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物恐怖主义的定义：使用生物制剂诱导人类、动物及植物疾病或导致其死亡。生物制剂包括微生物和微生物以及动、植物所产生的毒素。生物恐怖主义行为的动机可以是政治、宗教及意识形态的，及个体报复犯罪。行为主体可以是个人、团体及国家。目前，公认的可用于生物恐怖主义袭击的主要制剂有6种：炭疽杆菌（ANTHRAX），鼠疫杆菌（PLAQUE），天花病毒（SMALLPOX），出血热病毒（如EBOLA）和兔热病杆菌（又称土伦热，TULAREMIA）及肉毒杆菌毒素（BOTULISM TOXIN）。还有其他一些制剂，但危害性较上述6种为轻。另外，提请读者注意的是，定义里的受害对象不仅限于人类，而包括了与人类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动植物，因篇幅有限，笔者将在后面只与以简要介绍。
2、历史回顾及现况： 用生物制剂作为武器打击对手的概念可以追述到远早于19世纪产生的细菌致病理论以前的古罗马古希腊和波斯文明时代及中世纪时代。那时人们以为疾病与恶臭气味及其播散有关，故在战争中将腐败有恶臭的动物尸体扔入水中，企图通过污染对方饮水系统而导致对手患病，十二世纪意大利人巴巴罗沙甚至用腐败的人尸体污染敌方饮水源。而这一古老的方法直到19世纪美国内战时期仍被采用。到中世纪时，人们开始用因病死亡的人体抛弃到敌方城里以播散疾病而求得胜利，最著名的例子是14世纪塔塔尔人围攻Kaffa（现今的乌克兰境内的港口城市Feodossia）时将患鼠疫死亡的己方战士尸体扔入城内，有记载城内暴发了鼠疫，守军被迫弃城撤离。史学家推测，此后因染病逃亡的人们及患鼠随船外逃至其他地中海沿岸港口城市如威尼斯，Genoa及Constantinople等地从而导致14世纪中叶人类文明史上著名的第二次欧亚大陆鼠疫大流行。但有流行病学家对此结论存质疑。而确有年史纪录的则是18世纪（1754－1767）大不列颠北美总司令JeffreyAmherst勋爵建议使用天花来“消除”与之对抗的北美印地安人部落的敌对战斗力。1763年1月24日，联队长Ecuyer率所属部队故意将己方患天花病者使用的毛毯、手绢散发留弃给北美印地安人部落，其在日记里写道：“我希望这能达到预期效果”。不久在俄亥俄河谷区域的印地安人部落确实发生天花流行。在此时期，法国军队也曾采用类似方法对付过印地安人。这些可能是最早的有明确目的及具体方法手段并达到其目的生物战实例，也是西方文明史里的无耻黑暗一页。
19世纪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尤其是微生物学的开创、 细菌致病理论的建立、致病菌的分离培养技术的开创，使人们对疾病发生的病因尤其传染病的发生有了正确的认识，为后来的疾病防治研究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给心术不正之徒开了方便之门。生物武器的开发正式始于20世纪初一次大战时期，德国曾使用霍乱菌和鼠疫菌试图引发传染病，用炭疽及马鼻疽杆菌感染生畜并出口到俄国、罗马尼亚、美索波塔米亚和法国等地。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细菌和病理研究所就分离出德国所用的菌种，证实其使用生物制剂于战争。
一次大战结束后，鉴于化学及生物武器的应用带来惨烈可怖的结果，各国通过外交努力以求限制生产和使用大规模杀伤和毁灭性武器。于是有了1925年多国签署的日内瓦条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气及其他毒剂以及细菌武器。但此条约并未触及对细菌武器的研制和储存，并且无国际间监督检查机制，而许多国家甚至还要求修改条款保留报复性使用的权力！签署此公约但仍进行细菌武器研制的国家有比利时、加拿大、法国、英国、意大利、荷兰、波兰、及前苏联。而美国直到1975年才签署该公约。
在两此世界大战之间进行细菌战研究最积极且臭名远扬的要数日本的由细菌学专家军医Ishii Shiro领导负责的731细菌战部队及研究所了。其在中国东北的范平县建立了由150座建筑物群5个卫星小区，多达5000研究人员构成的大本营，并在长春、南京等地有分部。有资料显示在1932－1945年间，731部队用中国军人俘虏及平民囚犯做有关炭疽、脑膜炎、伤寒、霍乱和鼠疫等细菌的活体试验，至少杀死10，000多人！被苏联红军俘虏的该部负责人员交代曾在中国11个城市进行过12次大规模范围实地细菌战试验，手段包括直接喷洒霍乱菌污染水源、飞机播撒释放携带实验室培养的含鼠疫杆菌的跳蚤，每次空袭播撒含菌跳蚤多达1千5百万只！据当年报导资料，在1941年常德地区的细菌战试验，导致10，000以上中国人及日军自己部队人员约1700人伤亡，多数死于霍乱。
据说希特勒曾颁布命令禁止细菌武器研制，但在一些高级纳粹官员支持纵容下，德国一些科学家确实进行过细菌武器研制，尽管直到纳粹灭亡其也未能实用化。当时其主要目的尚不象日本是要在战争中作为主要武器使用，而主要是研究立克茨氏体及其他细菌的致病机理以及研制相应疫苗和磺铵药物。一些纳粹医生分别在奥斯维辛和达豪集中营对犹太人和战俘注射立克茨氏体、甲肝病毒、疟原虫等病菌然后观察疫苗及试验药物的作用效果。仅有的一次战术应用生物武器是1945年5月德军对Bohamia西北的一个水库进行过投掷垃圾废物进行污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此同时盟军却为防止德军生物战进攻而进行报复使用的生物武器开发研制，英国在苏格兰Gruinard群岛进行的投掷含炭疽杆菌芽孢细菌弹试验造成了该岛严重污染，英政府后来耗费巨资及人力，用了280余吨的福尔吗林液及2000多吨海水进行消毒，从1979年一直进行到1987年才彻底清除该岛土壤的炭疽污染！
美国的进攻性生物武器研制开发计划始于1942年，是由位于马里兰州的CampDetrick＾T（1956nian 重新命名为Fort Detrick）的非军方机构战争储备署（War ReserveService）领导进行的，生产基地在印地安纳州，试验基地在密西西比和犹它州。先后进行过炭疽、布氏杆菌细菌弹试验。但由于生产环节的安全措施不利，造成多次泄漏污染，难以大规模生产，使得美军未能在二战中实施，尽管当时已装配了约5千枚含炭疽芽孢的细菌弹。二战结束后该工厂关闭转为民用药厂，但基础研究和开发仍旧在马里兰进行。而且731部队人员如Ishii Shiro等因向美军交代有关细菌战技术资料而免于战犯起诉。在1950－1953年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生物战研究开发计划得到发展，在阿肯色州Pine Bluff新建了具良好生物污染保护措施的得以大规模生产、储存及武器装配生产基地并于1954年正式生产。同时，相应的反生物战计划包括军队的防护生物武器袭击的疫苗、抗血清及抗生素生产也一并上马。用”自愿者“进行人活体试验始于1955年。陆军并采用无毒或低毒的普遍存在于环境的常见菌种在纽约、旧金山等城市进行过气溶胶播撒试验以研究在大范围条件下其效果及自然环境（如阳光中紫外线、不同气象条件）对气溶胶内菌种的影响。在这些地区，一度曾报告有可疑的常见菌种引起的感染率增高，并有死亡病例发生。被媒体暴光后，民众反应强烈，国会召集听证会，导致军方受到严厉指责并中止相关试验。从1943至1969年间，Fort Detrick共发生456 例与进攻性生物武器研制相关的职业病例，3例死亡（2例为炭疽，1951和1958年，1例病毒性脑炎，1964），另有48例其他生产基地发生的职业病例但无人员死亡。这里不能不提到有争议的关于50年代初朝鲜战争时有关美军使用细菌战的问题。 中国、前苏联和北朝鲜都曾指控美军曾对中朝军队使用了细菌武器袭击， 并得到有关国际科学委员会（ISC）的调研和支持，但其报告为北朝鲜和中国政府严加控制予以发表的。而美国当时承认有进行生物战的能力但否认使用过细菌武器，并要求进行公正的调查。当时国际红十字会和世界卫生组织（WHO）都曾介入提出组成特别委员会调查组进行调查，但从未得到中、朝政府回应，WHO的提议并被认为是欲进行间谍活动的企图。结果美国及其他15个国家向联合国提议组成一个中立的调查团进行调查，但此提议被前苏联否决。此后的冷战时代，美苏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口水战，相互指控对方进行过细菌战。如美国对加拿大爱斯基摩人试用过鼠疫菌、对古巴、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及越南等使用过进攻性细菌武器，苏联在阿富汗也用过用细菌武器等等。但所有的指控都缺乏令人信服的科学证据或是所谓的证据相互矛盾。直到1969－70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签署了美国中止进攻性生物武器研究开发计划的总统令，研究计划严格地仅限于防御性范围，如针对生物武器袭击的诊断试剂、疫苗、及治疗药剂。所有的生物武器包括储备的制剂及投放设施在联邦政府农业部、卫生总署、以及阿肯色州、科罗拉多州、和马里兰州政府有关部门的主持监督下与以销毁。
早在冷战时代之前的二十年代，列宁已认识到生物武器的战略价值，前苏联自那时即已开始进行实验研究，并于二次大战后建立了现代化的生物武器研究开发工业。其在一秘密部门BIOPREPARAT领导由国防部直接控制，以民用生物工程研究机构为掩护进行活动。领导人为科学家身份出现的尤利。卡里宁将军，有5－6万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的科技人员，其总经费的85％用于生物武器的研制和开发生产。其保密程度甚至超过核武器研制部门。研究方向是应用基因工程生物技术改变增强致病菌的致病毒力、产生毒素的能力、对已知抗菌素的抵抗力、及在储存和气溶胶状态下的生存力。并研制了可由巡航导弹投放的设备。其甚至研究制备出新的嵌合体菌种，如天花和依波拉病毒的杂交毒株！前苏联生产了约30余吨炭疽芽孢，20余吨天花病毒。据悉，其可进行天花和鼠疫的战略性细菌战攻击。70年代前苏联KGB曾多次使用过由形似雨伞的刺杀装置发射致死性毒素蓖麻碱谋杀叛逃或旅居国外的持不同政见者，保加利亚人乔治。马尔克夫即被害死，而弗拉基米尔。科斯妥夫幸免于难，据信另有六起谋杀案与此类似。前苏联生物武器计划的可怕内幕的暴露是由于1979年4月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城（现今EKATERINBURG，俄国）上风头4公里外的生物武器工厂过滤系统障碍导致大量炭疽芽孢气溶胶雾泄漏，引起该市发生至少79例炭疽病，其中68例死于吸入性肺炭疽病。而距工厂远至50公里处也有大量牲畜发病死于炭疽。苏联当局对外宣称是由于食用污染的肉制品所致，直到10多年后的1992年，俄国前总统叶利钦才公开承认是意外泄漏事故所致！虽然叶利钦曾宣称要中止进攻性生物武器研制开发，但其真实程度无人知晓，1995年美海军情报分析部门认为俄国还至少有2－3万人仍在从事生物武器研制开发。1999年，一位叛逃到美国的前BIOPREPARAT高级负责人肯。阿历伯克出版了一本题为“Bioharzard：The chilling True Story of The Largest CovertBiologicalWeaponsProgram，Told from the Inside by the Man Who Ran it”（蓝灯书屋）进一步揭开了铁幕后的可怖真面目。其声称1988年，戈尔巴乔夫就签署命令将携带有炭疽芽孢及其他生物制剂弹头的SS－18 洲际弹道导弹瞄准美国的纽约、洛杉矶、西亚图和芝加哥。其研制开发生产出多种具广泛抗药能力的炭疽芽孢，以及鼠疫菌、兔热杆菌、马鼻疽杆菌、天花病毒、森林脑炎病毒等，并声称在阿富汗试用过马鼻疽杆菌。前苏联解体后，过去的BIOPREPARAT依然在俄国当局保护下继续进行生物武器研制开发和生产。然而由于俄国经济崩溃，其必然也受严重影响。美国克林顿政府出于战略安全的考虑，为防止其研究人员和技术及武器外流到恐怖分子和敌对国家手里，为俄国提供了几十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以助其核武器、化学和生物武器系统的安全维护和人员的稳定。但这些经济资助是否又转眼用于进一步武器研制开发，谁也不敢肯定说不，甚至有情报分析认为尤利。卡里宁将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提供的经费用于在外层空间进行生物武器研制。所以，美国国内从国会、军方、学术界及普通民众都颇有置疑，认为为俄国经济输血是养了一条毒蛇。
海湾战争之前美情报部门就认为大约自1974年以来，伊拉克已开始积极进行生物武器的研制开发并达到可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程度，其大量生产产品包括炭疽芽孢、气性坏疽梭状杆菌芽孢2种细菌，肉毒杆菌毒素、蓖麻碱毒素等4种生物毒素，及5种病毒和1种霉菌。据估计自1989年大规模生产开始已制备：8千升炭疽芽孢溶液（含炭疽芽孢109／ml），其中6千升已武器化（即填装于运载武器弹头内，50枚400磅R－400弹头）；生产了340升气性坏疽梭状杆菌芽孢溶液；2千2百升黄曲霉毒素（7枚R－400弹头）；2万升肉毒杆菌毒素，其中1万2千升已武器化（100枚R－400弹头）。所有弹头分两处储藏可随时启用。伊拉克并用苏制射程300公里的SCUD导弹改造成射程达600公里可携带投射生物弹头的运载工具其中13枚带肉毒杆菌毒素，2枚带炭疽芽孢，10枚黄曲霉毒素生物弹头。另有数目不详的可发射生物弹头的火箭炮。1991年1月伊拉克还进行了改装的可携带2200升气溶胶罐进行远程生物战攻击的米格21战斗轰炸机模拟（用非致病菌）播撒试验。在海湾战争中伊拉克没敢使用生物武器有多方面因素，如恐惧美国核报复、其气象台站尽数被摧毁无法预测气象条件尤其风向风速等参数以指导伊军进行生物战攻击，还有其武器系统的安全稳定性并不可靠等等。虽然海湾战争结束后，伊拉克在联合国特别检查委员会及国际原子能委员会监督下被迫销毁其已拥有的生物弹头及运载工具，但在此过程中其做了不少手脚，并未完全按要求程序进行销毁，有转移隐藏其制造设备和装置的极大嫌疑。目前联合国特别检查委员会及国际原子能委员会及美国情报部门估计伊拉克仍在进行大规模杀伤武器研制开发计划，只不过隐藏的更深，在核子、化学和生物武器中，大概后者最有可能第一个重新恢复达到海湾战争之前水平，而其所需时间大约仅仅6－12月之内。
近10余年内已知的生物恐怖袭击事件有：1984年9月美国Oregon，Dalles镇发生的宗教极端分子在2个餐馆的沙拉台里播撒了沙门氏伤寒杆菌导致该镇751人患急性肠炎，其／中45人需入院治疗。此行为目的是为阻止该镇镇民投票表决否定该组织在镇里建立该教派总部！另一起是1996年10月在德克萨斯州某大医学中心的一个实验室12个工作人员发生食物中毒，经化验检查是志贺氏2型痢疾杆菌污染食品柜内点心所致。根据各方面调查研究认为是一起人为的生物袭击报复行为，此事至今仍未破案。还有一起著名的案件就是由麻原为首的奥姆邪教在日本东京地铁进行的沙林毒气袭击，在此事件中及之后，其同时在东京8处地点播撒了炭疽芽孢，但由于不明原因，炭疽芽孢并未造成伤害后果。在其后警方的搜查中令人惊讶地发现该邪教确拥有炭疽芽孢等生物制剂并已制定了生物恐怖袭击的行动计划和具体实施手段。
参考资料：http://wenda.tianya.cn/wenda/thread?sort=wsmorv&tid=35257acbd1a3dd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