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8-23
上一篇文章讲了道教的建立和兴盛过程，那么就不能不说一说佛教了。跟大杂烩似的道教不一样，佛教从来不缺经典，而且还因为经典太多，以至于各种宗派横流。佛教进入中国的过程，就是古代留学生集体参与翻译事业的一出大戏。
这篇文章我不想按部就班的介绍中国佛教史，只想说一说佛教在中国第一个鼎盛时期的一些现象。根据梁启超《翻译事业研究》讲，从公元三世纪到公元八世纪，中国出国求法的“留学生”一共约170人，其中一大半是五世纪和七世纪出去的；而佛经典籍的译作从汉末到元朝陆陆续续都有产出，共计一千三百多部，这里面将近一千部是两晋南北朝时期完成的；另外，中土佛教的宗派历来大约有13宗，其中有八宗是两晋南北朝时期建立的。
所以说，佛教第一个鼎盛时期，跟道教的首个兴盛期基本是重合的。实际上，正是因为佛教在中土蔚为大观，道教才从中吸纳了足够的养分，建立起真正的宗教体系。
那么，当时的佛教兴盛到什么程度呢？所带来的 社会 风尚变迁，都是美好的吗？所发挥的 社会 学意义，都是正向的吗？
也许，在探究这个问题之前，应该先说说当时的一位高僧大德，被誉为大乘教义东来传法的第一人——鸠摩罗什。从这位高僧的事迹上，可以依稀窥见佛教在传入中土早期的二元性。
鸠摩罗什是天竺人，出生于龟兹国，天资聪颖，七岁时就出家，曾经游学天竺诸国，遍访名师。他能东来中土，应感谢一位中国籍的高僧道安。梁启超的《中国佛教史》对道安极其推崇，认为他是承前启后的一位伟大人物，因为他是首个大力弘扬佛法的中国本土僧徒，且推动佛经教义真正融入当时的时代思潮。正是道安听闻天竺沙门鸠摩罗什法门精深，极力说服苻坚请他前来。而鸠摩罗什在天竺听说了这个事，也非常承道安的情，在远方向他表达敬意。
可惜那个年代战火纷飞，政权动荡，昔日霸主转眼间可能就落得身死国灭的下场。当鸠摩罗什真正踏足长安时，早已城头变幻大王旗，当时由羌人皇帝姚兴掌控长安。而这个时候，道安已经去世二十年，两位高僧大德缘铿一面。
不过，两位高僧用另外一种方式完成了交流。在道安时期，有胡僧译本的《维摩经》、《法华经》流传，但是内容粗鄙，甚至很多文法都不通。道安虽然不懂梵文，但凭着自身对佛法的体悟，曾一一指正谬误。鸠摩罗什东来后，重新翻译这两篇经文，与道安指正后的版本对比，文义竟然丝毫不差。
姚苌对鸠摩罗什礼遇非常，在长安大设译场，并且聚集三千僧侣给他打下手。鸠摩罗什亦不负众望，在长安八年间，翻译大量大乘佛教经典，包括三论宗、成实宗、天台宗、净土宗等本宗根本经籍。鸠摩罗什也因此被推为佛教八宗之祖，与玄奘、不空、真谛并称四大译经家，并位列首位。
这是鸠摩罗什光辉照人的一面，但同时，他也有过一些看起来不那么高僧的一面。
在来到长安之前，鸠摩罗什曾在西北滞留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当时苻坚的大将吕光征伐西域，灭龟兹国，因听闻鸠摩罗什的大名，将他强留在身边，而且强迫他娶了龟兹国王之女为妻。据说鸠摩罗什开始坚决不受，吕光就把他灌醉，然后和公主关在一个密室里，估计是发生了些大家都懂的事情，他无奈之下才娶了人家。
强娶公主还有被迫的成分，但后面的事情却就没人逼他了。吕氏败亡后，姚兴将他请入长安，以国师之礼相待。一次讲经时，坐在高台上的鸠摩罗什忽然说：“有两个小子站在我的肩膀上，需要用女人来克制他们。于是姚兴送了一位宫女给他，结果鸠摩罗什和这宫女一夜风流，那女人之后给他生了两个儿子。
这还不算完，姚兴认为像鸠摩罗什这样的天纵之资，应该让他优良的血脉大量传承下去，只有少数子嗣实在是太浪费了。于是精选出十名美人送给他，鸠摩罗什也没有特别推辞，将十女笑纳。之后又干脆从僧舍里搬出来，直接住进别院里。
也许有人会说，当时的佛门戒律并没有后世那么严苛，并没要求出家人必须戒色。这在当时也确实是事实，当时高僧也确实很重视子嗣传承，对戒律看的并没有那么重。但蓄养十名女子，以鸠摩罗什的地位，无论是于修行、还是于声望，都是开了个极坏的风气。
以学识而论，鸠摩罗什无疑学究天人，但以戒律修行而论，他却是给效仿者找到了个反面的标杆。其后来者，高门贵妇和高僧私通，名士娶女尼为妾，都不算新鲜事。所谓“尼僧成群，依傍法服，五戒粗诫，尚不能守”，“姬妾百房，尼僧千计，败道伤俗，悖乱人神”，这就是那个佛教盛世之下的乱象。
我们回到讲鸠摩罗什之前的那个问题：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兴盛与否，于当时 社会 是否产生的都是积极影响。就和鸠摩罗什其人一样，既有辉耀万丈的一面，也有藏在光明背后的阴暗面。
就像我最初说的，那个时期是大量译制佛经的黄金时代，无论南方北方，无数高僧大德辈出。北方重信仰，因为与西域接轨，有天然地理优势，出了许多中外国籍的译者，将佛教原旨教义真实还原成汉文，将两个文明嫁接起来；南方重 探索 ，本来就受老庄思想熏染，从不同的思想体系中提炼出共通的精华，阐发儒释道三重教义，建立起诸多本土的“中国佛教”宗派。
然而在这些光鲜背后，佛教带来的，还有对当时 社会 的伤害。总结起来有四点：一是出家僧尼人数过多，二是大肆建造寺院，三是修造佛像毫无节制，四是僧侣大量敛财。而这四点造成的后果，就是当时本就受战火摧残的百姓，更要受僧侣阶层的一层盘剥， 社会 资源大量倾斜到这些无关民生的建设中去。佛教虽然宣扬的是修来世，却也不能完全不顾今生的死活吧？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是杜牧描写南朝佛寺之盛的诗句，江左风物，美则美矣，可这些都是用民脂民膏垒起来的！当时南朝宋明帝兴建湘宫寺，有臣子讥讽说这都是用的百姓卖儿子卖老婆的钱，想想也真是讽刺，佛门以慈悲为怀，可推广这信仰却要让无数人为之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而北朝的情况比南朝还有更恶劣，历代皇帝兴建寺院，不惜耗费巨资。有许多现在听来都算“超级工程”的大手笔，高数十丈的浮屠塔比比皆是，翻一翻《洛阳伽蓝记》就知道有多壮观。这些建筑如果能留到今天，也许都算 旅游 打卡圣地，在当时却无不凝聚蚁民血泪。
我们可以看看《释老志》里统计的一组数字，就知道当时佛教在北朝的扩张有多夸张。
公元476年，是北魏孝文帝时期，当时北朝有寺院6千多座，僧尼数量有7万多人。64年之后，寺院数量已达3万座，僧尼数更是达到200万！
增长速度如此迅猛，真的是因为信仰虔诚，大家一心向佛吗？当然不是，因为当时的法律对百姓和僧众是区别对待的，出家人只要不是杀人，犯罪者一律交付“沙门统”，按内律处置，其他税赋徭役也统统归寺院管理。而当时寺院强夺民居民田也是常有的事儿，天下土地，三分之一成了僧产。老百姓活不下去，还哪管信的是哪门子神，剃个光头出家了事，只当是把自己这条贱命卖给了佛祖。
佛事之害如此剧烈，官方对佛教的限制，自其兴盛以来自然是无日无之，强制僧尼还俗，剥夺僧产，限制出家人特权等等，也是每代都会发生。这种流毒一直延续到唐代，最为惨烈和著名的，乃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这三位帝王在位时发动的毁佛事件，史称“三武灭佛”。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