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文学，一般被理论界称之为“后新时期文学”。这个“后”字，显然受到“后”学家们所说的“后现代”、“后殖民”、“后先锋”之类的影响，是否妥当，无疑可以争论。但用一个“后”字把1989年前后的文学区别开来，以示发生了很大变化，却是很恰当的。1989年后，文坛格局、形势以及文学的审美形态、精神风貌确实为之一变，它起码表现于以下几方面：
一、文学失去社会轰动效应，进入平静而寂寞的发展时期。
二、文学逃逸社会话语中心，开始向边缘话语漂移。于是，这便有了90年代林林总总的新小说、新旗号：新写实、新历史、新市民、新体验、新状态、新女性、新武打、新言情......有了逃逸中的沉沦和沉沦后的拯救，并由此形成1989年后文坛新格局。
三、商业主义大潮突起，“精英”文化受挫。文学失去社会轰动效应的第二个直接原因便是社会对知识分子中心话语及“精英”文化的扼制和放逐。
中国新文学的格局和走向：
一、商业化思潮的胜利进军和人文主义思潮的悲壮抵抗。
文学商城化无疑加快了道德的滑坡和人文主义精神的流失，因此，从它突起的那天起，就受到人们的警惕和抵抗。有人不为浮泛喧嚣的世俗利益所动，仍是听从自己的良心进行创作；有人则公开亮出“反抗投降”、“保卫纯洁”之类旗号以孤胆英雄（也有人讥之为新唐·吉诃德）姿态对之挑战（如张承志和张炜）；更有不少人（如梁晓声、张欣等）则以自己的作品真实地揭露出商业大潮带来的负面效应。1993年到1994年间开展的一场关于人文主义精神的讨论，则使对商业思想的局部性反抗变为对人文主义精神的讨论，则使对商业思潮的局部反抗变化为人文主义的一次集体性自卫。在这次讨论中，一大批作家（如张炜、张承志、梁晓声）和一大批评论家对文学商业化思潮给以了严厉的抨击，他们指出商业化造成的作品质量下降，将标志着几代人素质的恶化，暴露出中国人文精神的危机。为此，他们主张必须重建已被商业化严重腐蚀了的作家队伍及人文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重建已被“玩家学”严重扰乱了的文学家园。也有一些作家和评论家（如王蒙、王朔）主张对文学商业化思想给以宽容。王蒙认为，不是计划经济更具有人文精神，而是市场经济更具人文精神（因为它更尊重人的主动性，人的作用），因此，提倡人文精神不能走老路，应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观念、新道德。还有人认为应当乘认人文精神的多元性，不能搞定于一尊和排它性。既不能对张承志的为信仰而战冷嘲热讽，也不能对王塑的游戏人生一概否定，总之，“谁也无权干涉他人的选择。”这次讨论尽管规模不大而且也不够深入，但它的作用仍不可低估。它表明人文主义的不可亵渎，为文学自身的调整和发展树立了一个价值参照系统，为文坛新格局的构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雅俗文学的对立共存与互补。
三、市民话语和知识分子个人话语的互渗和互拒。
四、现实主义的开放性发展和后现代主义的东方化蜕变。
九十年代文学的六大模式
经济变革与历史转型期给文学带来了多维多向的价值观，从一个主调走出来的文学，呈现出迥异传统模式的多元多样的新思维新特征，究其要者可分六大文学模式与现象：
一、文学旗帜的演化
由为人生而为生存；由写人生理想和集体(阶级、民族)的历史命运，转而写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新时期文学不论是写社会变革还是伦理道德的主题，无不禀承了“五四”新文学运动提出的“为人生”。为人生融入了视文学为“经国之大业”、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从人生与社会、历史与时代的变迁中，描写人物的性格与命运。但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文化热，文学却更换为写入的日常琐碎的生存状态即为生存的旗号。易帜在当时并不轰动，而是不事声张地在悄悄变异，但它对新写实作品的影响是深刻的。有些读者主张将新写实叫作写生存状态的小说。我不同意。因为写生存并非新写实所独有，早在这-提法出现之前即由韩少功在张扬“寻根”时提出了揭示“人类生存之谜”与“个人生存状态的思考”的文学日标。当时，不仅仅是寻根文学与新写实小说，连传统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小说，也在写生存状态，它实际是西方文化文学多重思潮，尤其是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期价值观念的一种反映，即由关注社会集体转向了看重个人自身的生存处境。
写生存状态的小说是不胜枚举的，池莉的《烦恼人生》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当它在一九八七年第八期《上海文学》刊出时，编者在当时虽然不可能提出写生存的概念，然而“编者的话”颇有意味地将它跟七年前引起轰动的《人到中年》架通了思考的桥梁：“我们看到，在《人到中年》中，女主人公陆文婷常常用想主义的精神漫游来解脱实在生活的烦恼；《烦恼人生》的主人公印家厚却缺少这种气质。作为一个普通的操作工，人到中年之后，他更多地被’现世‘所拖累。”的确，如将《烦恼人生》与《人到中年》作一番比较，我们不只窥见二者迥异的艺术色彩，而且从中可以发现文学意识的嬗变，由展示“理想主义的精神”为人生，转向了写“被’现世‘所拖累”的烦烦恼恼的人之生存状态。《烦恼人生》还仅仅是开端，到了九十年代，为人生被写生存的声浪几乎淹没了。
二、 文学审美信念的哗变
由追求崇高转向躲避与亵渎崇高。新时期文学为否定“文革”造神运动曾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但在破除个人迷信、反英雄化、反假大空式的崇高时，文学开始有意消解与亵渎崇高。在中外文学史上，崇高作为文学信念，了审美的范畴，既是文学的一种艺术主题，又是文学的一种功能与精神境界，转型期的文学在解构与亵渎崇高时其艺术方式是双水分流的，一方面用原生态的琐碎生活与充满折磨的生存处境来消解崇高；一方面视文学如“玩”，如“游戏”，对于崇高结晶素的真善美不屑一瞥，用戏谑与调侃去亵渎崇高。前者如刘震云小说，后者如王朔作品。刘震云的《单位》写了一个在单位磕磕绊绊中生活的大学生小刘，与王蒙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林震是极其相似的，但如何对待平庸(乃至官僚主义的压抑)的生存环境，林震是介入与抗争，小刘却消极适应与无奈的屈从，二者形象为什么轩轾有别?时代变了。渴望崇高还是消解崇高?如何对待平庸，两个时代的青年人生价值观念与文学审美信念的追求，各有各的不同。刘震云谈创作时说，“大家活着是挺累的，被琐碎的生活纠缠着，显得心力憔悴，疲惫不堪”(《纠缠和被纠缠的》)。又说，“生活是严峻的，不是要你去上刀山，下火海，严峻的是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生活琐事”(《磨损与丧失》)。如果说刘震云小说人物是在单位与家庭“一地鸡毛”式的生活琐事中，磨损了人生进取意志与消除了崇高，王朔小说则用话语，用妙趣横生的戏谑与调侃，直截了当地亵渎崇高。王朔说：“我一向反感信念过于执著的人”，他谈论自己的创作时绝无庄严味与崇高感，“玩一部长篇”，“哄读者笑笑”，“骗几滴眼泪”。对于观众颇为感动的{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他说写的目的“就想让老百姓做个梦玩”。即使不去分析王朔的小说内容，就从其小说标题如《顽主》、《我是你爸爸》、《过把瘾就死》、《千万别把我当人》、《玩的就是心跳》等，亦可窥见他的小说绝非是追求崇高而是亵渎那些被认为是神圣的东西。在他看来，“人类生活中有很大一块是灰色地带。很多事情是无法用是非观和道德观去衡量”，文学不过是“把生活中原本无意义的东西还原成无意义”。应该说，王朔小说并不是没有令人揪心的与沉重的东西，但在“顽主”系列中，在那些“玩的就是心跳”之中，玩与侃两只无形的大手推倒了文学的崇高。王朔曾对刘震云小说作了这样的批评：“刘震云给我一种特别刻薄的感觉。他把生活平庸化了，乘机他自己深刻起来。”(以上引文见《我是王朔》)且不说对刘震云此种批评是否恰当，我想问的是，王朔自己在谐趣与调侃的背后，是不是也隐有某种“刻薄”?然而对生活与艺术使其平庸化或调侃化，是不是就会“深刻”了呢。
三、 文学回视历史的变焦
由写本质走向写本色。什么是文学创作中的“历史”?传统观念与文艺理论教科书回答是“历史艺术化”，即按阶级斗争历史的规定性加以形象化艺术化。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尤其转型期的九十年代的历史小说，我觉得它对历史与艺术的追求发生了深刻的变异，由历史的艺术化转型为“历史是什么”的质询；由历史本质就是这样的演绎与图示，转向对历史生存本色的追寻与探索；由毫无疑问地接受规定的历史结论变为历史的怀疑者与叩问者。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家的使命“是存在的勘探者”，今天中国的历史小说家不再满足于扮演一个“历史艺术化”的角色，他们更为注重介入和参与历史，更愿意承担历史的存在与人类生存本相勘探者的使命。在他们看来，历史小说不过是今天与昨天的对话，他们要求用自己的眼睛重新审视历史，用自己的话语重新描述历史。因此，转型期的历史小说并不否定传统观念所要求的写重大的历史本质(如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史)，但它更重视从人的日常生存状态展示历史的本色。与历史本质相对应的本色，强化的是历史生活的原汁原色，它与写现实生活的新写实小说的审美追求有相通之处，就如海德格尔所说的“让原初存在本真地呈现出来”。譬如说，陈忠实的新作《白鹿原》与五十年代梁斌的《红旗谱》，二者都写了下半个世纪农村和农民的命运。但《白鹿原》倘若束缚于写历史本质的传统小说模式，只写国共两党及农民与地丰阶级的斗争(在这方面，它并没有超过甚至还没有达到《红旗谱》的水平)，如果它没有发现白嘉轩这一宗法制度下历史本色的族长形象，没有探索以孔孟仁义礼教为思想结构的村社家族的生存本相，不能活生生的令人看到家族文化对于动乱中维持农业生产及乡间人际秩序、对于中国历史的衍续与稳定所发生的巨大影响，《白鹿原》也就会失去它的震撼力与独树一帜的价值。又如李锐的《传说之死》，主人公六姑婆原出名门望族，又是古城第一位女共产党员，为革命贡献卓著，但它并不像传统小说那样去表现火红色调的历史本质，而是从其出生入死、大义凛然的精神中揭示她因爱其弟而爱革命的亲情人性的本色。六姑婆的艺术形象尽管没有透示出多少革命历史的本质和方向，却展示了大革命潮流不是单一而是汇集各式各样的人物与绚丽斑斓的历史本来色彩。
人类历史自然有其必然性规律性，传统小说看重因果关系，写历史的必然性与人生性格命运的逻辑性，九十年代小说在审视历史与人生命运时，甚为关注与必然性相对应的偶然性与或然性的影响。如李晓的《相会在K市》与《叔叔阿姨大舅和我》，后者描写某种历史偶然因素往往改变以至形成了一个人或革命者或叛徒的历史身份，甚至导致了生与死及他们各自相反的命运。前者所写的热诚革命的大学生、诗人刘东死在游击队革命同志之手出偶然之因，“真不知该怨谁”。又如夏兰的《宋朝故事》，大故事中套小故事，大故事的南宋将领蒋白诚之死，小故事里的由沦陷区东北奔赴南京参加抗日的小宋“找死”，二者偶然亡命都是耐人寻味的。当然，我不同意将一切归因偶然的皮尔斯·詹姆斯的偶因论，但历史与现实生活中大量事实说明，用必然性无法解释的某些偶然因素，往往会改写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某一时期的历史命运。所以经典作家强调必然性规律时并不否定偶然性，正如马克思所云：“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这些‘偶然性’的。”应该说偶然性的因素并非历史本质的范畴，但它是人类生存和历史的存在，是历史本色的一种现象。文学承认并探索它，对于人类认识自我、把握与实现自我，无疑有重要价值。
四 文学的关注点
由原来写入际关系与社会冲突，日渐注意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文学的始初形态(包括神话、传说、故事等)原是表现人类与大自然关系的，但随同科技的发展、社会历史的变迁，人对自然界山于强凋征服与索取而出现了对立与分离。环境污染、滥伐森林、沙漠化、资源匮乏等，人类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大自然则给人类以报复。意大利的“罗马俱乐部”一九六八年发出了“地球陷入困境”的紧急信息，一九七二年在斯德哥尔摩大会上提出“只有一个地球”的严峻口号。伴随人类环境意识的觉醒，以拯救地球也是拯救人类自身为使命的环境文学在世界许多国家涌现了。
我国当代文学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笼罩下，长期以来只重社会人际关系斗斗斗的描述，却摒弃了古典文学中那种歌颂大自然、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优秀传统。然而，由于生态环境问题日趋尖锐化，我国的环境文学也随之萌生与壮大。尽管它比西方环境文学迟来了一步，但发展势头颇为迅疾，八十年代中、后期为其发轫期，九十年代则是它的突进期。一大批卓有才华的老中青作家拿起文学武器参与保护环境的行列，创作了许多反响热烈的作品。不但涌现许多以揭露危害生态环境典型问题为主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还有如蒋子龙《水中的黄昏》、张扬《消息不宜披露》、陈建功《放生》等具有较高审美层次的环境小说。转型期的环境文学在短短几年间已形成了自己的特点，那些引人瞩目的环境文学作品，充分表现了富有良知的作家敢于正视并勇于揭露环境问题的崇高责任感，而且以世界性的眼光对于现实生活中的生态环境问题作出多侧面的科学剖析，它将现实的审视、历史的反思与强烈的时代精神相融合，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中国的环境文学不只是一种题材、一个文学品种，它的诞生是社会转型期文学思维的一场深刻革命。因为，它是我们文学历史的一次拥有巨大意义的转型，将艺术家的视点由人际社会推移到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文学不再无知地颂扬与天斗与地斗的对抗关系，而是关注人类与大自然如何同生共存、和谐相处。当然，环境文学并不是从此否定写人与人的关系，作家在叙述那些改造污染的环境、建设良好生态世界的过程中，怎么可能离开人的因素?说到底，创造美好生态环境首先是人的思维变革。因此，环境文学的思维核心是环境意识的觉醒，是救救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文学不受任何职业或地域空间的局限。这一文学空间是如此辽阔，地球多大它有多大；这一文学的生命是不受时间制约的，人类要永存它就永存，它是今天地球村需要的文学，但它又是未来的文学。
五 文学扫描的热点
由注意人与外部社会的冲突，转而向内探察人性的弱点与心理的误区。传统文学刻画人物时多从社会、阶级、民族精神与地域文化等因素出发，强调外部环境对人的作用力。转型期的小说往往超越外部重重雾障，朝向内部寻察人性心理的积极因子与消极的误区。我在这里所说的人生弱点与心理误区，主要指的是心理与人性方面的自我失误与自我挫败。认识人性与心理误区使传统文学视野大为拓展，大有益于人们反观自身以达到主宰自我与实现自我。还是让我们共同进入具体作品以理解写人性与心理误区的特殊价值吧。如方方的《桃花灿烂》描写陆牺与星子一对青年男女刻骨铭心的相爱，为什么会发生了不该发生的悲剧?是不是因为陆牺的父亲是右派而造成婚姻障碍呢?倘若从这一角度写去，那是读者熟知的社会政治原因导致爱情悲剧的“伤痕”小说。这篇小说的透视点不在外部社会，而是探寻男女双方各自内部的弱点。假如，星子减几分矜持，增几分柔顺，阽牺少一点自卑多几分自信，他们的爱情结局将不是悲剧而是像桃花一样灿烂的喜剧了。方方的另一篇新作《一波三折》，主人公卢小波由“劳改犯”一变而成大款，他那种报复方式以及他由此而生的沾沾自喜，他所暴露的人性弱点与心理误区，深刻地道出了生活的无奈。又如储福金的《重影》与《人之度》，也是揭示心理误区的好小说。婚姻破裂的悲剧，在全球无时无刻不在重演着，姑且不谈政治、经济以至生理的原因，单就《重影》所写的人性和心理误区而导致的家庭悲剧，东方与西方还少吗?至于说噬人之度》里的周方益，由知青而小有名气的作家，而小官，他内心深处为什么交替涌现“满足感”与痛苦的“惶惶然的失落”感?萨特说“他人即地狱”，我却要说，人的那些心理弱点与人性误区，是不是自己给自己设置的重重“地狱”呢
经济转型期的社会与人自身无不暴露了更为复杂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现象，在激烈乃至残酷的角逐竞争中，面对用传统价值观念无法解释的现实生活而陷入困惑与迷惘中的人们，既渴望了解变革中的外部世界，又亟想认识自我的优势与弱点。文学审视人性与心理的误区，恰恰满足了现代人精神上的这种渴求。认识外部与内部的两大世界，原本是作为“入学”的文学不可或缺的命题。如果忽视或失落了“内部”这一半世界，那文学则是残缺的、不完整的。所以我认为，认识自身，透视人性弱点，走出心理误区，这类作品在今日虽方萌生，但它是读者市场的要求，是传统人转型现代人的心理与精神建设的需要，它是有生命力、有辉煌前景的文学。
六 文学价值的震荡
由神圣殿堂跌落市场的尘埃，文学作品由“净化灵魂”与“生活教科书”淹没于商品化的浪潮。当文学书籍、报刊一旦被当作商品推入市场，由喧嚣的文化素质不高的买方决定它的命运时，必然引起文学价值取向的一系列的裂变。从文学功能说，传统上是以教育、认识、娱乐三大功能结构而成的，其中，教育是首要的功能，今天的文学功能来了一个大颠倒，娱乐由末席升格首位。这并没有错，文学艺术理应让读者赏心悦目。问题是将娱乐第一变成唯一的文学功能，连“寓教于乐”也摒弃了。于是，文学由载道而载欲，文学在崇尚生命意识与张扬人性本能的鬼使神差下，出现了不少写性欲、性史、婚外恋、婚变史以至五花八门的做爱细节方式的篇章。市场经济对文学的冲荡，归根到底将引起作家队伍的解构与文化心态的变化。转型期之前的文坛，其柱石是“五七”群与知青群两大作家群落；转型期这两个作家群中虽然还有些人常出新作，热情犹存，但文学的风头却由二三十岁一大批先锋派作家所占替。作家结构的更替必然反映文学转型期两种价值观念的演变，“五七”与知青作家群是在红旗与理想照耀下长大，以文学参与和干预生活，为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而呐喊，文学是作为战斗整体的“一翼”，用“布礼”的声音向人民发言。先锋派是在理想失落、哲学贫困、价值困惑的环境中长大，是在多元经济形态的市场大潮与西方后现代文化、文学的双重思潮冲击中而形成的作家群落。所以转型期文学的作家队伍由原来作为社会主体的“-翼”化解为许许多多的个体，山较为统的“强音”变为多元多样的个体声音。因此，文学的价值取向与创作模式的异变，从作家队伍解构与转型中亦可寻觅它势必如此的踪迹。
先锋派无疑是时代的骄子与宠儿，报刊书籍，影视摄像机，大众传播媒介以及高价拍卖文稿的市场，无不恭候他们那几分“神侃”几分操作的产品。现在，让我们看一看这一代作家的历史观、价值取向与文学功能观吧。且听叶兆言、孙甘露、苏童、格非、陈村等在“作家聊斋”中是怎样“聊”的：“时代的变化所留给他们的唯一痛苦，似乎仅仅成了无所适从的自惭形秽”；“文学确已失去了昔日诸如信念和理想等美好的事物的支持”；读者的“目的仅仅在于通过阅读来印证自己的欲求。一旦作家明白了这一点，他们除了迎合之外好像已无更好的办法”；“读者成了真正的文坛主宰和上帝，作家仅仅是仆佣而已”。既然置身“仆佣”之位，焉能免除“仆佣”之声。因而他们面向的不一定是公众关切的社会重大问题，而是读者的欲求与市场的时尚；由历史的深沉反思与批判，转而借历史故事为题抒发个人的喟叹；由直面人生社会而回到人之生存和欲求的各种角落；山存在环境的改造与创造者而变为适应与顺从者。于是，“呐喊”的文学式微，游戏、调侃、市俗、闲情等消费性文学却多了起来。在商品化冲击下，转型期的文学一方面在力挽狂澜，坚持纯正，直面人生，追求真善美；另一方面也有晕眩与失控，媚俗与无奈，文学失去了自持与自控。消闲、纵欲、闲适、自娱、戏谑、调侃，形形色色的文学竟以推向浪涛滚滚的商品市场而洋洋得意。也许这正是转型期文学的特征。
还应提到的-点是，转型期的六大文学模式，对于多种文学现象并无扬此抑彼、“厚今薄古”的意思。作为今日之文学模式与现象，我以为“写生存”与“写人生”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当你站在写生存的立场上考察《人到中年》这一类写人生的小说，会认为那种典型化与理想化未免与实实在在、磕磕绊绊、平平淡淡的素常生活距离远了些，理想化了些。但从为人生文学角度来端详《烦恼人生》这一类写生存的小说，你可能又会觉得它将人之烦恼写足了，可是印家厚们的人生价值、理想，作者为什么未加理睬呢?双方各自有理，未可定于一尊。原因在哪里?时代使然。所以，近几年我在文章中多次强调为生存和为人生二者相融合的文学。例如陈源斌的《万家诉讼》、刘醒龙的《凤凰琴，等，事实上已是二者融合的文学先兆。又如，例举了消解与亵渎崇高的文学现象，也不意味着今日之文学绝无崇高，事实上如张承志、张炜等不少作家作品依然在维持与奋扬崇高。而且，在商潮中的眩惑结束之后，崇高以及英雄主义精神仍然是复归，否则一个民族的精英文化与文学就会失落社会基地。总而言之，转型期文学的多种模式与艺术现象是并存的，我反对文学的单一化与轻率否定这个肯定那个的简单化，旧有的不一定不好，新的模式与现象也不一定就好。我主张多样、多元文学的交叉渗润，主张互补与融合，同存共荣。 今天，正处于新旧价值观转型的阵痛期。文学在这转型阵痛期还要探求、追索一段相当长的旅程。不要急功近利，也无须心灰意冷，见旁门左道、走火入魔者不必惊讶，对于冷嘲热讽或横加指责，也无须大动肝火。不要浮躁，不要媚俗，作家与文学现在需要的是，融汇百川、独立不移的浩然风骨与风范，高瞻远瞩、坚持求索的崇高文化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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