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马发展为城市、建立自己的政治和文化的过程中，罗马人仿效了其邻近的埃特鲁斯坎文明。意大利现存最早的文字发现于公元前8世纪初罗马城附近的古代城市奥萨客栈大墓地。陶罐上刻画的4个希腊字母表明，刚刚建立罗马城的拉丁人在希腊人采用腓尼基字母后不久就学会使用了这种文字。罗马早期政治是王政时代，国王掌握绝对的权力。他是大立法官、军队的首领、大法官和大祭祀长，其权力仅仅受到来自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遏制。元老院就是元老议会，由不同部族首脑组成。按照宪法和传统习俗，元老院有权通过或否决国王的任命以及判定国王的立法和诉讼。公民大会由罗马的全体男性公民构成，按照亲缘关系分成30组；它授予君主行使权力，而这一点由元老院最后正式批准。
随着罗马权力和影响的增长, 财富开始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贵族是整个社会中最富有的成员，他们控制着大部分的贸易、行政管理和军队，而且只有他们才能够进入元老院或被任命和选举为官员。平民主要是小农场主、劳动者和手工艺者，他们占人口的大部分，在政府中却几乎没有发表意见的机会。
罗穆卢斯（在位统治37年）之后，传统上记载还有另外六位国王：奴玛·庞皮利乌斯（在位43年）、图卢斯·霍斯提利乌斯（在位32年）、安库斯·马蒂乌斯（在位44年）、L.塔奎尼乌斯·普里斯库斯（在位38年）、赛尔维乌斯·图里乌斯（在位44年）和L.塔奎尼乌斯·休珀博斯（在位 25年）。在王政时代，罗马极大地扩大了对周边领土的控制。建立王政的明确目的就是提供稳定和安全，而对周边领土的征服就是服务于这一目的的。罗马人似乎对领土和财富并不特别贪婪；他们的征服主要为了防范周边民族对自己安全的威胁。随着领土范围的扩大，罗马人引起了北方强大的埃特鲁斯坎人的注意。公元前6 世纪中叶，埃特鲁斯坎人攫取了罗马的政权。一时间，埃特鲁斯坎君王统治了这个城邦，这使得罗马人愤恨不平。终于因为埃特鲁斯坎国王塔尔文强奸了一个贵族的妻子卢克蕾蒂亚，罗马人在公元前509年奋起反抗，推翻了他的统治。尽管强奸卢克蕾蒂亚以及朱尼厄斯·布鲁图斯推翻塔尔文可能是演绎的故事，但塔尔文政权被推翻无疑标志着埃特鲁斯坎政权和文明的衰落。
罗马人没有再推选出一位拉丁人的君主，而是彻底摒弃了君主政治，建立了共和政体，这预示着罗马势力得到最大扩张时期的来临。罗马由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统治。执政官执掌最高权力，由推举出来的两名贵族担当，一年选举一次。他们行使最高权力，创建立法，充任大司法官和军事首脑及大祭祀长，与罗马王政时代的国王一样拥有绝对的统治权力。他们甚至像君王一样着装，穿着紫色大袍，坐在传统上君王使用的象牙宝座上。不过，他们的权力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他们只执政一年，以后供职于元老院；他们是两人执政，任何一名执政官都可以凭借简单的否决有效地阻止对方的行动或决定。这样，由于执政官没有太多的展示进取心、发挥创造性的机会，罗马政府趋于保守和谨慎。
在两名执政官之下是两名财务官员，称为度支官。随着共和国的发展，还出现被了称为普雷艾特的官员。它起初是司法官，后来成为军队长官。另外，根据财富和纳税额来划分公民等级的工作，原是执政官的职责，最终由两名被称为监察员的新官员来承担。
有效的权势全部集中在贵族手中引起了平民的愤懑。自公元前509年共和国创立到公元前1世纪在凯撒手中结束，这两个阶级之间经常发生严重的冲突，具体表现为贵族对权力攫取不放，而平民也锲而不舍地追求社会和政治的平等。当时，平民生产食物并提供劳动，使得罗马经济得以发展，他们还是罗马军队的来源。可以说，离开平民，贵族就无法生存。公元前450年颁行的第一部成文法—十二铜表法，就试图平息这两个阶级间的斗争。公元前445年，平民获得了与贵族联姻的权力；公元前367年，平民获得当选为执政官的权力，随后获得进入元老院的权力。公元前300年，平民获准参加所有等级的祭祀活动，这使得他们在宗教事务上与贵族享有同等的地位。公元前287年，平民大会的立法和决定被认定对所有罗马公民（无论是平民还是贵族）都有约束力，这是平民最后在权力和影响上取得的最大胜利。这些改革是在没有战争或流血的情况下进行的，尽管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两个阶级间的争斗，却避免了内战的发生。
古罗马的民主共和国及其帝国主义政策
2000多年前，古代罗马国家曾吞并整个地中海地区，势力范围东至两河流域，西至不列颠，南抵北非撒哈拉沙漠，北至多瑙河，地跨欧亚非三大洲，成为古代世界屈指可数的大帝国。但是，“古罗马帝国”却是近代发明的概念，罗马人并不知道“共和国”与“帝国”的区别。1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学家一般地，根据政体性质，把古罗马的历史划分为王政时期（约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509年）、共和时期（公元前509年——公元前27年）和帝国时期（公元前27年——公元476年）三个阶段。实际上，所谓“王政”、“共和”、“帝国”，都是近代西方政治学概念，古罗马人只有“国家”（respublica）的概念，而没有“帝国”（empire）概念。近代西方人喜欢把respublica一词译成“共和国”（Republic），加之古罗马人创造的政治体制往往被奉为西方民主制的源泉，因而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古代罗马国家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共和国，但这是不正确的。
因为现代的“共和制”与“君主制”相对立，而古代罗马的“共和国”并不排斥君主制。罗马的最高统治者无论是国王（Rex），或者年选的双执政官（Consul），还是皇帝（Augustus，Caesar，Imperator，Dominus），罗马国家始终是respublica。西塞罗在《论国家》（Derepublica）中道出了古罗马的“共和国”的实质。他说，“respublica是人民的财产，是许多人根据正义的协议，为了共同利益的伙伴关系而联合起来的一个共同体”，“共和国”可以是少数人统治的，也可以是多数人统治的。最优良的“共和国”是君主制、贵族制和平民制相结合的混合形式，就单一形式的政体而言，西塞罗甚至认为“君主制”最佳。可见，古罗马人心目中的“共和国”即“国家”。无论采用何种政体，唯一需要遵循的一条原则是，国家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在古代城邦社会，人民即为公民集体，公民利益高于一切。所以，罗马人没有提出“帝国”这一国体概念，即使在历史学家划定的帝国时代。
罗马人虽然没有“帝国”（empire）的概念，但是有“统治”（imperii）的概念，“帝国主义”（imperialism）一词就是由此衍生而来的。该词大约产生于19世纪30年代，1880年代开始被大量使用，适值早期资本主义殖民扩张浪潮席卷全球。从某种意义上说，古罗马人对外扩张，统治其他民族的历史现象，就是一种古代的帝国主义。
大多数古代帝国都实行君主制，但古罗马的帝国主义并非产生于君主制时期，而是产生于“共和国”时代。罗马共和时期的民主制度高度发达，执政官、元老院、公民大会三权分立，相互制衡，这种制度向来受到西方人文主义者的推崇，被视为现代议会制度的古典渊源。然而，正是罗马共和时期的“民主制度”推动了罗马国家的对外扩张政策。为什么这么说呢？
古代罗马国家创建于公元前8世纪中期，起初只是第伯河畔的一个小城邦。公元前5—4世纪，几乎每年都遭受周边部族的侵袭，这一时期罗马的对外战争基本属于防御性质。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罗马的军事力量强大起来，逐渐控制了拉丁地区，意大利半岛。公元前2世纪，进而征服整个地中海地区。到公元前1世纪，罗马已经发展成囊括地中海的大帝国。罗马军事力量勃兴的秘密何在？是什么因素激发了罗马人扩张的野心？答案需要从另一条线索寻找。
与对外战争线索并行发展的另一条线索是罗马社会内部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斗争。在共和国初期（公元前5世纪），贵族垄断行政、军事、宗教大权，把平民排斥在外，甚至禁止平民与贵族通婚。经济上，贵族强占公有土地，使平民普遍陷入沉重的债务之中。公元前496年至公元前382年，罗马平民以集体撤离的形式反抗贵族的压迫，争取平等地位，要求重分土地，废除债务奴役制，以及担任包括执政官在内各级职官。公元前3世纪初，平民运动完满结束，平民的各项要求得到满足，与贵族等级达成和解。正是在平民运动结束之后，罗马迅速走上了军事扩张的道路。罗马社会内部的民主运动与对外扩张政策有什么必然联系呢？这是因为对外战争为解决平民与贵族的矛盾提供了契机。
一方面，罗马的平民和贵族需要依靠城邦抵御外敌，维护人身自由和安全；另一方面要联合起来，对外掠夺，剥削和奴役外邦人，这是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在。以平民士兵为主要战斗力的公民兵是城邦的支柱。平民往往利用这一点，在外敌入侵的紧要关头向贵族施加压力。在战争威胁面前，贵族不得不妥协，向平民开放各级职官。减轻平民士兵的债务负担。公元前376年，甚至颁布法律，废除了债务奴役制。这就意味着罗马公民彼此不得相互奴役，但是罗马人可以通过对外征服，掠夺和奴役外邦人。内部矛盾被转向外部。
平民的土地和债务问题大部分都是靠对外掠夺解决的。以土地问题为例：公元前396年，罗马征服了北部埃特鲁利亚地区的维伊城，使罗马的公有地增加了112,000－150,000犹各。2从公元前343－264年，罗马共分配了60,000份土地，共有40,000户罗马家庭获得了份地。3清偿债务的大量资金也大多来自对外掠夺。罗马政府通过从被占领地区征收什一税，变得富裕起来，以致于能够广泛制定约束债务的立法。4
对外掠夺战争有效地减轻了城邦内部的经济压力，使平民和贵族两等级间的矛盾冲突得以缓和，并且为罗马的民主政治奠定物质基础。因为，战争带来了大量财富和奴隶。奴隶制的发展繁荣了经济，改善了自给自足的小农阶层的经济地位。而稳定的自耕农集团既是公民大会，也是公民兵的基石，既保障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也保障了公民兵的坚强战斗力。公民内部的团结和军事力量的增强进而换来更大的军事胜利，推动罗马的疆域不断扩大。这就是罗马“共和国”崛起的秘诀。“罗马共和国”全体公民的自由依赖于对外战争的胜利，罗马的民主制度和经济繁荣也依赖于对外不断地掠夺土地、财富和奴隶。
然而，“共和国”的自由、民主只是对内，而不是对外的。即便在罗马公民内部，也只有奴隶主阶层才能充分享有民主权利。罗马“共和国”需要“帝国主义”。罗马人在地中海世界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总是以“共和国”的名义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但吞并别国的借口并不总是“正义”的。
在人类历史上，民主及民主思想源远流长，可追溯到古代。民主一词源于古希腊文δη～μοs，这个词来源甚古，迈锡尼文化线形文字B有da－mo（village 村落），这与δη～μοs是同义语。而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塞》中有δη～μοs出现，但不是旧日的线文B形式，而是由新来者从希腊语用字母写成的。之后δη～μοs的含义逐渐扩大，由“地区”到“人民”，而后在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用上了“民主”或“民主政治”，即后来翻译的德谟克拉西（δημoкρáτιа），英文为democracy。一般认为，民主一词最早还是见于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历史》一书[1]。即希罗多德记公元前5世纪希波战争历史事件时始用此词。从词源学来说，古希腊文δημoкρáτιа（民主）是由δημos（人民）和κρaτοs（权利）两个词组合而成，含义为人民的权利，即由人民执掌政权共同治理国家之意。后来，西方国家文字将此直译为德谟克拉西（英文为Democ�racy），在近代作为政治术语使用时，内涵有所延伸和扩展，主要是指人民主权，与古代含义不尽一致。
在古希腊，民主是指一种国家形式即政体，按近代政治术语称之为民主政体、民主政治、民主制。而按照希罗多德及其他古典学者根据当政人数及其宗旨和方法手段划分政体类型的传统方法，可分为三种正宗政体及其相应的三种变态政体：实行一人统治的为君主制和僭主制；体现少数人统治的为贵族制和寡头制；实现多数人统治的则为民主制和极端民主制（或称暴民政治）[2]（pp．133～134）。在本文中所说的民主，乃是奴隶占有制城邦的一种政体。这种政体在把整个城邦的利益置于首位的同时，确实能够保证绝大多数公民有一定的参政权利，使其对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积极影响，确实能够使绝大多数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一定保障。
根据目前史料，古希腊城邦中，雅典民主政体的建立在时间上先于其他城邦，因此可以认为雅典是古希腊民主政体的发源地，而雅典民主政体的成因即可视为古希腊民主政体的成因。这些成因不外是：原始社会民主遗风；工商业发展及独立小生产经济的稳定；平民力量增强和贵族内部的分裂；以梭伦等为代表的个人作用等等，均为雅典民主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人类社会中的民主历史长河的源头，可追溯到人类的史前时期。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说到：“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因为它的产生非常纯粹，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和内部的暴力干涉……另一方面，因为在这里，高度发展的国家形态，民主共和国，是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的。”[3]（p．115）……尽管史学界关于原始民主因素对日后各国家尤其对雅典的影响仍有分歧，但是摩尔根《古代社会》、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都承认，雅典民主蕴涵有原始民主的遗风。在生产力不很发达的情况下，原始民主有效地平衡和协调着氏族社会内部各种利益关系和矛盾冲突。原始民主内容主要包括：氏族成员在社会生活中享有平等的权利等内容[4]（pp．44～45）。而到了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私有财产等社会因素的萌芽，原始民主在一些原始氏族中过渡到军事民主制。恩格斯曾将这种军事民主称作原始氏族制度“所能达到的最发达的制度”，“是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模范制度”[5]（p．142）。军事民主制下的人民大会、部落议事会和军事首领这三个氏族部落管理机关，也体现氏族制度的民主原则。总的来说，原始民主因素在世界各地进入国家后影响不甚相同，而对雅典的民主制的影响却是显著的，雅典民主机构及运行机制，一定程度均带有原始民主遗蕴。因此雅典民主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即原始民主的影响。
雅典民主在承继古代原始民主遗风的同时，其本身经济的发展也是促进雅典民主制产生不容忽视的重要的因素。雅典的自然条件决定其工商业的迅速崛起。经济作物种植、工艺品乃至航运业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雅典商业利益远远超出了其城邦的边界，甚至远达西西里、埃及、腓尼基等地[6]（p．43）。这些说明了雅典工商业活动的兴盛，其造就的工商业奴隶主，在雅典民主发展轨迹中发挥了不小作用。工商业的发展也为中小手工业者和小农阶层提供了更多的致富机会，开辟了更广的财源。目前史学界关于雅典究竟是商本还是农本社会仍然有分歧，但是雅典工商业以及小农经济的发展，的确为民主制产生造就了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
而推动古代雅典民主政体演变的最重要的力量，是广大自由平民的斗争。雅典相对广大的地域，众多人口，加上既能发展农业又能发展工商业、采矿业的自然条件，为中小所有者队伍即平民力量的扩大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些独立的中小所有者数量众多并且有力量，是发展民主、巩固民主不可缺少的因素。强调平民在民主政体的作用，这也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论述的重点之一[2]（pp．183～192）。平民即社会中下层群众经济状况的改善和政治力量的壮大，构成了民主派的骨干力量和基本群众。这里说的社会中下层群众，主要指活跃于公元前5世纪的、梭伦改革划定的，第三、四等级，第三等级包括中小工商业奴隶主和小农阶层，第四等级主要是无地贫民。而正是由于工商业与小农经济的发展，民主力量不断壮大，贵族势力相对削弱，从而引起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一般认为平民是民主政体的中坚力量，因而社会中下层群众力量壮大，促进了民主确立并成为雅典民主坚实的阶级基础。
原始民主遗蕴的影响、经济因素、平民力量增强，都提供了雅典民主形成的可能性。而将可能变成现实还需主观条件的配合，即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的活动。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是历史创造者，这个命题中的“人”即应包括杰出人物。尤其在雅典民主改革发展进程中，一系列杰出的民主政治家，如梭伦、厄菲尔阿特、克里斯提尼、伯利克里都是推动雅典民主改革进程的关键人物。在上述客观历史条件下，这些关键历史人物推动雅典社会，从君主制发展到贵族制，从贵族制发展到民主制，乃至民主制继续和完善。
公元前8—公元前7世纪左右，雅典贵族集体废黜早期君主制，建立贵族政体，从而阻断了早期君主集权产生。雅典的贵族政治是民主政治的前身，它是由传说中提修斯改革确立的。而改变这种贵族政制的关键则是公元前592年的梭伦改革，这场改革是一场政治革命，是平民反对贵族斗争的胜利。《剑桥古代史》认为，梭伦思想的本质是公正，这个公平、公正主要关涉到了社会事务[7]（p．391）。而平民政体的第一个品种是最严格地遵守平等原则的品种[2]（p．189）。在梭伦政体中，看来有三点最具平民性质，最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禁止借贷以人身为担保，接下来是凡愿意者皆被允许替遭受不公正对待的人伸冤，第三点，人们说最主要地是凭借了这一点民众才获得了力量———是向公审法庭申诉的制度[8]（p．302）。这种民主机制使雅典政治统治朝着民主化方向迈出了第一步，从而构建起民主体制的基本框架和稳固的社会基础。
庇西特拉图僭主时期，仍然保持了梭伦改革的势头，在公共事务上他奉行一种较之于僭政更具公民政治色彩的政策[8]（p．308）。他发展了社会经济，为民主政治的确立创造了有利条件。贵族内部分裂以及社会存在的强烈的民主改革的要求等因素影响下克里斯提尼改革出现了。这场改革的意义是划时代的，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终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民主政治最后确立。克里斯提尼加强了公民大会和五百人会议的权力，创造性的实行了贝壳放逐法，形成了群众性的监察机制以维护民主制度，以平民为主，包括部分贵族在内的人民主权已成定局。至此，雅典政治发生质变，形成了既有形式又有内容的民主体制。正是在此基础上，公元前462年，厄菲尔阿特将由氏族贵族控制的执政官委员会和由卸任执政官组成的战神山议事会降到了从属地位。全体公民有权参加的公民大会成为雅典内外政策最高决策机构[9]（p．237）。雅典民主政治确立后不久，希波战争爆发，雅典民主政治在战争中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稳步发展，走向繁荣。希波战争后，雅典商业贸易进一步扩大，工商业奴隶主势力增强。小农经济和手工业作坊生产发展，第三、第四等级的自由民力量上升，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和群众基础更加广泛了。这时期又出现一位对雅典民主政治进程有极大推动作用的历史人物———伯里克利。从公元前443年到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连任首席将军15年间，史称“伯里克利时代”。在波里克利当政期间，雅典政治、经济和文化呈现出繁盛局面。马克思说：“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里克利时代。”[10]（p．113）
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获得高度发展并臻于极盛。所有公民都获得了各级官职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且担任公职的公民开始得到货币津贴，公民都有平等权利来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据修昔底德《波罗奔尼撒战争史》记载，伯里克利曾演讲：“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11]
（p．130）普鲁塔克的《伯里克利传》也说：“没有谁像伯里克利那样，能够在严厉时做到适可而止，在温和之中不失威严，他那招人嫉妒的权力，曾被称为专制独裁，如今看来，都是政体中的中流砥柱……”[12]（p．501）因此，伯里克利以其政治远见、对民主的坚定信念、廉洁勤政的个人魅力，成为卓越民主政治家，其所完善并有所创新的民主政体至今仍为世人所称道。
雅典民主政治自梭伦改革开始，到克里斯提尼改革时确立，伯里克利时代发展到顶峰，民主进程沿着上升路线前进，其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雅典公民由于有了较多的民主权利，因而发挥了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在保卫国防、国家管理、官员监察等方面注入了新的活力，对增强国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民主政治也保护工商业奴隶主的利益，小生产者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国家经济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再加上雅典城邦民主政治，吸引了许多著名学者、艺术家来雅典，以及鼓励公民们积极参加文化活动，促使雅典乃至整个希腊文化的繁荣，哲学、文学、雕刻等成就均居当时世界前列。城邦民主制在一定程度上使个人创造能力有充分发展余地，在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充分吸收了东方古文明的遗产，加以消化，加以改造，并以跃进的速度加以提高[13]（p．153）。列宁曾把古希腊国家如雅典视为当时最先进、最文明，最开化的国家，主要也是由于它的民主政治[14]（p．50）。
这的确是有史以来最彻底的政治民主，它的影响弥漫于城邦各个角落。但我们必须明确，雅典民主政治实质是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它的民主是建立在对二三百个属邦和二十万奴隶残酷压榨和剥削之上的，它窒息或限制了社会的另一部分成员———奴隶与外邦移民，以及附属国民的自身发展能力，实际也阻塞了自身民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因此，它既是伟大文明的催化剂，也是社会奴役与不公的一种突出体现[4]（p．204）。这种局限性使得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军事形势越来越不利，雅典人也逐渐对民主政治失去了信心，城邦危机日益加深，民主政治越来越成为一付躯壳，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虽然雅典民主制不得不以马其顿亚历山大征服而告结束，但其民主思想经众多古代学者的著作遗赠给后世，如柏拉图《理想国》、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和《雅典政制》，乃至到罗马时代波里比乌斯《通史》、西塞罗《论共和国》等。这些著作流传下来，经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再到近代，对西方乃至近现代东方社会政治思想理论发展起到了重大的影响和作用。
虽然封建制及基督教统治着中世纪，但在这一千多年时间中，民主及民主思想的暗流涌动，不仅传承发展着古代民主的遗风，而且在承继古代民主遗产的基础上，建立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英国议会制和法国三级议会等制度。中世纪早期虽历经蛮族入侵，但西欧民主源流不断。日尔曼人部落民主遗风；罗马政治法律和思想中民主与共和因素以及封建契约、宪章中萌生的民主法制因素等，均体现了民主的遗韵和风采。到中世纪中晚期民主及民主思想日趋完善，英国议会及代议制发展、法国三级议会的起源与演变、马基雅维里的共和思想等等，在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的运动中均有体现和发展。甚至近代的英国两院国会制、法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议会制不能不说与中世纪英国议会制及法国三级会议，乃至古代希腊民主传统有着历史渊源的关系。
文艺复兴掀起对古代希腊民主与文化的研究热潮。雅典民主制、民主思想及相关著作大量面世，与中世纪的民主思潮一道形成一股强大的研究民主的潮流，不仅影响着当时人的思想而且对后世影响极大，至今经久不衰。
参考资料：http://www.cawhi.com/show.aspx?id=3918&cid=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