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的几大原因。
1、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基本国情方面，中国是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是帝国主义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帝国主义不希望中国摆脱其控制而成为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并变成它的竞争对手。在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封建势力。在中国，这个革命的对象除了封建势力外，还有帝国主义。这是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帝国主义列强来到中国的目的，不是为了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掠夺中国来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他们扶植自己的代理人——清政府、
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通过这些带有浓厚封建性和买办性的反动阶级的统治，把中国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殖民体系内。因此，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帝国主义所不允许的。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并不能正确地认识帝国主义列强的真实面目。他们从一开始就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而没有制定一个彻底的反帝纲领。革命开始时，以
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就天真地认为中国革命不以排外为目的，不会招致列强的干涉，帝国主义是支持的。基于这个认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仅没有废除清政府同帝国主义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反而颁布了《告各友邦书》，希望以承认这些不平等条约为代价来换取何帝国主义列强的“友好”关系，从而幻想得到他们的支持。但是革命派一厢情愿的想法很快破灭了，帝国主义在革命发生后出动了武装来威胁干涉中国的革命，革命最后被绞杀了。
2、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意志，不为中国人民所欢迎。在
十月革命胜利以前，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文化曾被视为医治中国贫穷落后的良方。
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甚至
陈独秀、李大钊、
毛泽东等志士仁人都热心地提倡过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但是，学习西方的结果，并没有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相反，帝国主义列强日益加紧的侵略，彻底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削和社会主义
俄国的支持、援助形成了鲜明对比。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自然不为广大工农群众所欢迎。
3、革命派没有彻底的反封建纲领，导致脱离了人民群众，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局限的资产阶级并没有长远的眼光，他们认为推翻清政府，使
清帝退位就是专制已除，却不去彻底的反对封建主义。同时，
三民主义也没有提出彻底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要求。他们虽提出“平均地权”的口号，但却没能找到解决土地问题的措施来实现，从而失去了动员人民群众的作用，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更没有颁布土地措施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没得到人民支持的共和国方案注定了它失败的命运。不久
袁世凯夺取了革命的果实，重新建立了封建独裁的专制统治。
4、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是中国国内封建势力所不允许的。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是独裁专制的政权，为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必然排斥、镇压一切先进的思想。前者扼杀了孙中山亲手创立的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后者在抗战胜利前后，封杀了
中国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希望建立的英美式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并毅然拒绝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包括
蒋介石集团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5、革命派没有形成统一的坚强的政党和领导核心，更没有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革命派的政党同盟会只是一些革命团体凑合起来的松散革命联盟它缺乏严密的组织和纪律，内部党派林立，政见不一。临时政府建立后，孙中山遭到多方为难，难以行使政权，致使袁世凯轻松夺取了政权。另一方面，革命党人没有建立和掌握一支有组织的革命武装，也没有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依靠的新军和会党成员复杂。他们大多数人只接受立宪派和旧官僚的领导，政治信仰不一致，思想上也存在严重的分歧，致使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没有一定的军队保卫政权。这些人在旧势力的煽动下很快调转对付革命党人。作为临时政府大总统的孙中山就是迫于这些压力，不得不交出政权，从而根本上改变了革命得方向。
6、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从根本上决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这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行不通得最重要原因，也是这个局限性决定了他们上述的弱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缝中生存、发展起来的，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有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要求，但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经济政治上都异常软弱，不敢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也不敢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
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残酷统治，中国民主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和残暴的。因此，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打败强大的敌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更无法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走向彻底的胜利，这也决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必定行不通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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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不断胜利，促使民族资产阶级放弃了“第三条道路”。
中国革命的历史充分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国行不通，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于人民民主专政共和国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