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个回答 2013-09-25
人作为一种高级动物,能说话,会唱歌,这已经够令别的许多动物眼红的了,却还不止于此,人还要模仿别的动物鸣叫,这真让被侵权者无话可说。
比如驴,自古至今,它们自己的鸣叫,才是正版的,但真正流传于世的,却是人对它们鸣叫的模仿。据说,驴产自北非,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仅知秦以上,传记无言驴者,汉以下,则不绝于书了。有记载表明,汉代就有人对驴的鸣叫声情有独钟。《后汉书·戴良传》曰:“良字叔鸾,少诞节。母喜驴鸣,良常学之以娱乐焉。”这位戴良,堪称今天“放驴小子”于小飞的先师了。
戴良之后,有过一次对驴叫的群体性模仿,以寄托对一位逝者的哀思。
没有看到有关王粲会学驴鸣的直接记载,《世说新语》也只说他“好驴鸣”。这位王粲,便是名冠“建安七子”之首的那个王粲。公元216年王粲随曹操征讨孙吴,次年春,在返回邺城的途中病逝,时年41岁。邺城位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的漳河北岸。曹丕率众文友为他送葬,别出心裁,对王粲的文友们说:“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送之。”于是,在那个春天的日子里,在漳河北岸王粲的墓地上,响起了一阵嘹亮的驴鸣,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
阿丕的《典论论文》,开篇便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他自己做得怎样呢?阿丕是三国曹魏著名的文学家,以其文学成就而与其父曹操、其弟曹植并称为“三曹”,其七言诗《燕歌行》是非常有名的,像今天的某些明星似的耍耍大牌,谁也拿他没办法。在《典论论文》中,他对“建安七子”给予了很高和评价,并一一对他们进行了点评,王粲如何,徐干怎样,等等。应该说,他评论是准确的、公允的。他说,“君子审己度人,故能免于斯累”——摆脱“文人相轻”的精神重负,看起来他是做到了。
那时候,阿丕虽说还没登上皇帝的宝座,但在文学圈子里,身份已经很特殊了,贵为当朝丞相之子,身世显赫,又官为五官中郎将,为丞相之副,217年被立为世子。圈子里有个人死了,打发手下人送去个花圈,或者发表一个谈话,也是可以的,而他却亲去为王粲送了葬,还顺其所好,率众学了驴叫。从这件事情来看,他是很重文友之间的情谊的。
王粲墓地上那次对驴鸣的群体性模仿本身,也很耐人寻味。驴鸣,即使是古代的驴鸣,在我听来,本身也没有什么美妙之处,模仿得再像,也不会变成天籁之音;但是,阿丕他们的这一行为本身,却透露着一种美妙的东西——怪异中张扬着个性,不拘礼节中流淌的是真性情,这应该是魏晋风度的一个侧面吧。
魏晋时期,战争频仍,社会动乱,而门阀士族知识分子们的风度却很为后人称道。“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这是对魏晋名士们精神风貌的一种写照。那时候,名士们的社会生存处境极为险恶,而其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甚至狂妄,平日自由散淡,不受礼法约束,追求精神上的自由独立,多特立独行、标新立异之举。饮酒、服药、清谈之外,学驴叫是一件,还有人擅长啸,如阮籍;阮籍啸能传百步,山中还有比他能啸的人。鲁迅先生讲魏晋风度,举了刘伶的例子。这刘伶见客不穿衣服,反而对责问他的人说,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们为什么钻进我的裤子中来?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聪明如我们,谁还会干那样的傻事呢。我们早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比那些古人的生存环境好多了,比他们的思想观念先进多了。我们在一直往前走,有一阵子拒绝回望历史,如今想回望,哪里有时间。我们浮躁,我们的脚跟发飘,我们过的日子发柴,我们的视野在变薄。说一件小事:“村子”里死了个人,开个追悼会。现在这种千篇一律的悼词,听起来连农村私塾先生写的文书一半都赶不上。我们的行为方式越来越趋于相同,个性在渐渐退化。我们民族的文化特性在一天天模糊,人文精神在一点点地消失。
鲁迅先生说魏晋风度的灵魂是通脱。在森严的官阶面前,在横流的物欲面前,在耀眼的明星面前,我们还能通脱得起来吗?
偶尔地,突如其来地,不可遏止地,我会油然萌生一个强烈的愿望,洗耳倾听王粲墓地上那悠远的驴鸣。
自己整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