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来看，唐传奇与宋元话本之间存在的差异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作家队伍
唐传奇是文人创作。
《枕中记》的作者沈既济，《柳氏传》的作者许尧佐，
《南柯太守传》、《谢小娥传》的作者李公佐，《李娃传》的作者白行简，
《唐国史补》的作者李肇，……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进士出身，位居高官;《莺莺传》的作者元填、《玄怪录》的作者牛僧孺更是官至宰相。而宋元话本的编写者和说唱者，多是卖艺人、落第书生。
《东京梦华录》、《梦粱录》、
《武林旧事》均有记载，如宋代说书艺人张山人、张本、酒李郎、故衣毛二、枣儿徐荣、张黑踢……从这些姓名即知，他们的身份应是下层市民。宋元时代编写话本的一般是“书会”中的才人，科举失意的文人、低级官吏(如王伯成、沈和甫)、医生(如萧德祥)、商人(如施惠)等。贵族文人周旋于上流社会，追求高雅、新奇，说书艺人、没落文人生活于市民之间，讲求通俗。唐传奇与宋元话本作家队伍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对于婚姻、门第、女性等问题的看法必然出现分歧。
2.内容上看
唐传奇描写士子风流故事的篇幅很多，以男子为中心，玩弄女性的现象很普遍。《莺莺传》中张生抛弃善良的莺莺，还被时人赞许为“善补过者。”宋元以来，女性地位提高，出现了追求个性自由、平等的呼声，表现在两性交往中，男子较为软弱，如许宣、郑元和、
《碾玉观音》中的崔宁等处处被动，相反，女性大胆、泼辣，为了爱情幸福，置生死于不顾，甚至死而复生，如步飞烟、崔护所遇少女、玻秀秀、周胜仙等无不如此，她们身上折射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唐人重门第，以门当户对作为婚姻的基础，宋元之际门第观念有所减弱，开始注重青年男女的相知相悦之情。一言以蔽之，如果说唐传奇是贵族文学，宋元话本就是典型的市民小说。
3.作品的创作背景
唐代政治清明，朝廷任用贤能，忠臣敢于进谏，政治氛围轻松、自由。唐传奇中也隐约可见这一点，《异闻录•韦安道》以“天后”
武则天作为嘲笑对象;
《周秦行纪》托言牛僧孺所作，书中说德宗是“沈婆儿”，有人就此告发，“文宗览之，笑曰:‘此必假名……’事遂寝”0开明的政治风气，使传奇作者可以本着“好奇”的目的，随意发挥，毫无顾忌。宋元时代尤其是南宋至元代就不一样了。政治控制愈趋严格，文字狱时有发生。清赵翼
《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六《秦桧文字之祸》条:“桧又疏禁野史，许人首告，并禁民间结集经社”等。秦桧为了达到与金人议和的目的，排斥主战派
岳飞、韩世忠等人，甚至祸及那些讲唱岳、韩事迹的说话艺人。元代也加强对通俗文艺的管制。
《元史》称:“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 《元典章》卷五十七:“农民、市民、良家子弟，若有不务正当，学习散乐般说词话人等，并行禁约。’。〕这些律令对话本创作有一定的影响。宋元话本提到帝王，言必称“圣明”、“英明之主”，不再出现唐代《韦安道》、《周秦行纪》那些“大胆犯上”的小说。《赵伯异茶肆遇仁宗》，赵伯哥满腹才学，因一字之差被仁宗批落试卷，不敢有怨言，还口口声声“今上至明。”结合明代背景来看，这些描写不为无因。
明代工商业发展很快，嘉靖以后，书坊大量涌现，刻书业十分发达，拟话本创作出现兴旺发达的景象，这些拟话本多取材于现实生活，不过亦有不少从唐传奇中汲取养料的。据初步统计，根据唐传奇改编的明拟话本共有40篇，其中
《古今小说》5篇，《警世通言))3篇，《醒世恒言》10篇，
《初刻拍案惊奇》14篇，《二刻拍案惊奇))) 2篇，《石点头))2篇，《西湖二集))3篇，《醉醒石)))1篇
下面我们从两个方面阐述唐传奇在明拟话本中的演变特征。
1.现实性的加强。
唐传奇多为“鬼物假托”之作，宋元时代描写神怪的作品也不少。现存的有关12篇宋元话本，神怪小说就占了7篇，可见比例之大。明人小说多写时事，冯梦龙“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可谓钦异拔新，洞心城目。’，:9」《二刻拍案惊奇》“其所裙披，大都真切可据。’，仁’“」明拟话本取材现实，反映的生活面是相当广泛的，考场上的丑恶，官场的黑暗，政治的腐败，世风的江河日下都有所揭示。
揭露科举考试的文章，文学史上屡见不鲜。明拟话本《李滴仙醉草吓蛮书》、《华阴道三拆仙书》、
《西湖二集》卷二十《巧技佐夫成名》等都是这方面比较成功的作品。《华阴道独逢慢异客》入话指出:“话说人生只有科第一事，最是黑暗，没有甚定准的。……就如唐时以诗取士，那李、杜、王、孟不是万世雄尊的诗祖?却是李杜俱不得成进士，孟浩然连官多没有，止有王摩诸一人有科举，又还亏得岐王帮衬，……及至诗不成诗，而今世上不传一首的，当时登第的元不少。看官，你道有么清头在那里?”虽说唐朝，矛头却直指现实。明代中晚期，吏治腐败，《裴晋公义还原配》中，“四方郡牧，往往访觅歌儿舞女，献于相府，……这班阿诀馅媚的，要博相国欢喜，自然重价购求”，讥讽官员的逢迎拍马。《马神仙骑龙升天》指出衙门中人“只要得了‘孔方兄’，他便无所不为……还有积年书吏，真是老奸巨滑，还要把官府置之掌握之中……所以在衙门中人忠直的少，欺诈者多。”刻划官吏的见钱眼开，阴险狠毒，可谓入木三分。至于《钱多处白丁横带》中郭七郎拿钱买个刺史，则是明朝中晚期卖官弩爵现实的缩影。
2.传统礼教的复归。
经历元末动乱以后，明初统治者在思想、文化方面加强了统治。永乐年间颁布的“国初榜文”指出:“但有裹读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乙，‘」这虽然针对戏曲而言，对于话本也不例外。同时统治A励通俗文艺宣扬封建教化。在这种高压政策下，通俗文学作家自觉不自觉地以维护“风化”，劝善惩恶为己任。拟话本也不例外，“宋市人小说，虽亦间参训喻，然主意则在述市井间事，用以娱心;及明人拟作末流，乃浩诫连篇，喧而夺主，且多艳称荣遇，回护士人，故形式仅存而精神与宋迥异矣。跟唐传奇比起来，在明人小说中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种传统礼教的复归意识。
仁、义属于儒家仁义礼智信“五常”范畴，《裴晋公义还原配》、《葛令公生遣弄珠儿》就歌颂裴度、葛周的仁义。《吴保安弃家赎友》塑造了感人的“义士”形象。从唐传奇《广异记•勤自励》的改编，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唐明两朝小说的变异。唐传奇中勤自励杀虎夺妻，明人冯梦龙《大树坡义虎送亲》中老虎通晓人性，因为勤自励曾经救过它，所以义虎报恩，这处变动，说明明人对于“仁义”的重视。宣扬孝道、提倡贞节也是拟话本所遵循的主旨。《大树坡义虎送亲》中林潮音说:“一女不吃两家茶。勤郎在，奴是他家妻;勤郎死，奴也是他家妇，岂可以生死二心!，’({独孤生归途闹梦》中的白长吉逼妹改嫁，“娟娟小姐是个贞烈之女，截发自誓，不肯改节。”明代小说注重小说的社会功能、教育作用，这与唐传奇“作意好奇”、“鬼物假托”的作用手法是不同的。
以上我们主要从内容上着眼，对唐传奇与话本小说作了比较研究。由唐传奇至话本，完成了一次由文言小说到白话小说的飞跃，两者之间在艺术形式、艺术风格上也存在很多差异，对此我们加以简要论述。
首先，在体制上，宋赵彦卫《云麓漫钞》评说唐传奇:“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这些情节新奇、曲折，诗赞、议论兼备的文体，对话本也有很大的影响。话本的体制也是这样的，在情节叙述中间，穿插诗词，兼发议论。不过唐传奇中出现的诗词唱和，多是作者卖弄诗才，对于小说情节发展没有多少作用，议论多在文章结尾，阐明主旨;话本小说一般由题目、篇首、入话、头回、正话、篇尾几部分构成，作者有意识地利用诗词来描写人物、环境，为人物性格的演进、情节的发展作必要的铺垫;议论也带有较多的劝诫色彩，宣扬因果报应，讥讽世态炎凉，以达到劝善惩恶的教育作用。
其次，在语言风格上，“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唐传奇出于“文人之笔”，语言含蓄、凝炼，而话本则是说话艺人的创作，多采用市民语言，通俗易懂，并且善于利用性格化的语言来描摹人物。《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许宣因受白娘子拖累，被发配到苏州，白娘子跟踪而至，王主人劝白娘子嫁给许宣，“白娘子随口便道:‘羞杀人，终不成奴家没人要?只为分别是非而来’，”通过白娘子言与行的矛盾，刻划她的机智、善辩、多情的性格。
再次，在情节结构方面，金圣叹评点《
水浒传》第三十六回“夜闹碍阳江”写
宋江得阳江遇险时说:“此篇节节生奇，层层追险。节节生奇，奇不尽不止;层层追险，险不绝必追。”这里说明小说情节要新奇、曲折，才能给读者更多的美感享受。唐传奇十分注重情节的传奇性、虚构性，它以“作意好奇”而著称，欧阳绘、屈突仲任、杜子春、勤自励、薛伟、韦固、许真君等唐传奇中的主人公或遇妖怪，或变成蚂蚁、鲤鱼，或者显示灵异，情节新奇、独特。相比之下，话本小说在注重情节传奇性的基础上，也强调情节的现实性即情节必须符合生活自身的逻辑，它将情节的传奇性与现实性有机地融为一体。因此话本小说不仅情节摇曳多姿，而且对于现实有更多的反映。
最后，我们谈谈艺术形象的塑造。作为文言小说的唐传奇塑造人物，更多接受史家笔法.用
笔简括，人物原型多拘泥于史实记载，以致小说中的人物多为粗线条式，性格不够鲜明、集中。相反，话本小说则饱蘸笔墨，运用白描、细节描写、心理刻划等多种艺术手法，塑造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以白蛇形象的演变为例，《博异志•李黄》中的白蛇有着美丽的容貌，“绰约有绝代之色”，却有一颗害人之心，是个似人似妖的怪物，性格不够典型。话本《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为了达到人物性格的完整、统一，摒除白蛇害人之心，精心刻划了一个勇于追求个性自由、善良而泼辣的市民女性形象。话本小说塑造了不少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且人物性格描写趋于集中、统一，这些都是唐传奇难与之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