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世界历史进展迅猛。到了17—18世纪，世界历史继承前一时期的巨大转折和变化，向着更为深广的方向发展。在欧洲和北美，封建主义、殖民主义的基础受到冲击，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来临，世界历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但是，与欧美不同的是，同一时期的中国封建势力却空前加强，社会经济开始逐渐走向衰落。在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时候，明清时期的中国却逐步落后于西欧各国。
一、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的近代化发展
（一）区域经济的发展。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的发展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特点。中国地域辽阔，南北东西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发展背景各不相同。明清时期各区域的发展轨迹与特点也有较大的差异，从而形成几个颇具特色的经济区。
1、高效农业与丝、棉纺织业并重的江南经济。以太湖平原为中心的江南，自唐宋以来一直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明清时期江南的发展主要是合理利用现有农业资源，进一步提高生产的集约化程度。高投入高产出的农业经营方式是江南经济的特色之一；农副产品加工业，特别是丝、棉纺织业的发达是江南经济的又一特色；市场发育起步较早，以农副产品加工、集散为主的市镇密布；城镇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比例较高，其都市化程度远远走在全国前列。
2、以外贸为导向迅速崛起的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开发大体始于宋代，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到清代中叶已跃居全国先进之列。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市场机制的初步形成，经商人口急剧增长，一个以外贸为导向，以转口贸易为中心的经济格局正在逐渐形成。
3、华北平原区。华北平原的冀鲁豫三省地处黄河下游，是中国历史上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12-14世纪的数百年间，这一地区屡经战乱兵燹，经济发展受到破坏，经济地位逆转。进入明代，政府的移民屯垦等项政策使华北平原经济重新崛起，清代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明清时期华北平原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种植结构的调整、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兴起和农村集市网的形成。
4、长江中上游地区—全国最大的商品粮输出区。长江中上游地区以江西开发最早，从元末起江西开始向湖广移民。两湖地区的开发正是随着江西移民的大量涌入开始的，明代中叶形成第一次高潮，清代前期为第二次高潮，并进一步推进到四川盆地。“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大规模的移民与开发过程相伴随；到清代前期已形成“江浙粮米历来仰给湖广，湖广又仰给于四川”的粮食供求格局。长江中上游地区作为全国最重要的商品粮输出区的确立，不仅提高了其自身的地位，对于江南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清代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时期，清王朝建立之后对边疆地区进行了大力开发和治理。其中，经济效益较著者当属东北平原和台湾。经过近二百年的移民开发，到清代中叶东北和台湾的农业经济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成为新的粮食生产基地；农产品加工业、商业等也有了初步发展，从而为以后更大规模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
（二）商品流通的发展。从明代到清代，全国商品流通的范围和规模均有大幅度的增长，流通格局也有很大的变化。商品流通的发展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中又一显著特点。
1、流通范围的扩大。明代长时期禁海，长江航运也不甚发达，南北贸易以运河为主干，东西贸易主要局限于长江中下游。清代随着海禁的开放，华北平原、长江中上游诸省的经济发展，以及东北与台湾等新区的开发，沿海、沿江贸易都有大规模的发展。据《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估计，清代前期我国内河航运里程已达5万公里以上，沿海航线1万公里，基本已达到近代的规模[2]。另一方面，随着清代国家版图的扩大和边贸的发展，新疆、蒙古与内地的贸易也有大规模的发展，山西商人开辟的从蒙古草原直抵俄罗斯的北疆陆路贸易线亦达万里之遥。
2、流通规模的扩大。清代，全国商品流通的品种和数量都较明代有大幅度的增长。首先，粮食流通的增长十分显著，运河、长江中流通的商品粮数量都从明代的数百万石增至上千万石，沿海的流通量更是大幅度增长；其次，随着棉花、烟草等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花生、蕃薯的引种和推广，它们都成为清代流通中的大宗商品；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呢绒制品、钟表、眼镜等洋货的输入也大为增加；而豆饼、麻饼、芦苇、荆条、桑皮、香屑等低值商品成为长距离流通中的大宗商品，也是明代所罕见的。
税收额的增长可从另一个方面反映流通规模的扩大。康熙年间全国关税总额为120万两，乾嘉年间已增至四五百万两，120余年翻了两番；关税在全国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也从康熙雍正年间不足4%上升到12%左右。清代前期全国各主要税关的税则未见重大变更，税率也未见有大幅度的提高，故税收额的增加主要是商品流通量增长的结果[3]。
3、流通布局的变化。从明代到清代，全国商品流通最重要的发展应是宏观布局的变化。即：从运河流通为主转向以沿海、长江流通为主。明代禁海，南北物资交流主要依赖京杭大运河；清代随着海禁的开放和长江中上游各省的经济发展，沿海、长江航运逐渐取代运河成为全国最主要的流通干线。流通格局的这一变化既是全国性经济布局变化的一个重要表征和组成部分，也代表着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流通布局的这一变化，在钞关设置和税收方面均有所反映。明代禁海，京杭大运河是全国商品流通的主干，全国八大钞关有七个设在运河沿线，从北至南依次为：崇文门（北京）、河西务（清代移至天津）、临清、淮安、扬州、浒墅（苏州城北）、北新（杭州），这七关商税占八大钞关税收总额的90%左右。清初运河七关全部保留下来，其后随着沿海、沿江贸易的发展，清政府陆续增设了一批税关，沿海税关如江海（上海）、浙海（宁波）、闽海（厦门）、粤海（广州）四海关，此外天津关、山海关等也逐渐成为北方沿海的重要税关；长江税关如夔关、武昌关、九江关、芜湖关、龙江西新关（南京）等。
（三）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这一城乡市场网络体系，可分为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城镇和农村集市三大层级[4]。
明清时期中国经济中最具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发展，应是向市场经济的转化[5]。具体而言，就是政府对经济直接干预的逐渐减弱，和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不断加强。这与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一书中所阐述的，从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这一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政府对经济直接干预的减弱，与生产直接相关的是从明代中叶开始的一系列赋役制度的变革：力役折银和匠班制的废除，以及最终的摊丁入地，使农民逐渐摆脱了官府的人身控制；赋税折银则使农业生产与田赋脱钩，有利于小农的自主经营。这一赋役制度的变革为各家各户各地区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解除了枷锁，提供了广泛的可能。
到清代中叶，在全国范围内已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城、乡市场网络体系。沿海、沿江贸易的发展逐渐取代运河成为最重要的流通干线，在沿海和长江沿线一批重要的流通枢纽城市相继崛起，这些港口城市大多成为鸦片战争后最早的一批通商口岸；而在广大农村，最迟在乾隆、道光年间，一个具有相当密度的集市网已经形成，这一基层集市网与处于流通干线上的商业城、镇相联系，沟通城乡市场，使商品流通几乎可覆盖全国的每一个州县，甚至每一个村落，从而将自然条件、发展程度各异的各经济区域联结成为一个整体，使地区之间分工互补，调整经济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成为可能。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经济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重大突破的条件下，仍然保持着内在的动力与活力，主要就是市场机制在起作用。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正是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也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近代市场体系的形成并非始于开埠之后，至少从明代中叶已经起步，清代中叶已具有相当的规模。19世纪中叶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之后，并不是建立了一个新的市场体系，而是利用和部分地改造了中国原有的市场体系来为之服务。鸦片战争后侵略者选择的通商口岸，几乎全部都是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前期发展起来的商业城市。在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依据不平等条约开设的主要通商口岸有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潮州、天津、牛庄、镇江、汉口、九江和烟台等。这十几个口岸在开埠之前商业均已相当的发展，它们或者是国家级的税关所在地，或者是地区性的商业中心。
虽然明清时期商品经济也发展繁荣，但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近代化的水平较低。科学技术没有在生产领域里发展起来，商品经济没有向着生产社会化的方向发展。
二、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的内向化发展
西方资本主义从16世纪起即开始了其全球化的历程。16世纪上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轫阶段。这一时期正值中国的时清时代，与资本主义经济的世界扩张不同，中国经济出现了内向化演进的趋势。正是这两种不同的运动态势，导致了中外经济迥然不同的结果。明中叶至清中叶中国经济向内向化演进，扩大了中西差距。
（一）中国内向化演进倾向形成有两个历史渊源。一个是周边民族对中原社会的冲击。这种内向化发展的模式是经过历史的多次动荡演化而来的。翻开历史可以看到，在中国的周边历代有不少游牧民族或侵扰边疆或入主中原。秦汉有匈奴侵掠北方；魏晋南北朝有羯、鲜卑、巴、羌、氐等少数民族流迁内地；两宋有辽金割据北国；元朝有蒙军纵横江南。这些周边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其力量与文明的分离；他们虽有强大的武力，但其文明发展均落后于中原汉族。这些周边游牧民族侵入中原后又为中原文化所征服和改造，但他们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往往使中原经济遭到破坏，甚至导致社会倒退。中原的封建统治者和社会民众都对周边其他民族抱有既鄙视又恐惧的认知定势。另一个是华夏中心论的文化价值观和世界观。“汉官威仪，万邦来朝”渐成为一种传统；社会的价值取向一旦凝结成文化是很难改变的。明清时期这种华夏中心论进一步泛化。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华，在觐见清帝时拒绝向乾隆帝三跪九叩，其不辞万里来华的使命归于失败。一个自喻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一个向为天下唯一文明的国度。这两者也许会相待如仪，但不可能诚心交往。清朝的统治者不仅拒绝开放外贸，而且抵制一切外来影响。外使苦心挑选的代表西方科技的礼品，在清廷主人看来仅是奇异的宫廷新玩物。
（二）中国明清时期政府对内抑商、对外抑制贸易的政策。商品流通的扩大有利于市场的扩大和生产的扩大，但它的政治、社会价值在统治集团和社会精英士大夫阶层看来却是负面的。14-18世纪中国进出口的长期顺差，白银大量流入，货币商品关系发展，封建伦理日益消蚀，“礼崩乐坏”，“世风日下”动摇和侵蛀着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统治秩序。这一点明清社会与中世纪后期的西欧诸国的情况很不一样。欧洲君主的敛财政策和雇佣军制度使工商业发展的经济价值与其政治价值趋于一致。这是这一时期中西方统治者对商品经济不同态度的根本原因。如果说国内商业还有必不可少的社会需要，那么对海外贸易的态度则更能反映中国统治者的取向。游牧民族侵入中原简单的商品经济、有限的市场经济始终不能引起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变革。对海外市场的限制和漠视，使明清时期在封建社会内部骚动不安的商品经济得不到一个新的市场发展空间。在封建社会后期，其内部孕育的市场关系非常需要一个宽松的市场空间予以扩展，变革中的生产关系需要新的市场需求来拉动，而海外贸易是一个最适合最有潜力的市场空间。希克斯说：“最容易发展成为必不可少的重要东西（即社会价值）的是对外贸易。但如果对外贸易要赢得这种重要地位，它所提供的机会必须大于国内的机会。”[6]对东南沿海地区来讲，海外贸易提供的市场机会必然将大于内地贸易。传统中国的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中，丝织业的发展程度比棉纺织业要高，这与中国丝织业出口海外有关。而大宗运输，海上航运的成本可能低于内陆跋涉。市场的扩大引起生产的扩大和生产方式的进化，生产方式的进化引起生产社会化的变革和生产资源市场化配置的转变。积极的海外贸易极有可能使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如15-16世纪地中海和大西洋西岸的沿海城市一样发展起地区性的市场经济。与16-18世纪西方资本主义扩张发展相反，中国明清封建政府的对内抑商、对外抑制贸易的政策使这一时期有限的商品经济始终无力催发新的经济变革—生产的社会化发展。
（三）人口与资源关系失衡，内向化模式导致大规模的社会经济破坏。明清农业的精耕细作，商品流量扩大，商路增辟，手工业的发展都是在人口压力下的一种经济增长，是生产力水平基本依旧状况下的一种外延式增长。这种增长的空间是十分有限的。当人口增长与资源增长、生产力发展不协调而严重失衡时，社会危机就到来了。明清时期随着人口规模越来越大，人口与资源关系紧张，社会矛盾日趋突出。内向化演进的模式一方面使农民起义、农民造反发生的频率增加，另一方面农民战争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周期性的王朝变更对工农业生产的破坏也越来越大。明末的李自成起义、清中期的川楚白莲教起义、后期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其参加的人数、战争涉及的地区都是空前的，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也是空前的。一方面，明清时期中国社会，除了周边民族的骚扰外，又增加了海外异族的威胁。明朝先是有海商与倭寇混杂侵袭东南沿海，后是葡萄牙、荷兰人来犯。倭寇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危害尤为严重。明中叶政府一方面进行军事围剿，另一方面下令海禁。清初，满清统治者为镇压东南沿海地区的反清势力，割断沿海人民与台湾郑成功的联系，厉行海禁。17-18世纪西方商人特别是英商与华贸易频率增加，使臣也多次叩门。清廷对那些“恃强桀骜”的欧洲人心存戒意。清前期、中期长期实行的行商制度一方面限制外商，另一方面切断了外人与中国民间直接交往。另一方面随着人口大幅度增加，资源与人口的矛盾日益突出，社会控制变得十分脆弱，难以承受新的外来冲击，统治者的对外政策越来越倾向保守。同时为了稳定农业，保证人口繁衍增长后的粮食供给，消弭大规模流民、乱民出现引起的社会动荡，进一步推行“抑商”政策，以遏制商业对“农本”的侵蚀。
（四）中国明清政府对西方工业革命成果的轻视与阻隔。16世纪上叶经济全球化发轫，意味着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的形式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不再如中世纪式依靠孤立的时间渐进积累的方式进行。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互动、与世界市场联系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社会进化的“空间”不仅是时间，经济活动空间的扩大、资源配置范围的扩大成为经济发展的“名副其实的空间”。16世纪上半叶至18世纪下半叶全球化发轫时期，中西方的生产水平的差距并不如后来大，国力强弱也不悬殊。世界市场还在发育之中，西方国家还没有垄断世界市场，其竞争优势还未完全形成。这300年间如果中国能积极地参与世界市场和国际经济互动，那么在西方经济的第一轮发展中，中国也有可能利用资源优势、人力优势和后发优势，与西方分庭抗礼，在世界市场的发展中占据一席之地。而明清时期经济的内向化发展使中国在全球化发轫时失去了吸收西方工业革命成果，追赶发达国家的有利时机。17世纪西方近代科学诞生，17-18世纪，欧洲已有不少先进的生产机械。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英国等欧美国家纷纷进行了生产技术革命，创造出了许多具有新动力的生产机械、生产设备，生产率大大提高。这200年间俄国、德国等国家在千方百计地学习和引进英国的先进设备和技术。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世界历史的自然现象，落后国家积极主动地与先进国家交往、向其学习是追赶先进的最有效的方法。而中国，由于闭关自守，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丝毫没有引起清廷的重视，西方的先进科技扩散被愚蠢地阻隔于中国大地之外，失去了缩小中西差距、追赶发达国家的有利时机。煌煌的乾隆盛世正是中国落伍于世界最后的转折点。这一机会一去不复返了。与物理现象越近看得越清楚不同，历史运动越远越清晰。我们今天回眸明清历史，清楚地看到了这段历史走向的巨大偏差，它严重地延宕、蹇慢了中国生产力的更新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发轫，错过了中国融入世界的一段绝佳的时期。
从中国历史发展以朝代为单位的短时段的周期性循环和跨越数个朝代的长时间的周期性历史变迁来看，明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心态的“内卷化”，清中叶后的人口剧增，形成中国人文和经济地理环境总体恶化态势，再加上中国未能及时大规模参与当时正形成的全球性生产与贸易体系的经济活动，终酿成19世纪末叶的贫弱落后状况。中国经济地位的变化引起了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地位的变化，也因此引起西方对中国的掠夺战争
结束语
14世纪中叶的元末农民战争和国内兼并战争使中国的社会经济遭受了巨大破坏，经过明初的休养生息，明清经济沿着中国封建经济的“轨迹”惯性发展，并一度出现了明万历年间和清乾隆年间的盛世奢华景象。发展形式以渐进积累，数量缓慢增长为主，发展方向以内敛形式为主。政府和社会不注重甚至限制、拒绝向外开放，对外经济关系在整个社会经济运作中不占重要地位，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张采取退守防御的政策。对内抑制市场关系的发展，漠视甚至反对经济创新，生产力发展以内部自然积累的形式缓慢变动，国内外市场难以扩大，资源配置呆滞，生产社会化进程难以起步，市场经济萌芽生长困难。一系列因素导致中国社会经济地位的转变。当资本主义走向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经济也走向了近代化，但更多的是向内向化发展。
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主要是近代化和内向化两方面的发展，一方面中国经济的近代化发展促进我们国家的进步，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内向化发展又使我国走向落后，扩大了中西差距。通过明清经济的这两方面的发展的论述，说明经济近代化是中国经济总的发展趋势，但在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主线是内向化，这也是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的主要方面，同时也是中国落后于世界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在明清时期的发展是走向世界并落后于世界。我们通过对明清时期经济的这两方面发展状况分析，可以了解中国这个时期经济变化的原因，从中找出从明清之后中国封建经济逐渐衰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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