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代中西交通畅通以来，敦煌以其东可达中原的长安，西经帕米尔高原至中亚，直至地中海沿岸的地理位置，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汉武帝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旨在联合大月氏抗击匈奴。丝绸之路的形成，使得汉夷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敦煌"一词最早见于张骞的报告《史记 大宛列传》中，汉应劭解洞此则释敦煌为："敦"，大也；"煌"，盛也。这反映了敦煌地区的繁荣景象。关键的地理位置使其最早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
据研究表明，敦煌不仅是中外商人的聚集地，还是多个王朝和西域39国使节的驿站。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银币、宝石、香料、典籍等多为西方舶来品，显示出西方文化已逐渐渗透到中原文化中。
除了使节和商人，东来传教的僧人和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侣也络绎不绝。莫高窟第332窟发现的唐代《李克让修莫高窟佛碑》记载了莫高窟建窟的缘由：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尊，"尝杖锡林野，行止此（沙鸣）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乐尊和尚被此情此景感动，留在莫高窟修建了第一个洞窟。这是莫高窟最早建窟的历史，后来东来西去的僧人见乐尊和尚建造的洞窟，感受到了神意，故又在附近相继凿窟。因此，莫高窟不仅最先接收外来思想，也是外来宗教传入中国的最初落脚点。
唐代经济繁盛，社会和谐，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莫高窟已成为前往西域的必经之地。唐代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极盛时期。据《法苑珠林》记载，当时有寺庙1985所，僧侣236399余人；造像110430躯；译经82部。可见佛教在唐代已经盛极一时。在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中提到“西出阳关无故人”，之所以出了阳关就没有故人，因为往南出莫高窟是石山，环境恶劣，少有人烟，所以送行辞行的人往往都是走到莫高窟就不再前行。外出的人定要托神灵保佑一路平安，事事如意，大多都会给神酬某物作为许愿。待到返乡的时候，小有成就的人就会献上抄写的经书或者在敦煌开凿一些小洞，而那种功成名就的大如意者便会造大洞，以还神愿。敦煌在当时是中外陆路交通必经之地，外出经商的人非常多，当然发洋财春风得意的人不少，这也是唐朝敦煌石室发展盛极一时的原因。由此可知，扩建敦煌石窟的除了僧人、使节之外，都是一些商人，为自己祈福还愿捐善款修建的。迄今，我们还能从莫高窟石壁上看到浩浩荡荡的西域商队。可见，当时经济上的往来促进了文化上的飞速发展。
敦煌壁画中最著名的飞天形象，是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典型。飞天最早出自公元前2世纪的古印度的雕刻和壁画中。随着佛教的东传，这一形象经过沿路各国各地域的发展，才最终在敦煌安家落户。而在中国，“飞天”一词最早出现在《洛阳伽蓝记》。书卷二《城东》记载：“石桥南道又景兴尼寺，亦阉官等所共立也。有金像辇，去地三尺，施宝盖，四面垂金铃七宝珠，飞天伎乐，望之云表”。飞天伎乐的具体形象到底是什么样，目前已无法看到，但是在古代中国“飞仙”似有两个系统，一是中国本土的，指羽人，是神仙家思想的产物。其二是印度传来的天人。从莫高窟石壁上可知，这种天人不再是纯粹的羽人形象而是羽人和飞天结合的产物。由此可知，这一形象也是传入中国后和中国本土文化交相融合，既适应了中国当时社会需要，又反映了中印之间的文化往来。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外来文化经过地域的吸收发展从而形成了新的产物。由此可见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兼收并蓄，既大胆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又在此基础上作出改变，突破传统，推陈出新，从而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化产物。
来源：客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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