这条底线。  二是妥善处理办案质量和数量之间的关系。当前,基层院办案人员老化,骨干力量少,只片面追求办案数量,容易导致案件质量呈现“粗放型”特点,因此,反贪部门办案不能只注重数量,忽略质量。要树立案件质量的“名牌”、“品牌”意识,克服主观上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思想,在保证所查办的案件立得住、诉得出、判得牢的基础上,发挥吃苦耐劳和拚搏精神,扩大办案数量和规模,妥善解决好案件质量和数量的辩证关系。  三是 转变“由供到证”到“由证到供”的侦查模式,坚决排除“非法证据”。  传统的“由供到证”的办案模式的优点是简便、快捷、高效,但极易导致办案人员依赖对口供、证人证言的调查收集。新修订、实施《刑事诉讼法》通过对刑讯逼供获取的非法言词证据绝对予以排除,从客观上倒逼办案人员收集、调取、固定证据时,不能单纯依赖口供,同时要考虑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纪检检查部门、执法行政单位移送的案件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证据转化,保证转化的证据符合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特点,绝对不能照抄照搬移送单位的言词证据。  四是对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完善“提前介入”机制,公诉、侦监引导初查和侦查。  公诉侦监“提前介入机制”的核心作用是引入权威、专业的第三方对反贪查办案件已取证据或下步需要收集固定的证据进行“中立”的评价或建议,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从源头上对认定犯罪的证据进行监督、把关,杜绝办案人员先入为主的惯性思维。  以前的案件提前介入通常对立案的案件进行“号脉”,新刑事诉讼法使得反贪查办案件的重心前移到初查阶段。对一些重大、复杂、疑难、有影响、难以把握的案件,在做好案件保密措施的前提下,应该将介入机制提前到初查阶段,防止立案后无路可退和为了办案而办案的被动局面,进而能够从源头上较好的防止的冤错案的发生。  五是对典型的冤假错案进行个案剖析,从中汲取教训。  历来全国性的冤假错案,我们只是从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媒体中进行粗略的了解,只注重冤假错案的新闻点,很少进行对冤假错案进行深度剖析,尤其对办案一线的反贪干警,缺乏必要的冤假错案的警示教育。因此,应将古今中外的冤假错案汇集成册,利用业余时间集中学习,对冤假错案进行剖析,吸取他人办案教训,从而对自身办案中杜绝冤假错案的发生起到前车之鉴的作用。  防止、杜绝冤假错案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还需要健全的法律制度、较高法律素养的办案人员和良好的执法环境等,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广大干警在以后的实践中不断学习、探索和完善。  (作者单位:亳州市涡阳县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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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3-12-13
防范就是要找到原因,然后采取对策。

下面谈谈,我国公检法系统内,冤假错案频发之原因

1、表层的原因:

1)、不是故意而为:对业务不精通,犯错误;疏忽大意等等

2)、故意而为:

①错误的荣辱观 比如,片面追求破案率、批捕率、起诉率、定罪率等指标。

②更有权势的人指使

③收取了他人财物,而避免自己被告发

公检法的某位办案人员收受了某位行贿人一万元以上的财物,为了不被行贿人抓住把柄,控告他受贿,而故意制造冤假错案,从而使行贿人与受贿人共同触犯刑法,避免自己可能被行贿人控告的风险。因为,按照我国目前的刑法,国家工作人员,只要收受他人财物五千元以上,就触犯了刑法,构成受贿罪,而行贿人要触犯我国刑法,构成行贿罪,要有两个构成要件,第一、行贿的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第二,行贿人是为了“不当”的利益而行贿,就是说只要是“正当”的利益,行贿人给受贿人多少财物都是合法的,不会触犯我国刑法。这样,该受贿人为了自己不被该行贿人告发,必然要为该行贿人谋求一些“不当”的利益(在这里,就是冤假错案),使得该行贿人也触犯我国刑法,构成行贿罪。两个人在此事上,都犯罪了,通常情况下,谁也不会告发谁的,因而,该公检法的办案人员,虽然收受他人财物,但依然是安全的。

一般情况下,五千元以上(不包括五千)一万元以下(不包括一万)的财物,公检法的办案人员是不敢收取的,会直接拒绝行贿人,因为,这种情况下,他通常抓不到你犯行贿罪的把柄,怕你以后会告发他们受贿。五千元以下(包括五千元)的财物,他是敢收取的,只是他可能不会为行贿人做得满意,甚至什么也不做。因为,在这个数额下,他并没有触犯受贿罪,所以不怕你告发他。一万元以上(包括一万元)的财物,他肯定是敢收取的,而且会让行贿人满意得超出想象,因为,他不但会让你得到你“正当”的利益,还会让你得到“不正当”的利益,以保全自己。

④不给钱,就往重了搞,重到让你死;给了钱,就往轻了弄,轻到你无罪。

⑤伺机进行打击报复等等原因。

2、深层原因:

1)权力过大,不进行有效的约束、监督;

比如,大量使用“应该”“可以”等等不确定的词语对公检法工作人员进行约束,却并没有明确规定“应该”“可以”的适用条件,致使,在现实生活中,“应该”“可以”往往需要用金钱权力来换取,而没有权、没有钱的老百姓却享受不到自己“应该”、“可以”得到的东西。那些本不“应该”、本不“可以”的人,却因为有钱有权而得到了本不“应该”、本不“可以”的东西。

大多“应该”办到的东西,公检法各部门都是能办到的。如果出于公平正义的考虑,它们都是必须办到的东西。比如:刚刚出台的《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中,大部分都是这种情况。其中第一条是这么规定的:“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情况紧急必须现场讯问外,应当在规定的办案场所进行;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后,讯问应当在看守所讯问室进行并全程同步录音或者录像。”这样“应当”以后,即使办案人员不这么做,也不会受到处罚。于是,这个规定,在实际工作中,不会约束到公检法的任何人,他们依然会我行我素。如果这样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情况紧急不得不现场讯问外,必须在规定的办案场所进行并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后,讯问必须在看守所讯问室进行并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约束效果就不一样了。

想要起到约束作用必须用“必须”“不得不”等等确定的词语来约束,并规定如若办不到必须受到的处罚,处罚力度必须要能达到警戒的作用。不这样做,跟没规定几乎没有区别。

监督权最终都落在了公检法的上级领导上,但上级领导要么受了贿,要么与下级有良好的个人关系,于是,总是不愿意真正行使监督权。最容易遭遇不公对待的人民老百姓,没有真正的监督权。

2)处罚过轻,达不到警戒的目的。

比如,按照相关规定,负责对财物进行估价的工作人员,如果做出了错误的估价,被发现后,只是罚款五千元而已。如果有人行贿他更多的财物,比如一万元,并且他被发现在评估报告上捣鬼,那么,10000元-5000元=5000元,他还赚取了五千元。更何况,不是每个被捣鬼的评估报告,都会被发现。所以,这样的处罚未免就太轻了,无法达到警戒的目的。然而,在对公检法工作人员的规定中,却大量存在着这类不起作用的处罚。事实上,有处罚,跟没处罚,没什么两样。

3、更深层次的原因:制定法律的人并不纯洁,不想用公平正义这一法的基本原则来约束自己。

4、需要注意的是:社会主义的法律,除了一定要体现公平正义这一法的根本原则外,一定还要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观、道德观。
第2个回答  2020-08-05
不管是调查案件的民警,还是审查,取证的每个人,任何案件破案了,都不应该立功,嘉奖,有的人实在无法破案,为了功利,就可能随便找个人认定有罪,结案邀功。
同样无法破案,也不能给他们太大的压力,既然做这一行就要热爱自己的工作,就要有正义感,而不是依靠功利去驱使自己努力的工作。
对于罪犯,是否屈打成招,或有冤,罪犯本人应该会说实话,在有公信力的人面前。
重大的案件,罪犯几乎都会承认,他们早就想到了结果,同时还能从罪犯的表情,情绪等方面看出是否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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