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起吾国千年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的最“痛”——四万万人齐下泪，中国社会震动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马关条约》索巨款，割国土，致使大清朝野上下，自信心丧失殆尽，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
甲午战争中最重要的一战，当属黄海海战，因当时的北洋舰队拥有“亚洲第一”之光环，后世常觉得其本有击败日本的机会，故对此役之全军覆没，不胜扼腕叹息。殊不知，北洋舰队当年根本没有半点取胜的希望。
对甲午前后中日海军的实力演变，一种相当广泛的意见认为：中国本来领先，但因诸如慈禧挪用费用等高层腐败问题，海军建设渐趋停滞，遂使日本海军后来居上，进而有甲午年的悲剧。这种意见虽足以满足国人某种心理安慰，但却不是事实。事实是：自晚清以来，中国的海军建设，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从来都被日本远远地甩在屁股后面。
先说硬件。按理说，中国1840年经历鸦片战争之败，后又饱受英法等国海军欺凌，早该知海军重要。然而，除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等人曾向法美等国购得三四艘洋船外，此后三十年，清廷完全就没想过要建立海军。一直到1874年的日军侵犯台湾之后，朝野上下受到日本刺激，建立海军才真正被提上议程。而自鸦片战争后至日本侵台这30年多年时间里，清廷虽有向国外购买战舰的意向，但都未成功，最终只购进了十三四艘用于听差、军报、巡海、捕盗的非战斗性木质汽轮，皆非战船。
而日本则不然，从1853年美国派裴理率舰打开日本门户之日起，幕府便立即命令模仿西洋炮术铸造铁炮，1853年又解除大船禁造令，设置浦贺造船所，仿造西洋轮船。在幕府的号召下，其他藩侯如佐贺、萨摩、长洲、土佐等也先后设立造船所仿造汽船，奠定了日本造船业的基础。在仿造洋船的同时，幕府及诸藩也积极地向西方国家购买了多艘新舰。计至幕末时期，幕府已拥有美英等国所制之战船9艘，其他类船只25艘；诸藩向英法等国所购船只77艘，合起来计有百余艘之多，此外还有国内仿制的25艘。
也就是说，明治维新还没开始，中国的海军发展就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之后中国在海军发展上便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而日本的海军发展处处都处于优先地位。
在造船方面，日本的第一座近代造船所早在1853年11月就于浦贺设立了，该所制造了日本第一艘西洋式舰船，并于1854年下水。1854年日本人从俄国人那里学到了欧洲造船技术。1863年幕府又向荷兰采购造船机器，建设长崎军舰所，专造小型汽船。1865年慕府还与法国合作，在横滨设一制铁所，使横滨日后成为日本海军著名的军港。相比之下，中国真是相差甚远，直到1862年才由曾国藩在安庆设立了军械所，1865年9月方于上海设立江南制造局，1866年10月在福州设立马尾造船厂。中国自行生产的第一艘大型机器轮船“恬吉”号，直至1868年始由江南制造局建成。也就是说，中国建第一个造船厂比日本晚了9年，而自己造出第一艘机器轮船更是比日本晚了14年之久。
差距还不止造船，对于武器与弹药的改进，中国也明显落后于日本。比如在火药上，1885年法国人发明了爆炸力强于TNT的苦味酸炸药，即“黄色火药”。在1891年，日本人下濑雅允就通过仿制，研制出灵敏度极高、燃烧能力极强的苦味酸炸药“下濑炸药”，并广泛应用于甲午海战。卢毓英在《卢氏甲午前后杂记》中如此描述甲午海战中这种炸药的威力：“‘超’、‘扬’火，烈焰腾空，左顾‘定’、‘镇’亦燃。盖敌人火药甚异，无论木铁，中炮之处随即燃烧，难于扑灭。”下濑炸药具有极强的燃烧性，甚至能够燃烧钢铁，与北洋海军炮弹使用的黑火药相比，完全是划时代的差距。
海军建设除了军舰和弹药外，还必须有齐备的配套设施，特别是修理厂。1855年10月，日本幕府为了修理洋船，在长崎设立一座修船所，全部计划及建造皆出自荷兰人之手，机器也由荷兰购买，该厂1861年竣工。而中国同样的修船所直到30年后的1890年11月才在旅顺建成。
这30年的差距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仅有一例即可说明，那就是1886年当“定远”、“镇远”等北洋舰队的主力战舰抵华之后，在中国竟然找不到可以修理这些战舰的船坞，只能转往日本长崎为“定远”等舰上油修缮！
此外，当时中国连一个了解近代海军舰艇发展情况的人都找不出来，最终导致李鸿章等人总被忽悠，花大价钱买回的军舰却不实用，最典型的有两例：
一是“超勇”、“扬威”的购进。据马幼垣先生介绍，这是一款“设计错误，优点远远弥补不了缺点的舰只”。英国阿摩士庄厂先后造了三艘，最早建成于1880年11月的一艘，由智利认购，后因设计有问题智利不要，于是英方于1883年6月16日将此舰卖给了日本，易名为“筑紫”。随后造的两艘卖给中国，即“超勇”和“扬威”。
甲午战争爆发时，“筑紫”号在日海军服役已11年，日人早就弄清楚了这是一艘问题舰，故在整个甲午海战中都不派它上前线。而中方统帅丁汝昌却视“超勇”、“扬威”为上阵必选。其实在长期维修不佳的影响下，“超勇”和“扬威”在甲午年间的状态还不如“筑紫”，是绝不该推上前线的。由此也可看出日本海军和北洋海军差距之大。
二是“定远”、“镇远”舰的购进。这两艘舰不但北洋海军当时引以为豪，后人也不断赞其威猛。然而据马幼垣先生介绍，此二舰采用炮塔斜置法来安装的每舰四门十二寸主炮中看不中用。因为炮塔斜置法在当时尚在实验阶段，从未用于实战，后来证明此法有三大危害：1、增加了舰船在海上的颠簸程度，严重影响射击精确度。2、射界十分狭窄；3、射击时很容易灼伤自己的甲板。实际上，“定远”舰“中看不中吃，基本上是德人利用中国出资去做的实验失败的产品，本就不该买。”
这几次购舰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北洋舰队的发展和甲午战局。 而自从李鸿章购买的铁甲舰、巡洋舰等船只于1886-1887年抵华，北洋海军1888年成军后，除从福州船政局调来了“平远”号钢甲兵轮外，北洋舰队就没有再添购任何舰只。到了1891年，朝廷更是要求北洋舰队在两年内停止向外洋购买枪炮、船只及器械。这对于北洋舰队无疑是致命打击。
相对于中国军备八年的停滞不前，日本却从来没闲着。1875年，明治政府向英国订购了三艘铁甲舰，即“扶桑”、“比睿”与“金刚”。以当年的海军年度经费而论，三舰的购费几乎占其全部。就当时日本全国的总预算而言，一舰的购费也占去12.6%，其决心与气魄可见一斑。
为了克制中国海军的优势，1887年日本又聘请法国著名造船专家白劳易专门替日本设计建造了三艘大的铁甲舰，号称为“三景舰”。这三艘军舰排水量虽不及中国的“定”、“镇”二舰大，装甲没有“定”、“镇”厚，但在火力及速度方面却务求超过。此外，就在甲午战前一年，日本倾全国之力筹措经费，继续向英国购买铁甲舰两艘：一为“富士丸”，排水量11750吨，一为“八岛丸”，同样11750吨。同时自制军舰两艘，一是“明石丸”，2700吨，一是“宫古丸”，1800吨。这些舰艇因时间关系未能参加甲午海战，否则恐怕北洋海军更难过。
讫至甲午战前，日本的海军兵力已有各种类型军舰31艘，鱼雷艇24艘，合计55艘，总排水量63373吨。同时尚有6艘军舰（33330吨）及2艘鱼雷艇（165吨）正在制造中。而当时北洋舰队的军舰25艘，鱼雷艇12艘，计约4万吨，如再加上广东及南洋各舰队的兵船，数量大抵与日本吨位相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海军不但留意于军舰的购置，同时在军械方面诸如“下濑火药”、“山内速射炮”、“保式14英寸鱼雷”、“LBS测距仪”等的改良与使用方面，也都超过了中国。
此外，北洋海军的后勤保障之差，军舰装备陈旧、修缮不济、弹药奇缺和弹药质量低劣等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情。更致命的是连作为军舰燃料的煤也严重供应不足，比如1889年4月据丁汝昌披露：“经发交定远五吨，到威过磅，仅三吨有奇，数目甚为悬绝。”供应北洋海军的煤炭不仅缺斤短两，而且到急用之时，往往久催不到。
1894年6月底，朝鲜半岛正紧张备战之时，需煤甚切，丁汝昌竟收到电报称“矿局下次实难送煤”。矿局不仅不向朝鲜送煤，连威海基地的煤也供应不足。甚至到了8月24日中日战争早已爆发，丁汝昌还要向煤矿发电报催煤。
再讲软件建设，也就是人才的培养。甲午海战中，许多中方将领、士兵战死，后世多慷慨赋予其“民族英雄”的璀璨光环。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战死的将领和士兵，有一部分不能算合格的近代海军人才。
而日本着力培养海军人才30年，至甲午时已是人才济济。早在1855年10月，日本就在长崎设立了海军传习所，并将“观光丸”作为训练船，聘请23个荷兰海军官兵为教习，培养日本自己的海军人才。到了1859年，日人已经可以操纵任何类型的船只而不用外人之助。该传习所培养出了日本第一批海军人才。1863年幕府又在神户设立一个操练所，这里培养出了日后的海军大将伊东佑亨、外相陆奥宗光等人才。
明治维新开始后，1869年特在东京设立一个海军训练所（次年改称为海军兵学寮），航海、轮机、操炮等教习都从英美聘请，共计有34人，此所培养出了海军名将山本权兵卫、近藤真琴及东乡平八郎等人。海军军官教育之外，日本还成立了海军陆战队军官学校（1871年10月），招募青年人学训练。
为了扩大水手兵源，日本于1873年命各镇守府设置训练所，负责新兵教育工作。在海军留学方面，日本在1862年就已经开始已派遣海军学生留学荷兰；1871年更是派遣海军学生16人前往英、美海军学习，而东乡平八郎即系此次留英学生之一。集30多年的海军培养之功，甲午之时日本海军已经是人才济济了。
反观中国的海军人才培养，则要迟缓得多，也拘束得多。直到1866年，中国才在船政大臣沈葆祯的主持下于福州设立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马尾船政学堂，比日本晚了11年。至于海军留学，中国的第一批海军留学生直到1877年才得以成行，比日本晚了14年。
这十多年的差距对中国海军建设的影响是致命的，最明显的是，与同时期的日本海军相比，李鸿章选拔海军人才时要为难很多。
一来是没有合适的高级海军将领：原有的湘军水师和广东水师只知江河湖泊水战，不知海战为何物。不得已，李鸿章只能选拔陆军出身对海军完全不了解的丁汝昌为北洋海军统领。不可否认，李鸿章选择丁汝昌是因为他乃是淮军旧部，对其言听计从。但中国洞开国门40多年后仍然没有熟悉现代海战的可用将才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二来，李鸿章不得不过于依赖貌似“专业”，但历练太浅缺乏实战经验的海军留学生刘步蟾等人，让他们一回国就担任“定远”“镇远”等主力战舰的舰长职位，并给予他们相当于“少将”军衔的总兵官阶，此后将近十年未曾变动过他们的职位。
而相形之下，比刘步蟾早6年留学英国的东乡平八郎则没那么“幸运”，他在回国后经过八艘各式战舰、陆海军多个职位的磨练，到甲午战前也不过是个大佐而已。相较两人功绩，刘步蟾终是没成大器。而东乡不但参加了甲午海战，更是在日俄战争中一战成名。
难怪很多人诟病北洋舰队的用人制度说：“北洋订购英、德两国的七艘‘远’字号巡洋舰，自来华至甲午启衅，全都是由同一人始终任管带。连同早前购自英国的姊妹巡洋舰‘超勇’、‘扬威’，亦长期没有更换管带。这是在世界海军史上绝无可能找到另外一例的长期自杀性行动。说此举无异自杀，因为这样的一支舰队必定迟钝不前，暮气消沉”——职位长期固结，人才上升渠道堵死，自然只能是暮气沉沉。
更要命的是，李鸿章所任用丁汝昌、刘步蟾等一些将领都是长期吸食鸦片的瘾君子，上行下效，整个北洋海军吞云吐雾不亦乐乎，李锡亭在《清末海军见闻录》里说：“海军军官生活大都奢侈浮华，嫖赌是平常事。刘公岛上赌馆、烟馆林立，妓院有七十多家”，包括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严复，当时在北洋水师学堂担任教习，也是一刻不能离开鸦片，其师如此，学生不问可知！
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中说刘步蟾是被部下所逼，才吞鸦片自杀的，自杀后曾屡次求救：“总兵刘氏尝凄然自夸，谓虽受西方教育，仍守中国礼教，苟丧舰，将自裁。是时舰已丧；其僚属予彼一二日之宽限，以处决其自身之事，并请彼于就义之前，预相通知，俾往致最后之敬礼。故此不幸之可怜虫实被迫而吞鸦片，然吞后立使召克尔克来救，如是者屡。其后一次，克尔克方开始为一伤兵割治，问予曰，‘泰莱，君能代毕此事否？’予答曰，‘予无意试此，君宜先尽对此人之责任，事毕乃赴总兵处可也。’此次克尔克至已晚，而刘君之苦难毕矣。”
一群瘾君子统帅的北洋海军，当甲午开战时，其训练已荒废了四年之久，丝毫不会使人奇怪。在1890年之前，由于英籍海军总查琅威理治军严格，所以北洋海军训练和军纪都还过得去。然而在1890年左翼总兵刘步蟾和右翼总兵林泰借“香港升旗事件”，挤走琅威理之后，北洋海军开始风纪转坏，训练渐弛。据时任“来远”舰帮带大副张哲深的报告说：“前琅威理在军中时，日夜操练，士卒欲求离船甚难。是琅之精神所及，人无敢差错者。自琅去后，渐放渐松，将士纷纷移眷，晚间住岸者，一船有半。日间虽照章操作，未必认真。至有事之秋，安耐劳苦。”据姚锡光在《东方兵事纪略》中记载甲午战前的北洋海军情形是：“操练尽驰，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挚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
训练荒废四年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在决定命运的黄海海战中，中日两国海军的命中率天差地别。北洋海军诸舰除“济远”因先逃跑而仅中弹十五发外，其余“定远”中弹159发、“镇远”200发、“来远”225发、“靖远”110发，而被击沉的五舰（“致远”等）每艘中弹不下200发。日方舰只不仅没有被击沉，受伤最烈的“赤城”不过中弹30发，其次的“比睿”23发、“神松岛”13发。北洋海军的命中率之差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此外，据游战洪在《北洋海军作战失利的技术因素分析》一文中介绍，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12英寸口径舰炮发射了197发钢弹，只有10发命中目标；其他各种口径舰炮发射了482发炮弹，竟然只有58发炮弹击中日舰！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海军是西方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是工业文明的产物，19世纪的世界是属于海洋的世界，任何国家想要发展并有所作为，没有一支强大的舰队作为后盾是不可能的。百年海军之路多艰！南洋覆没于法国，北洋覆没于日本，中国进入了有海无防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