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认为俗影响礼，礼是为了改变俗，礼是俗的进阶目标，是俗更高的体现。
俗是有高低贵贱的，正是由高低贵贱的存在，才导致礼的产生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
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
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扩展资料：
人民网：儒家人文观
周代以后的中国人的确对一切政治哲学所由产生的普遍疑问很敏感——人为何要服从，或为何应服从一个政权以及对其如何制约。
然而，儒学的设想所反映出的人文主义倾向就是对一些特殊情况的回应：结构松散的联邦制周朝的衰亡。
作为抽象可能性的公平或自由，作为政治条件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社会组织的起源或政治合法性的来源，这些问题并没有像西方政治思想中所表现的那样，以同样的方式或在同等程度上表现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中。
儒家设定，大多数人服从一个人的意志，这种社会的不平等不仅反映社会的必然性，而且和事物的自然秩序相一致。不平等与其说是人为的、强制的，不如说是自然的，这种不平等首先体现在最自然的原型是古老的家庭中。
虽然儒家意识到对家庭的孝和对社会或国家的忠，在行为上是不可能一致的，但他们并未（像洛克在第二篇论文中所区别的那样）在天然、个体的父亲权威和作为各种不同“政权”统治者的政府之间做出区别。
在儒家看来，政治权威无须他人，诸如被奉若神明的统治者或使王朝世代相传之人的认可，只要权威具有内在的道德品质，那么就像维系家庭权威一样，自然会得到认可。
儒家认为，不平等的根据，在于自然赋予人的社会能力有差异。一个人在社会和政治关系中的等级地位不仅依赖年龄、性别或门第关系，也取决于他的社会能力。一个人的地位受其所能发挥的作用限制。
孟子以辩护士的方式，有点夸张或至少简化了这一问题：在人的天赋问题上，儒家的观点并不明确。孟子对劳心者和劳力者泾渭分明的判断划分，成为帝国衰落时代士人文化恒久不变的庇护者，也应对另一成为儒家信条的格言负责。
人性善。就是说，所有人天生就有正确行事的原初意识；所有人都能不凭理性而直觉地做出道德选择，并因此而适应社会生活。但是按这种理解，社会就不是一种损害和抑制个人利益的交易契约，而毋宁是人类存在的自然、基本的条件。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儒家思想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儒家人文观
首先，俗是特定生活圈内的文化，有鲜明的地域性，它的范围一般不大。举例来说，我国的广东省与陕西省、山东省与湖南省，省与省之间风俗的差别就非常明显；即使在一省之内，甚至在一县之内，彼此的风俗也是面貌各异，所以我国自古就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之说。而礼不然，礼是高居于风俗之上的文化。我国各地，尽管风俗纷繁，莫衷一是，而“礼”只有一个，它是大家都认同的高层文化。
其次，俗是大众层面的文化，无论男女长幼、识字与不识字，都可以浸润于其中，其内容大多与日常生活有关，故有广泛的群众性。礼是精英层面的文化，仪式复杂，内涵丰富，往往浸透着深刻的理念，所以要求行礼者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宋代的二程、张载、司马光、朱熹等都曾努力在民众中推行礼，因而使礼呈现出下移的趋势，但仍有文化程度方面的要求。俗主要依靠强大的生活惯性来传承，而礼的传承需要通过较长期的理论学习和实践才能实现。
再次，俗是一系列约定俗成的生活方式，虽然也有某种程度的规定性，但约束力较弱。例如过年放爆竹、贴春联的习俗，即使是对该风俗圈之内的人也没有约束力。爆竹的放与不放、放多少，春联的贴与不贴、贴多大等完全是个人自愿的行为，没有硬性规定。礼则不然，礼有严格的规定性，如行礼的场所、礼器的组合、宾主的位置、仪节的先后等都是严格规定的，不能违反。有些礼具有行为准则的性质，那更是要自觉遵守。魏晋以后，政府以礼入法，这就使某些礼具有了法律的效应，因而约束力也就更强了。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