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春秋》讲的是什么内容【越详越好】

孔子的《春秋》讲的是什么内容【越详越好】还有诗书礼乐,谁有这些资料?

《春秋》,又称《麟经》(《麟史》)。是鲁国的编年史,经过了孔子的修订。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一书的史料价值很高,但不完备,王安石甚至说《春秋》是“断烂朝报”。亦是儒家经典之一。 史书
  在中国上古时期,春季和秋季是诸侯朝觐王室的时节。另外,春秋在古代也代表一年四季。而史书记载的都是一年四季中发生的大事,因此“春秋”是史书的统称。而鲁国史书的正式名称就是《春秋》。传统上认为《春秋》是孔子的作品,也有人认为是鲁国史官的集体作品。
  《春秋》中的文字非常简练,事件的记载很简略,但242年间诸侯攻伐、盟会、篡弑及祭祀、灾异礼俗等,都有记载。它所记鲁国十二代的世次年代,完全正确,所载日食与西方学者所著《蚀经》比较,互相符合的有30多次,足证《春秋》并非古人凭空虚撰,可以定为信史。然而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它在文字上难免有论脱增窜之类的问题。
  《春秋》最初原文仅18000多字,现存版本则只有16000多字。在语言上极为精练,遣词井然有序。就因文字过于简质,后人不易理解,所以诠释之作相继出现,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其中左丘明《春秋左氏传》,公羊高《春秋公羊传》,榖梁赤《春秋榖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列入儒家经典。现《春秋》原文一般合编入《左传》作为“经”,《左传》新增内容作为“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为春秋作传者共5家:
  《左氏传》30卷;
  《公羊传》11卷;
  《榖梁传》11篇;
  《邹氏传》11卷;
  《夹氏传》11卷。
  其中后两种已经不存。公羊传和谷梁传成书于西汉初年,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所写,称为今文。左传有两种,一种出于孔子旧居的墙壁之中,使用秦朝以前的古代字体写的,称为古文;一种是从战国时期的荀卿流传下来的。
  公羊传和榖梁传与左传有很大的不同。公羊传和榖梁传讲“微言大义”,希望试图阐述清楚孔子的本意(作者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有人认为有些内容有牵强附会的嫌疑。左传以史实为主,补充了《春秋》中没有记录的大事,一些纪录和《春秋》有出入,有人认为左传的史料价值大于公羊传和榖梁传。
  至迟自西周起,就有太史记载国家大事;在每一季的开始,一般要写“春”到“秋”四季的季节。但古人重视春季和秋季,因此把国史记载叫做《春秋》,这可能是“春秋”作为史书名的来由罢。现存《春秋》,从鲁隐公记述到鲁哀公,历十二代君主,计二百四十四年(依《公羊传》和《榖梁传》载至哀公十四年止,为二百四十二年,《左传》多二年),它基本上是鲁国史书的原文。
  相传《春秋》之书出于孔子之手,旧时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之说。但后世亦有不同说法,清人袁谷芳《春秋书法论》说:《春秋》者,鲁史也。鲁史氏书之,孔子录而藏之,以传信于后世者也。石韫玉《独学庐初稿·春秋论》也说:《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春秋》共十二公之事,历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家自为师,人自为学,则其书法,岂能尽同?虽然春秋之作者有争议,但其经过孔子之手修而改之,则无大异。事实上,春秋作为一鲁国的史书,其作用早已超出史书范围,春秋用词遣句“字字针贬”成为独特的文风,被称为春秋笔法,为历代文代史家奉为经典。《春秋》所记,是二百四十多年的春秋各国大事,目前所存全文,不过一万六千多字,但据曹魏时的张晏和晚唐时人徐彦引《春秋说》,都说是一万八千字(张说见《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徐说见《公羊传·昭公十二年疏》引),可见《春秋》原文,从三国以后脱露了一千多字。很多大事漏记。
  因为《春秋》是粗线条的笔墨。为补这一遗缺,后来又出现以春秋为主本的《传》,即现今流传下来的《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和《春秋左氏传》三种,并称春秋三传。《传》的《春秋经》文字基本上相同,也有一些差异,传文按年合并,先经后传。本栏春秋为单行本,其他三传请到本书馆十三经栏目阅读或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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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3-09-12
春秋》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按年记载了春秋时鲁国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或十六年间(前 722~前481或前479)的历史大事。该书略有残缺,尚保留一万六千多字。其纪年依据鲁国,记述范围却遍及当时整个中国。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天文气象、物质生产、社会生活等诸方面,是当时有准确时间、地点、人物的原始记录。如它记载的三十七次日食,就有三十次同现代天文学推算完全符合,证明《春秋》确是当时信史,绝非后人所能杜撰。

旧说《春秋》为孔子所作。但近代学者研究证实,它应为鲁国历代史官世袭相承集体编录。因早在孔子出生前就有《春秋》流传,并已具备约定俗成的一套传统义例,即所谓“书法”。当时晋、齐、楚、宋等国均有这样的史官建置和类似的史书编著,其体裁及“书法”也大体一致。《春秋》所以能记载各国大事,就是这些史官相互通报的结果。另外,《春秋》中有违反“书法”、为权位开脱罪责的曲笔讳饰之辞,也有与孔子观点相反的记载,还有一些缺文讹误,甚至记录了孔子的生卒年。这些都说明《春秋》不可能是孔子所作。

《论语》、《左传》中都记有孔子对春秋时代历史人物、事件的评述,可见这是孔门弟子研讨的重要内容之一。当时正值社会剧变,礼坏乐崩,“天子失官”之时,原属官府掌管的《诗经》、《尚书》、《春秋》等典籍散播民间,成为孔门教学的宝贵资料。将世代相传的国史《春秋》作为教材,转抄流布,大约便是孔门后学所为。传说孔子晚年的高足弟子子夏即为擅长《春秋》的大师,而将孔子生卒记入《春秋》也当出于孔门后学对先师的敬意。孔子虽不曾编写过《春秋》,但讲述研习《春秋》却应肇端于孔子。

现存《春秋》分别载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经文大同小异。《春秋》经文极为简略,每年记事最多不过二十来条,最少的只有两条;最长的条文不过四十余字,最短的仅一二字。显然这只是若干历史事件的目录标题。这是由于当时的历史尚以史管口述为主,文字记载仅属起提示作用的备忘录。《春秋》虽然简短,却记载了准确的时间、地点、人物,从而赋与史官的口头讲述以信史价值,这已是史学发展上的巨大进步。然而由于《春秋》叙事过简,亦被后人讥为“断烂朝报”。《左传》以大量翔实丰富的史实,弥补了《春秋》的不足。但在政治方面,《春秋》又具有不可与《左传》等同的意义。汉以后,《春秋》被尊为孔子编撰的圣经,在政治上、学术上处于至高无上的尊位。历代不少儒生对它曲解依托,尽情发挥,使它在经学和史学领域,以至政治生活方面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参考书目 洪业:《春秋经传引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徐中舒:《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左传选》后序,中华书局,北京,1963。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中华书局,北京,1981。
第2个回答  2013-09-12
春天和秋天的故事
第3个回答  2018-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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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个回答  2013-09-12
作品性质 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一部蕴涵着作者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学著作,这是从先秦孟、荀 史书到两汉马、班诸家一致的正确看法。两汉以后,今文经学衰微,学者多受古文经学门户之见的影响,错误地视《春秋》为历史学著作,并由此引发了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春秋》性质之争。
  围绕《春秋》是历史学著作还是政治学著作这一问题,千余年来先后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一、传统今文经学家的正确观点,即以《春秋》为政治学著作,持此说者如清人皮锡瑞,近人徐复观、吕思勉、胡适等;二、古文经学家及近代“古史辨”派学者的观点,即认为《春秋》是历史学著作,古文经学家如晋人杜预,近人钱玄同、顾颉刚、刘节等人坚持这种看法;三、调和说,即认为《春秋》“亦经亦史”,持此说者如钱穆、雷戈。就“亦经亦史”的说法,钱穆认为《春秋》是一部“亦经亦史的一家言”,理由是古无经、史的区别,经、史之分是后代才有的观念,“若我们定要说《春秋》是经非史,这实在只见其为后代人意见,据之以争古代之著作,未免搔不着痛痒”。然而关于“经史不分”之说这点,钟肇鹏先生曾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一文中专门加以辨析,并阐明了中国古代经史有别、史先于经的观点。 写作动机孔子“作春秋”的原因,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余(太史公)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马迁对《春秋》极为推崇:”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学术界对于《春秋》的史学价值存在质疑。胡适认为:“《春秋》那部书,只可当作孔门正名主义的参考书看,却不可当作一部模范的史书看。后来的史家把《春秋》当作作史的模范,便大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的宗旨在于‘说真话,记实事’。《春秋》的宗旨,不在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实事的评判。”徐复观先生也说:“可以断定孔子修《春秋》的动机、目的,不在今日所谓‘史学’,而是发挥古代良史,以史的审判代替神的审判的庄严使命。可以说,这是史学以上的使命,所以它是经而不是史。”
  然而史料记载中并没有对《春秋》的历史记载产生怀疑。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6�1序》中说:“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朱熹说:“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
  春秋记史的笔法与史记不同。司马迁明确指出:”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但春秋的“微言大义”并不意味着其“言”是失实的。张京华有这样的评价:“如果说‘良史’、‘实录’代表了古代史学的基本原则,‘微言大义’则是代表了古代史学的最高境界。”也许正因如此,《左传》才会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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