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6-07-02
陶行知
陶行知，安徽歙县黄潭源村人，1891年10月18日生，一家躬耕自食，家境清寒。陶行知自幼聪明好学，但因生活贫困无力入私塾读书，6 岁时蒙馆塾师方庶咸秀才视其资质聪颖，为其免费开蒙。8岁到万安镇经馆伴读，11岁又回到黄潭源自学，有时也帮父母参加田间劳动。15岁进入歙县教会学校——崇一堂学校读书。因陶母在本校帮佣，英人校长唐进贤喜欢勤劳聪明的陶行知，准其免费读书。17岁崇一堂毕业后独自远离家乡，考取了杭州广济医学堂，因不满该校歧视非教徒学生，入学三天后便愤而退学。18岁考入南京汇文书院，后直接升入金陵大学文科就读，是该校的首届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担任金大学报《金陵光》中文版主编。四年后，陶行知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毕业典礼上，他以优异毕业生的资格，宣读了毕业论文《共和精义》，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论文表露出了他最初的教育救国的思想。1914年（23岁）陶行知在大学校长包文先生的鼓励和亲友的赞助下赴美留学，考入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攻读市政。第二年便获政治学硕士学位。但他没有在伊利诺斯大学读完，便于1915年9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原因是，他深信没有真正的公众教育，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而且他认为第一流的哥伦比亚大学是他攻读教育的最好的学校。他决心将来为祖国教育的改革、发展奉献终身。他认识到“教育苟良，则人民生计必能渐臻满意。可见教育实建设共和最重要之手续。”1917年 在哥大获“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毕业回国，他说“我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
毕业回国后即1917年9 月应聘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从此开始了他长达30年的教育生涯。为方便起见，我们分几个阶段向大家介绍一下陶行知的从教经历。
（一）反对旧式教育，主张教育改革
1918年任南京高师教务主任，1921年任东南大学教授、教育系主任，同年12月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他任主任干事。其间他反对“沿袭陈法，仪型他国“，主第将“教授法”改为“教学法”。他促成南京高师首次招收本科女生，成为我国大学开放女禁的最早实行者。
（二）进行办学试验，推行平民教育
为了改革旧教育，提倡新教育，陶行知着力进行办学试验，如举办南京高师暑期学校、南京安徽公学、平民初级学校等，这些早期的重要办学活动对他的教育思想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他决心“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1923年6月他和黄炎培等人组建了南京平民教育促进会，编写《平民千字课》课本。为了推行平民教育，他辞去了东南大学教育系主任之职，放弃了每月400银元的高薪，风尘仆仆奔走全国十几个省市，他说“凡我所到的地方，就是平民教育 到的地方。”几年间平民教育运动使成千上万的平民受到了教育。
（三）投身乡村教育运动，创办晓庄师范学校
在平民教育处于高潮的时候，陶行知冷静地看到：“中国以农立国，十有八九住乡下，平民教育是向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所以他响亮地提出了“到民间去”、“到乡下去”的口号。1926年1月他提出了“师范教育下乡运动”，并撰文为乡村教育确定了基本任务：“乡村师范学校负有训练乡村教师，改造乡村生活的使命。”他指出：“我们从事乡村教育的同志，要把整个的心，献给我们三万万四千万农民，我们要向农民‘烧心香’。”他所绘制的蓝图是：“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
经过一年的奔波筹备，1927年3 月15日晓庄试验乡村师范成立。第一批学生13人，当时校舍尚未造好，陶行知说：“我们的校舍上面盖的是青天，下面踏的是大地，我们的精神一样的要充满天间。……农夫、村妇、渔人、樵夫，都可做我们的指导员”。学校以培养农村教师为目标，他要求学生农民化，他说，“要想化农民，须受农民化。”他带头脱下西装革履，穿起布衣草鞋，住在牛棚柴房。
晓庄师范获得了很好的教育效果和社会声誉。由于晓庄师范有地下党团组织，师生们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斗争，陶行知都给予大力支持。国民党气急败坏，1930年4月8日，勒令停办晓庄师范，武力封闭学校，逮捕学生，陶行知以“勾结叛逆、图谋不轨”等罪名遭到通辑，被迫流亡日本。
（四）开展“科学下嫁”，创办山海工学团
在日本，虽时间不长，但他对日本科学技术发达促成了国家的强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使中国效法日本走工业化道路，他决心开展“科学下嫁”运动，普及科学知识，培养科技人才。他主张科学要从儿童教起，要使“人人都能享受”科学知识。他说：“做一个现代人，必须懂得现代化的知识，我们必须拿着现代文明的钥匙才能继续不断地开发现代文明的宝库，保证川流不息的现代化。”在三十年代初期，他就能看到科学技术和科技教育的重要性，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1932年10月陶行知根据晓庄师范学校的教育实践经验，在上海宝山大场地区创办了“山海工学团”，开展普及教育运动。山海工学团的儿童团员张健经常为农友讲故事，深受欢迎，农友亲切地称他为“小先生”。陶行知对“小先生”这一新事物极为重视，1934年1月正式提出了“小先生制”。由于“小先生制”适合普及教育需要，很快在20几个省市得到推广。还对东南亚一带普及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并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上百名干部。
（五）推行国难教育和战时教育，出访2 6国
“九一八”事变后，陶行知出于爱国赤诚，自觉地把自己的教育工作与抗日救亡斗争结合起来，组织国难教育社，推进国难教育，作为抗日救亡的重要组成部分。1936年陶行知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委托，任国民外交使节，去国外宣传中国的抗日主张，历时二年零一月，出访26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人的尊敬。
（六）提倡全面教育，创办育才学校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全面抗战阶段，3月15日陶行知在一次讲演中说，“这阶段的战争特征是把战争的形势展开成全面，它已不是点线的战争，而是各方面的全面战争了。”他认为全面战争需要进行全面教育，并提出了全面教育界的内涵。在开展全面教育运动时期，他在许多流离失所的流浪儿中，见到许多有特殊才能的人，因为得不到培养而夭折，他认为这是民族的损失，人类的憾事，于是1939年7月20日便在四川省合川县草街子风凰山的古圣寺创办了育才学校，育才学校吸引了许多著名进步学者、专家、教授来校任教，如艾青、贺绿汀、章泯、陈烟桥、戴爱莲等。周恩来专程到育才学校访问并做了抗战形势报告，题词：“一代胜于一代”。
（七）实行民主教育，创办重庆社会大学
抗战胜利后，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独裁统治路线，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劳苦大众，实行的是一条真正民主的革命路线，这时陶行知指出“民主的洪流，浪头已经到来，没有力量可以抵抗它。因此学习民主，帮助创造民主的新中国，已成为生活教育的新的历史任务。”他为使教育服务于民主革命运动，提出了“民主教育运动”， 这是他探索新教育生路的一个新阶段。并于1946年1月15日创办了重庆社会大学，学校的办学宗旨是陶行知提出的社会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在社会大学任教的有：吴玉章、郭沫若、翦伯赞、邓初民、张友渔、王昆仑、马寅初、许涤新、侯外庐、沙千里、孙起孟、聂绀弩、曹靖华、胡风、田汉、何其芳等。这种壮观的教师阵营在当时国内正规的文科大学也是罕见的。由于社会大学渐渐成为各界进步人士的一面旗帜，所以一直遭到国民党的蓄意破坏，1947年3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
（八）生命旅程的最后冲刺
陶行知在爱国民主运动中屡遭反动派的威胁和迫害，但他毫不畏惧、视死如归。1945年12月1日昆明大中学生举行了反内战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镇压，造成“一二·一”流血惨案，12月19日重庆各界人士举行“陪都公祭‘一二·一’死难烈士会”，陶行知给夫人写了遗嘱信，作好了牺牲的准备，毅然去参加公祭大会。1946年4月18日陶行知到达上海，开始了他在上海最后一百天的生命冲刺。他在生命的最后100天中，作了100多次讲演，为推进和平民主运动日夜奔走呼号。有一次在反内战要和平大会上作讲演，特务们上台抢走话筒，高喊反动口号。他在特务们喊口号的间歇时间里，讲完了他要讲的话，坚持宣传真理。
1946年7月11日和15日，民主战士李公仆和闻一多在昆明遭到国民党暗杀，陶行知非常愤恨，他更加奋不顾身地投入民主运动。陶行知已知自己被国民党特务在暗杀黑名单上列在第三名，朋友们为他担心，但他大义凛然地说：“我是黑榜探花”、“我等着第三枪”，7月16日他给育才师生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说：“深信我的生命的结束，不会是育才和生活教育之结束。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24日，他操劳了一天，整理诗稿数万字，工作至凌晨，由于过度劳累，健康过亏，刺激过深，于25日凌晨溘然长辞，享年仅55岁。周恩来在给党中央的信中说，“陶行知是一直跟着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