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是东汉末年汉献帝的年号,公元196—220年.这时期的政治大权完全操纵在曹操手里.所以那时的文学领袖都是曹家人物,著名的七位诗人建安七子也大多死于建安年间,故称这时期的文学为建安文学.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汉沛国谯（今亳州）人曹操组建青州兵,挟持汉献帝,统一北方,社会有了比较安定的环境.曹操父子皆有高度的文学修养,由于他们的提倡,一度衰微的文学有了新的生机.在当时建都的邺城（故址在今河北省临漳县境内）,聚集了一大批文人.诗、赋、文创作都有了新的突破.尤其是诗歌,吸收了汉乐府民歌之长,情词并茂,具有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汉末的社会现实以及文人们的思想情操.因发生在汉献帝建安时期,故后人称这一时期的文学为建安文学.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是“三曹”和“七子”,而以三曹为核心.曹操是建安文学的主将和开创者,今存其乐府诗20余首,代表作《蒿里行》描写了军阀混战时期的惨景,《短歌行》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曹丕是曹操的次子,其诗歌委婉悱恻,多以爱情、伤感为题材.两首《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七言诗.其所著《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著作.曹植是这一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流传下来的诗赋文章共有100多篇,如描绘人民痛苦生活的《泰山梁甫行》,描写爱情的《美女篇》,《洛神赋》等,曹植写《七步诗》的原委,更流传为尽人皆知的佳话.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之句,可知建安文学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在东汉末群雄并峙逐鹿中原的争夺兼并中,曹操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并吸引大批文士,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建安诗歌便是社会由分裂动荡趋向统一这一历史时期的产物.“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特征,建安文人开阔博大的胸襟、追求理想的远大抱负、积极通脱的人生态度,直抒胸臆、质朴刚健的抒情风格,形成了建安诗歌所特有的梗概多气、慷慨悲凉的风貌.为中国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风范.
正始是魏废帝曹芳的年号（240－249）,但习惯上所说的“正始文学”,还包括正始以后直到西晋立国（265）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创作.正始时期,玄学开始盛行.玄学中包涵着一种穷究事理的精神,导致了对于社会现象的富有理性的清醒态度,破除了拘执、迷信的思想方法.同时,庄子所强调的精神自由,也为玄学家所重视.当时,有主张“约名教而任自然”的一派,即崇奉发自内心的真诚的道德,而反对人为的外在的行为准则；也有主张名教与自然相统一的一派,即要求个性自由不超越和破坏社会规范.但至少“自然”这个前题是人所公认的.
然而这一时期的政治现实却极其严酷.从司马懿用政变手段诛杀曹爽而实际控制政权开始,到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续执政,十多年间,酝酿着一场朝代更替的巨变.他们大量杀戮异己分子,造成极为恐怖的政治气氛.“天下名士,少有全者”,许多著名文人死在这一场残酷的权力斗争中.另一方面,司马氏集团为了掩饰自己的行为,并为夺取政权制造舆论,又竭力提倡儒家礼法,造成严重的道德虚位现象.以清醒和理智的思维,面对恐怖和虚伪的现实,知识阶层的精神痛苦,也就显得尤其尖锐、深刻.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发生了重大变化.建安文学的昂扬的基调是对於建立不朽功业的渴望和自信.但是,也存在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个体生命能否实现其应有的价值的怀疑.阮瑀的诗已有这样的内容,曹植后期的某些作品更为突出.正式文人面对远为严酷的现实,很自然的发展了建安文学中表现“忧生之嗟”的一面,集中抒发了个人在外部力量强大压迫下的悲哀.换言之,建安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高扬奋发、积极进取的精神,在正始文学中已经基本消失了.
由于周围环境危机四伏,动辄得咎,也由于哲学思考的盛行,正始文人很少直接针对政治现状发表意见,而是避开现实,以哲学的眼光,从广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来观察事物,讨论问题.也可以说,他们把从现实生活中所得到的感受,推广为对整个人类社会生活和历史的思考.这就是正始文学呈现出浓厚的哲理色彩.
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锐的人生悲哀,构成了正始文学最基本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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