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的外套，悲剧的内核
《阿Q正传》最突出的艺术特色，是用喜剧的外套，包装一个悲剧性的故事。阿Q的一生是悲剧性的，他的下场令人同情，令人感叹，但这一切又是通过阿Q日常生活中富有喜剧性的事件表现出来的。所以读《阿Q正传》时，人们往往被阿Q可笑的言行逗得忍俊不禁，可是掩卷沉思，又不免悲从中来，为阿Q的不幸遭遇而唏嘘叹息，也对残暴的统治者切齿痛骂。悲剧因素与喜剧因素在小说里相互交织、融合，构成这篇小说最大的艺术特色。
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鲁迅曾经给悲剧和喜剧下过定义。他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阿Q的被压迫者的地位和他身上具有的勤劳吃苦的劳动人民的优点，以及他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无疑是“有价值的东西”，他一生备受剥削，人格屡遭污辱，最后又惨死于冤案，这样的命运遭际更加令人同情，他的死令人痛心。但同时他身上确实又存在许多“无价值的”东西，尤其是他的精神胜利法，他的欺软怕硬，他的狡猾无赖等等，在小说里显然遭到作者的否定和批判。小说正是在悲剧性和喜剧性相互映衬下展开了艺术描写，使作品读起来更加令人感到心酸，使那悲剧性的东西更加令人深思。
这篇作品悲剧和喜剧交织融合有两种表现。一是作品的前面大部分章节喜剧性较强，集中表现在“优胜纪略”“续优胜纪略”和“恋爱的悲剧”三章中；而后面两章的悲剧色彩越来越浓，喜剧色彩越来越淡，尤其到了“大团圆”这一章，读者几乎笑不出来了。这是作者写作过程中表层的由喜到悲。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喜剧情节中包含着悲剧的因素，比如，赵太爷不准阿Q姓赵打他嘴巴的情节，表面看起来是一个喜剧性十足的场面，但骨子里却是悲剧性的，说明阿Q地位之低下无以复加；又如阿Q被赵太爷剥夺了生活来源之后，阿Q去静修庵觅食的情节，表面看起来似乎是个喜剧，跳进菜园时可笑的动作和表情，被老尼姑发现时的无赖相，以及被狗追赶后的落魄相，都令人捧腹大笑，但笑的背后却是令人鼻酸的阿Q的可怜。小说中这样的情节比比皆是。
阿Q正传即使喜剧也是一部悲剧，喜的是阿Q 的精神胜利法，悲的是当时那种亡国奴和愚昧的腐朽思想意识。但我觉得正传的悲剧性要重一些，鲁迅写它的目的主要是利用阿Q批判当时人们的奴性意识和思想，启迪人民觉醒，更是揭露了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的人民，受尽各种压迫而不得不靠思想精神的满足来填补心灵的恐惧和空虚这一悲哀。所以我觉得阿Q正传悲剧性要大于喜剧性。
首先一点，我觉得当我们谈论鲁迅的这部著作应该被划分为悲剧还是喜剧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以鲁迅个人给悲喜剧下的定义来判断他的作品，这缺乏一种客观性。不过这点暂时不提，我们就权且退后一步，暂时以他的这种定义来继续我们的思路。
在鲁迅看来，所谓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喜剧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人看。这里首先要谈的是鲁迅此处提出的有价值与无价值是把人性给切分成这两部分再来研讨的，我们不能把它们当成完全独立的两个个体。
问题：为什么不能把有价值和无价值的东西当成完全独立的两个个体？
解答：我说这句话的前提是你们相信“存在即合理”，那么一切存在的都是有价值的，则无价值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而当我们谈论东西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把虚无作为谈论的对象，我们只会针对一些实体或抽象的理念来进行探讨，那么问题就来了，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喜剧就不存在了，因为它研究的对象是无价值的，而无价值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则喜剧研究的对象不存在，那么当然喜剧自身也就不存在了。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只能设定有价值和无价值的东西是同源的，无价值的和有价值的一样都是一种存在的理念。
解决完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刚才的思路，在这部著作中，阿Q身上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这点我到现在还没有发现。有人说是革命性，这个解释很明显是不靠谱的，因为阿Q的革命性实际上是打一个引号的，它是一种荒唐的，不具备实质性的革命性。又有人认为因为阿Q在后来形容人的眼睛为狼的眼睛，所以认定他还是可以觉醒的，只是因为身边的环境没有一个真正的勇士引导他，这个观点不能说是错误的，但有其不合理的地方。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并不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人自身的变坏不能完全归咎于环境，人应当与环境斗争，明确环境影响和人的道德义务的界限，我们不应当推脱自己应付的责任。
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在阿Q身上没找到，或者说只找到了一些勉强可以称之为其的。而无价值的东西是明显的，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国民劣根性：精神胜利法。那么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鲁迅给悲喜剧下的定义，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可这种有价值的东西我们都说不清楚，也不能具体论证。喜剧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人看，这种无价值的东西我们已经很容易的看出来了，那么这部著作在鲁迅的定义中还能被称作为一部悲剧么？
上面这么多论述都是退了一步以后，再来论证《阿Q正传》其实是喜剧而不是悲剧的。现在我们要上前一步，走到一个众生平等的位置，再进行一番阐述。这次我们得用西方对悲喜剧的看法来客观的给这部著作作一个认定。所谓悲剧实际上是说人与社会外在环境的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它把人的理想与愿望赋予主人公，使之成为一个善的载体，而后让这个载体在情节的流淌中不断的受到外界的影响，以至于自身善的沦落与泯灭，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使人关照人性。而所谓喜剧是以一种荒诞不羁的手法，把人最丑陋最肮脏的一面给轻松的呈现出来，而后以这样的姿态来刺激读者，使人产生一种深刻的自省。
按照西式的这种对悲喜剧的划分标准，我觉得真正能算作悲剧的除了古希腊的最初也是最典型的悲剧以外，还应该包括像《包法利夫人》和《苔丝》这样的作品，这种作品通过爱玛和苔丝这样本质上是善的人在外界的种种复杂影响下，最终却只收获了一个悲剧下场这样的艺术形式来展示人与环境的矛盾甚至于力图解决这种矛盾。而《阿Q正传》显然与这种定义下的悲剧不吻合，它不是一个从上至下的跌落，社会所给予阿Q的影响仅仅是一次又一次的把他的劣根性给展示出来罢了，所以在我看来，这部作品应该被划分为讽刺喜剧。
最后再谈一点，我们到底为什么会没来由的觉得并且有些人很可能是一根筋的笃定这部作品是悲剧呢？这是因为我们在很久以前就认识了悲剧这个词，但我们在学习它的时候并不研究它在文学上的定义，而是以一种情感上的感受来接受它的。这种局面一旦形成，它就会在我们的脑海里先入为主，当我们看到一个具有悲剧性的作品的时候就认为它是悲剧，这是不对的。悲剧是有其自身严格定义的，它与悲剧性没有关系。
所以如果要我以一种比较科学比较能让人接受的口吻来认定《阿Q正传》的话，我愿意把它表述为一部：伟大的具有悲剧性的讽刺喜剧。
论《阿Q正传》的悲喜剧艺术和讽刺艺术
《阿Q正传》所用的讽刺笔墨是很精练的。这种精练，除了文字的简练之外，主要表现为作者善于从生活中选择、提炼最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或细节。作品中赵秀才与假洋鬼子到静修庵“革命”的一段描述，不过二百多字，含义却十分深刻，把人物丑恶卑劣的灵魂揭露得淋漓尽致，真是绝妙。这两个反动人物的“革命”行动是这样荒谬不经，但又完全符合他们的身份、处境和思想性格的逻辑发展，令人可信，既是夸张的，又是真实的，高度典型化的。还应指出，这个生动真实的情节之所以含义格外深远，还由于它具有象征意义，反映出了武昌起义后的社会本质：一方面是赶跑了清朝皇帝，一方面是各种反动势力纷纷乘机篡夺革命果实，照旧骑在人民头上。在未庄，“革命”就表现为打碎了静修庵里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老尼姑被当作清政府，挨了赵秀才们“不少的棍子和栗凿”，庵里又不见了一个宣德炉。这是多么辛辣而又意味深长的讽刺。
这样的描写，在作品中并非仅见。革命风声传到未庄时，赵太爷与阿Q对话的描写，多为人们所称道。一向不把阿Q当人看待的赵太爷，居然怯怯地迎着阿Q低声叫“老Q”了。几句对话，把阿Q飘飘然的狂态和赵太爷的惶恐狡猾，都神情毕肖地表现出来了。还有，《不准革命》一章中，假洋鬼子“白着眼睛”对几个闲人胡乱吹牛，同样是让人物通过言语动作，“将自己的魂灵枭首通衢”，丑态毕露。这些都显示了鲁迅的深刻洞察力，高超的捕捉形象的本领和杰出的讽刺才能。
有时，作者信手拈来的词语，也尽收讽刺之效。《续优胜记略》写阿Q挨了假洋鬼子几棍子，却去向小尼姑泄愤，调戏她，以博得“赏鉴家”的大笑而得意，作品最后写道：
“哈哈哈!”阿Q十分得意的笑。
“哈哈哈!”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
细细咀嚼，“九分”这个生造的词，既略带幽默地鄙夷了“酒店里的人”，联系上文“十分”，又鞭挞了阿Q。
在《阿Q正传》中，对阿Q，由于着力剥露其精神胜利法，作者一反其他作品的写法，结合人物的言语、行动，用了较多的心理描写。平时的一闪念不说，仅就他躺在土谷祠里的几次思想活动描写来看，就深化了人物的性格，推动了情节的开展。一次是他赌赢的钱被抢走了，如有所失地走进土谷祠，头一回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但他立刻又转败为胜：自己打了自己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样。这表现他的精神胜利法较前又有了新的发展，使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永远“胜利”。一次是在拧了小尼姑的脸以后，他飘飘然飞了大半天，翻进土谷祠，竟然有些“不能收其放心”，合不上眼了。这次想女人的心理活动，导致了阿Q的“恋爱的悲剧”。再一次是革命风声传到未庄，阿Q和赵太爷对话之后，飘飘然回到土谷祠酒已醒透，说不出的新鲜和高兴，“他的思想也迸跳起来了”。这一番关于造反的胡思乱想，是阿Q似的革命党的灵魂的写真，也为阿Q日后的“大团圆”埋下了伏笔。作品有关人物心理描写，也增强了作品的喜剧色彩和讽刺力量。
鲁迅在小说里，一般总是让思想倾向从场面情节中自然流露出来，不直接出面对作品中的人物事件进行主观的评价。但《阿Q正传》有例外。它虽然也有不少“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写法，但因是为阿Q“立传”，而根据纪传体的通例，对于所传之人，可以议论评价，因而作者在一些地方直接出面评论。第一章序言，说明立传缘起，除了描述阿Q身世之外，还借题发挥，讥评时弊。以后各章，在描写、叙述阿Q行状和其他人物的言行时，也不时加以剖析。如说到阿Q挨打，本来阿Q是无辜，众人却认定错在阿Q。“所以者何？就因为赵太爷是不会错的。”又阿Q挨了赵太爷打，众人为何反而仿佛格外尊敬他呢？一则怕他真是赵太爷本家，二则也如孔庙里祭祀用的太牢一般，虽与猪羊同是畜生，“但既经圣人下箸，先儒们便不敢妄动了”。正是这种迷信心理，使人们认为赵太爷必不错。经作者一评点，把社会上的趋炎附势和盲目的习惯势力的荒谬，都揭露出来了。在叙述阿Q永远得意时，评曰：“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既讥讽了阿Q，又把阿Q精神与当时的一些国粹家挂上了钩。又如阿Q由于拧了小尼姑而想女人，作者用反话评述道：“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一方面讽刺了“男尊女卑”的封建教条，另一方面又讥讽了无耻的假道学先生们。这类作者出面的议论剖析，是与人物的言语、行为和心理活动的描绘糅合在一起的，不仅没有累赘之感，而且是作品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有点像相声中捧哏儿的语言，把隐藏在人物言行思想活动深处不易为读者看出的东西，加以评点，能引导读者去思考此中的丰富内涵；或者由此作适当的引申，引导读者去联想类似的其他现象和事物。这些地方，语言极为精粹，幽默，辛辣，三言两语，就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显示了鲁迅的独特语言风格。
我们着重论及了《阿Q正传》的讽刺喜剧特点，但决不意味着否定作品的悲剧因素。就阿Q的思想性格来说，主要是个否定性形象；但就其社会地位和命运来看，又值得人们同情。“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阿Q的求生愿望终于被毁灭，他的人格被别人和被自己糟蹋，确也使人感到惋惜。鲁迅在创作时，不仅动机和目的是严肃的，心情也是沉重的，他深深地为民族为人民忧虑。他一再对改编者说：“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在逝世前不久又说：“《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搬上银幕以后，大约也未免隔膜，供人一笑，颇亦无聊。”如果把《阿Q正传》主要当作悲剧理解，以为作者对阿Q主要是“哀怜”；或者把它看作滑稽剧，以为只是滑稽可笑，那就与作者的本意和作品的实际相去很远了。
累死了，不满意也没办法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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