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个回答 2013-09-25
人作为一种高级动物，能说话，会唱歌，这已经够令别的许多动物眼红的了，却还不止于此，人还要模仿别的动物鸣叫，这真让被侵权者无话可说。
比如驴，自古至今，它们自己的鸣叫，才是正版的，但真正流传于世的，却是人对它们鸣叫的模仿。据说，驴产自北非，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仅知秦以上，传记无言驴者，汉以下，则不绝于书了。有记载表明，汉代就有人对驴的鸣叫声情有独钟。《后汉书·戴良传》曰：“良字叔鸾，少诞节。母喜驴鸣，良常学之以娱乐焉。”这位戴良，堪称今天“放驴小子”于小飞的先师了。
戴良之后，有过一次对驴叫的群体性模仿，以寄托对一位逝者的哀思。
没有看到有关王粲会学驴鸣的直接记载，《世说新语》也只说他“好驴鸣”。这位王粲，便是名冠“建安七子”之首的那个王粲。公元216年王粲随曹操征讨孙吴，次年春，在返回邺城的途中病逝，时年41岁。邺城位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的漳河北岸。曹丕率众文友为他送葬，别出心裁，对王粲的文友们说：“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送之。”于是，在那个春天的日子里，在漳河北岸王粲的墓地上，响起了一阵嘹亮的驴鸣，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
阿丕的《典论论文》，开篇便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他自己做得怎样呢？阿丕是三国曹魏著名的文学家，以其文学成就而与其父曹操、其弟曹植并称为“三曹”，其七言诗《燕歌行》是非常有名的，像今天的某些明星似的耍耍大牌，谁也拿他没办法。在《典论论文》中，他对“建安七子”给予了很高和评价，并一一对他们进行了点评，王粲如何，徐干怎样，等等。应该说，他评论是准确的、公允的。他说，“君子审己度人，故能免于斯累”——摆脱“文人相轻”的精神重负，看起来他是做到了。
那时候，阿丕虽说还没登上皇帝的宝座，但在文学圈子里，身份已经很特殊了，贵为当朝丞相之子，身世显赫，又官为五官中郎将，为丞相之副，217年被立为世子。圈子里有个人死了，打发手下人送去个花圈，或者发表一个谈话，也是可以的，而他却亲去为王粲送了葬，还顺其所好，率众学了驴叫。从这件事情来看，他是很重文友之间的情谊的。
王粲墓地上那次对驴鸣的群体性模仿本身，也很耐人寻味。驴鸣，即使是古代的驴鸣，在我听来，本身也没有什么美妙之处，模仿得再像，也不会变成天籁之音；但是，阿丕他们的这一行为本身，却透露着一种美妙的东西——怪异中张扬着个性，不拘礼节中流淌的是真性情，这应该是魏晋风度的一个侧面吧。
魏晋时期，战争频仍，社会动乱，而门阀士族知识分子们的风度却很为后人称道。“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这是对魏晋名士们精神风貌的一种写照。那时候，名士们的社会生存处境极为险恶，而其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甚至狂妄，平日自由散淡，不受礼法约束，追求精神上的自由独立，多特立独行、标新立异之举。饮酒、服药、清谈之外，学驴叫是一件，还有人擅长啸，如阮籍；阮籍啸能传百步，山中还有比他能啸的人。鲁迅先生讲魏晋风度，举了刘伶的例子。这刘伶见客不穿衣服，反而对责问他的人说，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们为什么钻进我的裤子中来？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聪明如我们，谁还会干那样的傻事呢。我们早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比那些古人的生存环境好多了，比他们的思想观念先进多了。我们在一直往前走，有一阵子拒绝回望历史，如今想回望，哪里有时间。我们浮躁，我们的脚跟发飘，我们过的日子发柴，我们的视野在变薄。说一件小事：“村子”里死了个人，开个追悼会。现在这种千篇一律的悼词，听起来连农村私塾先生写的文书一半都赶不上。我们的行为方式越来越趋于相同，个性在渐渐退化。我们民族的文化特性在一天天模糊，人文精神在一点点地消失。
鲁迅先生说魏晋风度的灵魂是通脱。在森严的官阶面前，在横流的物欲面前，在耀眼的明星面前，我们还能通脱得起来吗？
偶尔地，突如其来地，不可遏止地，我会油然萌生一个强烈的愿望，洗耳倾听王粲墓地上那悠远的驴鸣。
自己整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