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6-07-15
京派是30年代前后新文学中心南移上海后继续留在北京活动的一个自由主义作家群的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主要成员有、废名、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
称之为"京派"，是因为其作者在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其作品较多在京津刊物上发表，其艺术风格在本质上较为一致。主要刊物有《文学杂志》、《文学季刊》、《大公报·文艺》。
京派特点是基本风貌、特征：赞颂纯朴、原始的人性美、人情美；扬抒情写意小说的长处，熔写实、记“梦”、象征于一炉；平和、淡远、隽永的风格；简约、古朴、活泼、明净的语言。
发展历程：
1.辨正歧出的“京派”观念
在中国文学史上，京派是一个非常复杂难辨的文学现象。人们对它究竟何时何地以何面目存在的认识，存在很多分歧。在不同研究者和当事人那里，京派的能指和所指常常滑动不定，有的甚至否认京派的流派特征。现代学界也也远未能达成一致。许道明甚至把左翼精神盟主鲁迅也归为京派，他说：“对于鲁迅，从他的经历、教养、情感、趣味、作风中相当部分倒是同‘京派’连在一起的，说他曾是一个京派人，也不是没有根据的。”般被认为京派标准成员的萧乾，在王嘉良看来不但不是“京派作家”，倒属于“人生派”作这种关于京派流派存在与否及其流派性质的认识分歧，其实是现代文学史中各家各派对京派各持己说的延伸。
首先，在京海论证的海派当事人中他们多否定京派存在的事实。如朱光潜在事过境迁后回忆说：“京派大半是文艺界的旧知识分子，海派主要指左联。”他自己是“博得了所谓‘京派文人’的称呼”。萧乾也说京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来研究，“本身就不很科学”。沈从文则更严重的模糊了流派界线、取消了文学流派的应有之义，给人一种京派无派、京派没边的印象。而且他根本就没提“京派”一词，只提“京样”“北方文学者”等指代不确的词。其次，超然于京派海派之外者则和同京海为一家。
曹聚仁曾利用沈从文《论海派》一文中所诠释的海派内涵，进行过一番京海“无以异”的论证，作后索性把两者等同起来模糊京派与海派的界线。与曹聚仁之于京海两派一视同“不仁”的看法近似，鲁迅也给京海各赏五十板。他由北京上海两地的地域本质发挥开来，用近乎四六韵文的笔调，侃趣十足地将京派海派漫画成官商的帮手，且各事其主。第三，在后来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和作家眼里的京派面目也阶级化了。譬如杨晦，本与京派也渊源颇深，曾在“五四”时纵火赵家楼、又是“沉钟”社的干将，但后来熟练地操起了阶级分析法，在1947《文汇报?新文艺》将“京派”“海派”利索地等量代换为“农民派”“人民派”。从解放战争到文革结束，随着共产党军事上政治上的胜利，左翼的这种思维得以迅速蔓延、强化。
如在1948年3月1日《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文艺的新方向》中刊登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和邵荃麟的《朱光潜的怯懦与反动》等文章，他们都把本来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阶级分析法简单僵化为“不革命即反革命”的思维逻辑，视京派为反动派，严重歪曲了京派的派性及其本质。这种观点曾并长期左右着人们的认识。
然而他们的言论各有立场，于客观的史实而言，都相当主观，甚至别有深曲用心。明达如朱光潜后半生也难免受主观之蔽，春秋笔法娴熟于心。他所说的“博”得了所谓“京派文人”的称号中一“博”字，委婉地暗示“京派”不过是被虚构出来的。其所用“占据”“纠集”“阵地”等战争术语的移用，则透露出其在被批斗后所认同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和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许道明曾就此评议说：“将海派直接指陈或甘于对号入座为左翼作家，算得上最为陈陈相因的怪论，它们严重混淆了视听。连晚年朱光潜为了保证某种安全感，为了表示某种思想上的转变，在他的自传中也不惜延用这种说法”。沈从文切入京海论争，是基于其自由主义文艺观的底蕴之上审美本质角度的立场。 而像杨晦、郭沫若、冯乃超、邵荃麟及晚年朱光潜等则是从阶级本质的认识基点出发形成了自己的京派观念。在诸多歧出的见解中，最深刻的还得算是鲁迅、曹聚仁。鲁迅在1934年1月30日连写了《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两篇名文。鲁迅那看似诙谐超然的文章也最让沈从文生气。沈在《关于海派》一文中不无痛惜地指摘鲁迅不过是有兴有感，说点趣话打诨。从文章表面看，确如沈所言的不过是随意兴感而已，但实质却透露出沈鲁之间更深隐的不和谐的底色。 鲁迅乃是一贯用包涵很浓的阶级眼光但比阶级眼光深广的文化眼光去批判中国文化中所充溢着的惰性、迂阔、无聊及贵族气，尤其是集中代表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的依附性。他也正是以这种文化批判的犀利眼光，看到了京海两派在深层的文化层面上的一致，并揭示了他们“帮”与“有闲”的共同本质。
从上文我们清楚的看出京派观念的歧出，乃是因为不同的人从诸如审美的、阶级的、文化的等不同的视角看待京派的结果。“京派是否存在”、“以怎样形态存在”乃是一个主观认识和客观事实相矛盾的历史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虽被多人片面提及却从没没彻底清理，尤其是正面指认京派之派这个文化群落的原生态到底是什么，过去多专注争论本身或作家、作品及其文学理论的个案研究。为此，我们有必要透过种种偏于一隅的视角，在历史的迷雾中揭示、界定、描述作为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的京派史实。
从一种文艺观发展成一种文艺思潮，需要一个过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第二个十年中，从散落、孕育于一些文化团体或个人的自由主义文艺思想汇合渐涨成一股自由主义文艺思潮的过程，恰是京派的形成过程。1928年北伐结束，中国政治、军事、文化格局迥异于“五四”时期。国共第一次合作彻底破裂，国民党在东北易帜后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发生分化重组，期间的各种文学社团流派也相应的发生了流变整合，形成了几个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新的文学流派。“京派”就是在这次分化重组中形成的。
1928年前，大大小小的文学社团、流派主要有：新青年、新潮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派、现代评论派、语丝社、鸳蝴派、甲寅派、学衡派、湖畔社、浅草社、沉钟社、未名社、莽原社、狂飙社等。1928年后有的虽继续存在，然或任其式微，或头面全改，大多数则在抉择与汇流后彼此形成了以左翼文学为主潮，民族主义——三民主义文学、自由主义文学、商业化世俗化程度高的通俗文学和以追求新技巧新感觉的现代派等共生互斥的新的紧张格局。北京在政治中心南移后更名北平，成为一个文化城，有着国立九校、部立五校、著名私立五校、公立和教会大学两校共计20多所，是一个学术研究、文化输布的中心。而上海则由于其码头城的性质及多租界的原因，成为商贾云集、西风浸染及革命蕴酿的多元混杂的场所。自由主义文学活动正是活跃在以北平为中心的北方城市，而其他的主要在上海。自由主义文人则主要是由滞留北平、天津、青岛的一些文学研究会(如朱自清、赵景深)、语丝社(如周作人、俞平伯)、现代评论派与新月社(如，梁实秋、沈从文)等部分成员组成。他们多供职于大学校园及一些文化机构，以理性的精神、自由的原则及古典的趣味对抗着他们不以为然的政治化了的左翼文学、御用的国民党党办文学、商业化了的通俗文学和充满怪力乱神的现代派。
鲁迅在1929年7月《致章廷谦(川岛)的信》中曾表达了他对这次重组的敏感：“青岛大学已开，文科主任杨振声，此君近来已联络周启明之流矣。陈源亦已往青岛大学，还有赵景深，易家钺之流云。”沈从文则以极力称誉的语气描述过当时的情形。他说：“然而在北方，在所谓死气沉沉的大城里，却慢慢生长了一群有实力有生气的作家。曹禺、芦焚、卞之琳、萧乾、林徽因、何其芳、李广田……是这个时期中陆续为人所熟习的，而熟习的不仅是姓名，却熟习他们用个谦虚态度产生的优秀作品!……提及这个扶育工作时，《大公报》对文艺副刊的理想，朱光潜、闻一多、郑振铎、叶公超、朱自清诸先生主持大学文学系的态度，巴金、章靳以主持大型刊物的态度，共同作成的贡献是不可忘的。”也由此可见重组后形成的京派，其流派特征非常明显。在后来众多的研究者当中，吴小如对重组形成的京派这一文学群落划了界，他说：“其实所谓‘京派’，其内涵与外延都很含糊笼统，大抵指以北平为中心的作家群。从时间上看，似指大革命失败的一九二七年到抗日战争爆发的一九三七年，包括抗战胜利后到全国解放前的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这是比较符合京派形成发展的历史事实。
2.钩沉锈蚀的“京派”史实
然概念上的确立却不等于现象的识辨，这个历史事实的原生风貌并不好指认。为此，我们从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的定义开始。“流派”与“思潮”，析而言之是有区别的。但文学观念、文学思想能成为一时的风气潮流，必相应伴生有具有整一性的文学运动形态和文学创作形态，催生出一定的文学流派。所以，我们概而言之的话，则不必再细分文学流派与文学思潮。那么文学流派是什么呢?一般说来，文学流派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一些文艺理论家或作家在相同或相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美学观指导下而形成的具有整一性的文学运动形态、文学理论形态和文学创作形态。其反映于具体的文学史实上，则表现为与其文学观念相应的文学作品、文学社团、报纸副刊、同人杂志、文艺沙龙、茶座、诗会及同道之间互作书序、异类之间相互攻伐，更有甚者，为了巩固其成果、广布其影响，还举行各种文艺评奖、策划丛书出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