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和其他朝代一样，禁止无故杀牛。北宋初年的《宋建隆重详定刑统》规定得很详细，故意杀牛，不论杀的是官牛还是私牛，都要服徒刑一年半，盗牛而杀，罪加一等，徒刑二年半，无故杀了自己的牛，也要服徒刑一年。所谓无故，就是牛没老、没病，还可以继续奋斗在生产一线，却把它杀了。
同时，也有皇帝下过诏书，谈过这个问题，就是宋真宗。一道是大中祥符八年的《放牛税诏》，是免除买卖牛只的税赋。另一道是大中祥符九年的《禁屠杀马牛驴诏》，说得很清楚，“自今屠耕牛及盗杀牛、罪不至死者，并系狱以闻，当从重断。”
为什么要下这样一道诏书呢？原因也很简单，因为“盗杀”太多。宋真宗出巡一看，四处都是偷偷杀牛的，当然着急。之所以要偷偷杀牛，原因就更简单，因为牛多，耕牛价格下降，而牛肉价格高，所以杀牛卖牛肉，比卖整头耕牛赚得多。当时的价格，一头耕牛可以卖五到七贯，这是市场稳定后的均价，宋朝建立之初，价格比这要高得多，而一斤牛肉的时价是一斤百钱，一头牛杀了卖肉，可以收入二三十贯。
宋真宗时期，有些地区吃牛肉已经形成风气，最典型的就是浙江。《宋会要·刑法志》记载，司勋员外郎孔宗闵就建议，浙江百姓以牛肉为上味，竞相屠宰，若是被抓住，就借机寻衅滋事，请求免除浙江百姓杀牛之罪。
宋真宗也听从这一建议，下诏称：“两浙诸州，有屠牛充膳，自非通议烹宰，其因缘买者，悉不问罪。”这道诏书很值得玩味，因为它对屠宰行为的性质做了区分，无缘无故把自己家的耕牛杀了，聚众吃牛肉，那是破坏生产资料，必须问罪。但杀牛就是为了吃，本身的目的就是吃肉，那就不需要问罪。
到了宋仁宗时期，就开始逐步放开宰牛的限制，也就不存在不允许宰牛的问题了。
南宋理宗时有一位名判官，胡颖胡石壁，《名公书判清明集》收过他这样一个判例，有人举报称边境有非法买卖牛肉的行为，他就去考察了一番，结果看完发现，何止边境地区，贩卖牛肉的店哪里没有呢。市场有需求，有供给，管理再怎么强硬也是没用的。
还有一点必须要注意，宋朝不禁止屠宰耕牛，在最宽松的时期，比如在宋仁宗时，牛病了、老了，确实是无法耕地了，想杀了吃肉，跟官府报备一下就行。宋朝也从来没有禁止过吃牛肉，就算保护得再好，牛总会自然死亡吧，肉老是老了点，不可以吃吗？当然可以，蓄意破坏，伤牛鼻、砍牛脚，最后牛不能用了，杀了吃肉，追究的是破坏生产工具的责任，不是吃牛肉的责任，这是必须要区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