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要有问题，身边要有传统。
我觉得关键还是东方文化缺少对于自然问题追根问底的传统，因此也缺少严谨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欧洲文明是希腊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者，希腊哲学作为欧洲学术传统的底蕴不可忽视，文艺复兴即对希腊学术的直接学习和拓展。
在希腊哲学中，我们可以看到哲学家们对于自然问题有着浓厚兴趣，并且尽力发展研究方法和思路，提出种种猜想并论证之。希腊哲学提出自然规律是隐藏的，是可以认识的，我们当前的认识未必正确，而且有很多问题暂时还没有答案，因此需要一代代人去揭示更接近真相的规律。希腊哲学先贤并没有规定任何问题的标准答案，而是鼓励后来者继续研究问题，做出自己的发现。这也是在“西学东渐”时代（从明末到民初），中国学者观察西方学术发现的事情，对于自然问题，欧洲历代学者都研究者，千百人络绎不绝而且每一代人都有新思想提出，竞相推销自己的新发现。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承、批判与发展，甚至颠覆重建，这才是学术问题得以常新的秘密。牛顿和爱因斯坦，他们是创新者，也是继承者，因为继承了前人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与发现，更继承了学术批判的质疑精神，才能遵循学术传统，突破前人认识的成见甚至误区，做出划时代的新发现。当然，他们也并不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完美的，相反，在他们的著作中仍指出了相当多的遗留问题和困惑。
反观东方文化，所谓“道可道非常道”，认为对真相的追究可能是无意义的，我们并不能认识事物的真相。东方文化更重视“道德”方面的提升，鄙视对于自然的研究，尤其是“非实用”方面的研究。对于自然问题，东方的学者当然也有疑问与好奇心，并且进行了相当多的探讨，有着很不错的发现和创见；但在相关讨论中，总是无法摆脱对于先贤具体观点的崇拜，认为先贤总体上是不会有错误的。这种思路极大地束缚了历代学者提出创新的观点，有很多具体的发现因为需要突破和颠覆，就因为这种思路而缺少“临门一脚”，与重大发现擦肩而过。因此在大航海时代直到清末民初，东西方文明相遇，我们看到的是东方文化中对于自然问题的探讨被西方文化迅速地覆盖和替代，以致于几乎所有的自然学科都是以希腊以来的西方研究作为主流，东方文化的讨论只是作为点缀出现。
这种反差，由于我们对于哲学的忽视而继续不被重视。应试教育，背诵式的学习仍然是我们学校教育的主流方式，探究和质疑的学习方式还没有被推广开来，素质教育名存而实亡，真正的学术传统尚未确立。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会有不少一流学者出现（尤其是留学人员如此之众多），但要在本土教育中出现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划时代的巨人，恐怕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