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天纵奇才,工于智谋,同时又忠心耿耿,谦恭廉洁,历代倍受人们的尊敬和歌颂。三国以降,人们创作了大量歌咏他的诗歌,或歌颂他的高风亮节,或艳羡他的得遇明主,当然,也有作品慨叹他壮志未酬。在众多的诗人中间,杜甫和陆游关于诸葛亮的诗最多,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两位异代大诗人咏诸葛亮的诗各自有怎样的特点。
在杜甫诗中,专咏诸葛亮的诗有五首,事涉诸葛亮的诗有十五首。陆游则有六首专咏诸葛亮的诗,有诗十四首与诸葛亮相关。与他们的千首诗作相比,这个数字确实微不足道,但是,如果把这个数字和其它诗人的相关作品数量相比较,则不难看出他们对诸葛亮的偏爱。不同时代的两位大诗人以同一个历史人物为题创作大量诗歌,如果简单地解释为偶然难免有失肤浅,如果对他们二人生活的时代与个人遭遇稍做分析,则不难得知答案。
就时代而言,杜甫与陆游二人都生活在一个乱离的时代,这使他们对诸葛亮这位安邦定国的忠臣良相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另一方面,杜甫与陆游都出身于士大夫之家,家庭的传统教育使他们都有着致君尧舜、救民水火的远大政治理想。但事与愿违,他们终生都未能一展雄才,只能空怀抱负,诗文终老,而诸葛亮则正是儒家兼济的典范,是君臣相得的最佳范式,所以这两位怀才不遇的诗人到四川后触景生情,自然就会生出无限的感慨。可以说,正是相似的时危世乱的时代背景和相似的怀才不遇的多舛命运使相隔近五个世纪的两位大诗人在情感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黄漳在《书放翁先生诗卷后》中说得很有道理:“翁为南渡诗人,遭时之艰,其忠君爱国之心,愤郁不平之气,恢复宇宙之志,往往发之于声诗。昔人称老杜为诗史,老杜遭天宝之乱,居蜀数载,凡其所作,无非发泄忠义而已。翁亦居蜀数载,然后归杭,其出处大致,存心积虑,旷世相符。”陆游在很多诗中都赞颂了杜甫的伟大胸怀,“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向令天开太宗业,马周遇合非公谁?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读杜诗》)这是对杜甫的感慨,也是对自己的感慨。就诗而言,杜甫和陆游都对诸葛亮充满了崇敬,在诗中对他的丰功伟绩和高洁品质进行了多方歌颂。
杜甫入蜀后,成都武侯庙、先主祠、夔州八阵图、白帝城武侯庙、先主庙,他都去过,睹物思人随处赋诗,创作了大量歌颂诸葛亮的诗歌。“诸葛大名垂宇宙”,“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咏怀古迹五首》)准确地概括了诸葛亮的功业和威名,更表达了作者对诸葛亮的倾慕之情。对于同时代的自己敬佩的英雄人物,杜甫也常以诸葛亮比之。房王官、严武、李光弼都为唐王朝的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杜甫就在诗中将他们比作孔明,表达自己的推崇之情。“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龙匣”(《故司徒李光弼》),“诸葛蜀人爱,文翁教化成”(《赠左仆射公严公武》)表达的是对他们功绩的歌颂,也是对诸葛亮的推崇。连诸葛庙中的古柏都让他久久难忘,歌咏再三,“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参天长。”(《古柏行》)作者晚年到夔州,看到武侯庙塑像残缺就给当时的官员递诗请修,诗人对诸葛亮的感情可谓深矣。
陆游自幼就有收复大志,深为诸葛亮的奇才和胸襟所打动,对诸葛亮的雄才大略推崇倍至:“少时谈舌坐生风,管葛奇才自许同”(《宿鱼梁驿五鼓起行有感》),“少年不自量,妄意慕管葛”(《自警》)。入蜀后,诗人拜谒诸葛庙,千载而下思其为人,感慨更深:“尚思忠武公,身任社稷重”(《谒汉昭烈帝惠陵及诸葛公祠庙》),“壮气河潼外,雄名管乐间”(《感旧》)。甚至认为他是千古奇才,远超战功赫赫的管仲:“出师一表千载无,远比管乐盖有余。”。而当他理想落空时,想起古人的风范,更是感慨万千:“千秋有管葛,看镜汗吾颜”(《昼卧》),“登堂骨高遗像,千载愧吾颜”(《感旧》)。
此外,他们诗中另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对诸葛亮的功业未就以及自身白首无功而发出的无奈悲叹。杜甫陆游都身处国家四分五裂的景况中,深切体会到国家的苦难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极度渴望国家的统一和安宁。但他们终其一生都只能看着国家在分裂的战火中日渐衰落,百姓流离。自己空有报国之志,却只能一生沉沦潦倒,宿志难伸,叫诗人怎不痛心疾首。伤心人别有怀抱,看到能大展略才的诸葛亮也终归壮志落空,更让诗人情怀悲切:“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蜀相》),“尘埃出师表,草棘定军山”(《感旧》)。杜甫的一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真是字字带血,千百年来令无数英雄扼腕。而更让诗人愤慨的是自己空有济世才和报国志,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国家沦陷,人民受苦,其悲又更胜于诸葛了,报国无门的诗人也只能将其发之于诗,“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才大难为用”(《古柏行》)、“论高常近迂,才大本难用”(《谒汉昭烈帝惠陵及诸葛公祠庙》)是他们的悲哀,更是那个时代共有的悲剧。
杜甫和陆游的诸葛亮诗在内容上有很多相同之处,但他们毕竟是相隔了五个世纪的异代诗人,他们的时代和遭遇不尽相同,才情胸襟也有差别,这就决定了他们的诗必然有差异。仔细地把他们的诗通读一遍,我们会发现杜甫的诗中对诸葛亮刘备的鱼水君臣关系情有独钟,而陆游却对此不甚注意,在他的诗中多次出现的是“出师表”。缘由何在,答案只能在他们的生平遭遇中去寻找。
杜甫是一个“窃比稷与契”的人物,少年时雄心勃勃,以为取功名如探囊取物:“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被杨伦评为“自是腐儒大言”,但这正是杜甫当时精神的真实写照。可惜的是,以这种幼稚的心态去取功名,即使他有解民倒悬的热情和才华,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唐才子传》和《新唐书》中都说杜甫“性褊躁傲诞”,《旧唐书》也说“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虽不尽可信,但空穴不来风,杜甫的性格过于刚直不讨人喜欢是确定无疑的事实。这是他诗人气质的表现,也是他仕途坎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然他不会在长安十年,四处献赋投诗却一无所得。后来他到了肃宗身边,依然按自己的想法行事,虽然有满腔的忠诚,但终不为当道所容,这对诗人的打击是很大的。杜甫的一腔孤愤无处发泄,寄之于诗,就是对刘备、诸葛二人关系的高度倾羡和赞扬,“君臣当共济,贤圣亦同时”(《诸葛庙》),“先主武侯同�宫”(《古柏行》),“武侯祠屋常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咏怀古迹五首》)等诗句都是杜甫这种感情的表达。
陆游虽也怀才不遇,但他的境况和杜甫又有所不同。宋王朝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朝代,文人地位相对优裕,陆游不至象杜甫一样“苦摇求食尾”(《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统治者对他的诗才也相当赏识,孝宗还特别召见他,因此,他的郁愤和感慨就比杜甫少一些。另一方面,由于从小所见所闻和家庭的熏陶使他抗金复国的爱国思想极为坚定。长大以后,亲临前线的经历使他亲眼目睹了抗金将士的战斗热情,也使他了解了北方人民在金人统治下的悲惨生活状况以及他们“忍死望恢复”(《关山月》)的急切心情,这就使他更加迫切地渴望收复失地。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身处于国家在异族铁蹄下分裂的特殊时代,陆游的心中时刻牵系的是北方失地的收复,他早年就在诗中意气风发地写道“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观大散关图有感》)。在蜀“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书愤》)的抗金生活更给了他终生难忘的记忆,晚年还念念不忘。在他的诗中“遗民”、“胡尘”、“王师”这些词的大量出现也反映了诗人收复北方的强烈愿望。直到临死,诗人对生死可以看得淡然,惟独对“未见九州同”却耿耿于怀,难以瞑目。而诸葛亮终其一生都在为统一北方而努力,《出师表》中的耿耿忠心感动了后世无数的忠臣烈士,其中“奖帅三军,北定中原”的决心尤其让我们的诗人陆游感动,将它引为至文。因此,在他的诗中对《出师表》一文再三强调:“出师一表通古今,夜半挑灯更细看”(《病起书怀》),“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书愤》),“凛然出师表,一字不可删”(《病起书怀》)等凡六次提及此文,可见诗人对此文印象之深刻,诗人对国家分裂的难以释怀也由此可以想见了。
另外,在陆游的诗歌中,很喜欢管葛并称,“管葛奇才自许同”,“管葛亦区区”(《老翁》)之类的句子很多,在杜甫诗中就很少见到了。管指管仲,战国时代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他辅佐齐桓公,击败六国,夺得了霸主的地位,并且,阻挡了北方少数民族犬戎对中原的侵犯,被孔子赞为“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因为宋饱受北方敌国金的欺凌,陆游对管仲击败北方异族的功绩极为钦佩,一想到自己的北击狂胡、收复故土的壮志,他就不能不想到这位保护了中原经济文化和人民安宁的前人。另一方面,唐“安史之乱”的发动者和主要力量虽然也是北方少数民族,但是他们是唐王朝管辖下的地方军阀,这次动乱主要还是一场下对上的叛乱。而且,不久之后安史叛军就被击溃了,因此杜甫对民族之间的矛盾就没有陆游那么深切的感受。
诸葛亮是封建时代士人的典范,他的功业和品德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封建时代的文人很容易到他那里去吸取精神动力,尤其是世乱身困的文人情思郁结,更容易在他身上找寄托,借古人酒杯浇自己胸中的块垒。杜甫和陆游正是诗歌发展高峰时代的两个典型代表,但由于他们有着种种不尽相同的遭遇和胸怀,他们的诸葛亮诗也就各有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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